第113章新的动向（下）
何仇的改革是从术阳开始的，到目前为止，这为期即将4年的改革，让术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97年以前，术阳经济排全省倒数第一；全县38个乡镇有8个是省级贫困乡镇；全县工商业普遍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基础设施薄弱，断路、缺水、少电是家常便饭；城市化水平极低，全县城镇楼房面积仅有11万平方米，城镇人均拥有楼房面积不到1平方米；县城面积仅有6平方公里，还包括无数露天大垃圾堆、违章建筑和5条不知淤积了多少个年代的臭水河。另外，沭阳人还喜欢上访，动不动就将官司打到省里和京城，闹得一位在政务院信访办工作的术阳人多少年不敢回老家。
人们都说，像这样的穷县、乱县，神仙来了也救不活。历史上曾经担任过术阳知县的文学家袁枚在为术阳编写的县志上，劈头第一句就写到：“术阳民好诉讼，性懒惰，思赌博，好争斗。”在术阳街头有座三匹马的塑像，被当地百姓戏谑为：“三匹马，没方向，一匹去京城告状，一匹去金宁要账，一匹去下乡扫荡。”
整个术阳像一匹无缰的老马，没有方向，也没有奔头。这些现状，有些是萧宸等一行调研组通过询问得来的，也有一些资料包括当年的城区各自照片可以证明。
然而萧宸看见的是今天的术阳。中央党校地厅级干部进修班调研组一行刚刚进入术阳县城，便看见一条泛着碧波的河流穿城而过，这条河叫术河，术阳就因位于这条河的北岸而得名。与术河并行的是一条从开发区通往城区的笔直大路，沿路每个交通岗都有一个英姿飒爽的女交警，指挥动作干净利落。沿着这条大路向城区走去，可以看到一片片竣工不久的和正在封顶的商品房、颇有现代感的大厦和商城。整个县城只剩几处零星等待拆迁的平房代表着术阳的过去。
1997年以来，术阳县超常规发展，1998年的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分别比1996年增长了72.7%、41.6%和40.4%。有一位曾在5年前来过术阳，因为这里的脏乱差和打架斗殴被吓跑的外地投资商5年后重返术阳，看到术阳的变化后非常惊异，一连5天晚上转遍城区的大街小巷，竟未发现一起乱扔纸屑、乱爬栏杆和打架闹事的。欣喜之余，他坚定地将资金投在了术阳。
1999年元月，华共宿豫市委发出了“全市学术阳”的号召；同年4月，省、市研究室联合对术阳1997年以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调研，认为“术阳三年前似乎没有指望，三年中谱写了五大篇章，三年后发展大有希望”。同时，仅1998年以来术阳就接待了来自外省市的领导和参观考察者220多批，4800人次。
何仇出生在江东盐渎市临海县的农村，父母都是农民，家里原本有8个孩子，因为穷，死了2个。在他5岁的时候，亲眼看着自己的一个弟弟因为没钱治病死掉了，而自己能上学也是牺牲了三个姐姐的上学机会才换来的。1993年他的家是全村最后一个从草房改为瓦房的。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农村娃，他了解农村的一切，也想改变这一切。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何仇像所有那个年代向往知识的青年一样，一头向知识的海洋扎去。为了实现改变农村面貌的愿望，他报考了江东农学院，学习植物保护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省农科院工作，3年后就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1986年，何仇被下派到彭城丰县挂职锻炼两年半，静心研究农村问题。
1996年12月8日，39岁的何仇以华共宿豫市委常委、副市长的身份兼任术阳县委书记。应该说，当时何仇很清楚地认识到他所面临的使命有多么艰巨。至于为什么将这块烫手的热山芋接下来，他曾说：“天下最真实的官只有两个，一是宰相，一是县官，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有改革的空间和余地。”——这句话前半句不是何仇首创，但后半句是。
在接受任命以后，一位曾经在术阳工作过的老同志万分感慨地对他说了四句话：“来术阳之前我的体重是120斤，走的时候只剩107斤；来术阳之前我是一头黑发，走时则一头白发；来术阳之前我精力充沛，走时已经筋疲力尽；术阳是个大染缸，你掉下去必死无疑。”老同志这四句话深深刺痛了何仇，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来考虑如何清理这个“染缸”，最终得出两条结论：第一是越乱越落后的地方越需要强硬的执政手段，否则必然被拖入泥潭不能自拔；第二是术阳的落后根源于制度的落后，术阳的改革必须通过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来保障。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何仇来术阳不到一年就放了5把大“火”。
何仇到术阳后烧的第一把火是整治环境和交通。何仇初到术阳时觉得这里就像一个大垃圾堆，整个县城破烂不堪，他上任后晚上夜巡城区，结果在路边4次踩到大便！
于是，12月16日，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城区环境整治工作会议，动员全县机关干部每人当一周清洁工，随后打响了一场以“干干净净过元旦，整整齐齐过春节”为口号的全城大清洁活动。清洁活动整整持续了一周，这让所有术阳的干部和百姓一下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热爱家乡，美化家乡上。全县5000多干部当一周清洁工还不算，这次会议还规定，所有财政供养人员必须利用周末进行义务奉献劳动，这一规定整整持续了两年，为全面整治县域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奠定了基础，开了个好头。
虽然术阳地处苏、齐、徽三省和彭城、淮阴、港城三市大小三角的中心，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又处于多条铁路干线和国道的必经之处，但却始终没有享受到交通便利的好处。有一天，何仇到圩乡调查，正赶上大雨，进村的道路积水很深，车子无法进村，他们只能在村口等雨停。何仇看到路边一个老大娘正在卖茶叶蛋，于是就和大娘搭讪：“你为什么不到县城里卖呀，那里价格会高一些呀。”大娘答道：“去县城太不方便了，好鸡蛋到了县城就成坏鸡蛋了。”
这句话使何仇更深刻地认识到“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的道理。1997年以前的术阳几乎“无路可走”，全县黑色路面只有56公里，其中的34公里严重破损，人均拥有量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1/8；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民间俗谚说“汽车跳，术阳到”。1997年6月19日，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全县交通建设动员大会，宣布同时开工改造铺设X05国道、术宿路、术海路、X04省道、X07省道共5条152公里公路，吹响了交通大会战的号角。1998年和1999年，术阳又在此基础上对城乡结合区域267公里的公路进行了黑色化改造。到如今已经接近99年底，全县共改造和铺设黑色路420公里、水泥路156公里、乡村砂石路1400多公里，分别是1996年以前的9倍、11倍和7倍，初步实现了市县公路等级化、县乡公路灰黑化、乡村公路砂石化、全县公路网络化。
另外，萧宸特别关心的一点是，在1997年，何仇在术阳试行干部任前公示制，这一做法引起轰动，华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夏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华共中央党校校长顾挽澜同志十分关心此事，对此作出长篇批示。萧宸知道，别看这个制度在目前来说被许多干部当成心头刺，但再过两三年，何仇最先搞出来的这个干部公示制就要被写进《党政领导干部任免条例》，在全国推广。而且萧宸本人也是支持这个办法通过中央、中组部全面推进的。
“何仇现在是市委常委兼术阳县委书记，基本上还是只能管得了一个术阳县，他没法站在整个宿豫市的角度来把全宿豫都带动起来，这样即便我调任苏南，两地的对比也是不公平的，更何况……”萧宸笑了笑：“或许还有人哪我跟他对比吧？那更不合适。”
游靖以为萧宸是不乐意被拿来跟一个县委书记做对比，不禁笑了一笑：“怎么，不会不敢接这个挑战吧？”
萧宸微微一笑：“你知道这样的激将法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作用的。”
“哈哈。”游靖哈哈一笑，道：“我当然知道，嗯……不过怎么说呢。其实何仇跟你在某些地方还是很像的，比如思路和目的上。当然你们所使用的手段不同，他更激烈一点，而你更温和。何仇是觉得术阳已经到了最差的境地了，所以干脆不破不立，铁腕出手，毫不犹豫，不成功便成仁地发动改革。而你在当初的鼎清区，你所面临的情况跟何仇差不多……”
萧宸这时候打断道：“我面临的情况比他要好，鼎清区的基础虽然也很薄弱，但至少当时的商业上还有一点点基础，而民众的精神面貌也好一点。”
“好，好。”游靖本是客气一点说，既然萧宸不在乎，他也就直说了：“是，你接手鼎清区的时候，鼎清区的经济状况比术阳是要好一点，朗柳在潇南的情况，也比宿豫在江东要好一点，但是有一点你没有提到，你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比不上何仇。他是以市委常委的身份兼任的术阳县委书记，在术阳县委拥有绝对的权威，可是你不同，你是一个空降干部，在潇南……不说潇南，就说在朗柳，一点根基都没有。而且你又不是书记，甚至不是区长，只是一个分管经济的副书记，你在鼎清区委的权威远远比不上何仇在术阳县委，这一条优劣分别线，可以把你们所处的经济优劣中和起来，所以你们的环境，在我们看来基本上差不多。”
萧宸无所谓地笑了一笑，不置可否。其实他觉得这种对比并不是很合适，虽然其现状的确是存在的，但这种对比的衡量方式很值得商榷，根本没有什么硬性对比，只是凭感觉说“差不多”，不过萧宸也知道，这个不是重点，所以并未再次打断游靖的话来反驳什么。
“既然你没意见，那么我们来看看你们的成效。术阳的情况你已经实地考察调研过了，而鼎清区的情况我想你肯定比我更熟悉，我只想说，这两个县区的情况，都可以说是在数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们在经济工作上的差别非常大，而正是这个差别，使得江东省委特别希望你能来江东——小宸，江东是经济大省、强省，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路在何方，江东希望能率先模出一条路来。”
萧宸知道所谓他和何仇在经济工作上所走道路的不同是不同在哪里。
何仇的经济改革是从改变产权制度入手的。1997年11月30日，术阳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企业改制和个体私营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按照“彻底改”的原则，全面推行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并规定县、乡两级不许再办纯国有、纯集体项目。何仇是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国企破产的，到现在为止，在全面推行产权制度改革后的短短两三年之中，术阳县的纯国有、纯集体的企业已经少得可怜，而何仇还在继续督办此事，现在私营个体经济成为县里经济的支柱，上缴税收占工商总税收的73.3％，占财政收入的55.6％。
然而在改革开始的阶段，术阳的百姓是吃了苦的。从定期完成拆迁规划改造旧城建筑，到所有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扣除工资总额的10％～2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发动全民搞交通建设；从县里所有职别的公务人员三分之一轮岗去经商，到凡是有敢在规定时间完不成交办任务的大小官员一律离岗的如山铁令。为了尽快点燃这几把火，何仇创造了“何仇速度”。以下的一组数字告诉了人们什么是“何仇速度”——到目前为止，术阳共启动民间资金12亿元，新建小城镇楼房276万平方米，是1996年底城镇楼房总数的32倍；新增城镇人口23.5万，人口城镇化率从7.5％上升到22.1％；术阳城区新辟街道33条，新铺水泥路52万平方米，新建楼房178万平方米，新增公共绿地168万平方米……一座全新的县城出现在术阳百姓面前。
可以说，何仇的办法简单说就是用一时之痛，换长期的舒坦，只是这个一时之痛……的确有些太痛了。
萧宸的方法则要温和许多，鼎清区的官风被萧宸从歪路还是往正途带了以后，萧宸利用手里的资源，招商引资和扶植本地龙头企业两手一起抓，使得鼎清区的经济连年暴涨，以至于当时省计委甚至派人到鼎清区查账——他们担心那样高的GDP增长速度又造价的嫌疑。然而事实证明没有。
在经济上去的同时，萧宸大力抓的也是市容市貌和园区的综合治理。接着市里争创全国文明卫生城市的东风，萧宸在整治市容市貌上所花费的精力显然不会比何仇多，但效果同样明显。而萧宸最大的优势是，他没有因此勒紧全区人民的口袋，没有让他们为改革支付成本。所以同样是搞出大的政绩，同样是在本地群众中口碑极好，但何仇在外界有极大的争议，而萧宸却几乎是一边倒的褒扬——除了这次执意进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使得某些媒体对他此事的前景不怎么看好外，萧宸简直没有受到过任何刁难。何仇的改革曾一个半月内被“政治杀伤力极大”的《焦点访谈》聚焦三次，受到相当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而萧宸正好相反，他的多篇关于改革的文章被理论动态作为内参发表，《人民日报》数年内先后三次就萧宸任内的改革发表头版社论为萧宸和“萧宸们”叫好打气——这几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改革。
萧宸这一次跟何仇也是有过短暂的交谈的，虽然实际上谈得并不深入，但何仇的一句话让萧宸知道了何仇的施政手段，他说：“华夏要在五十年内干好西方国家三百年才干出来的事，什么都去跟老百姓解释，那除了解释就不用干别的事了。”
有人说，这是以“人治”代替“法治”。萧宸作为一个坚持法治的政治人物，他也同意这个看法，但他并不因此完全否认何仇的说法不正确。华夏和印度的差距可以看出，没有权威，只谈民主，这样的民主是办不成事的。同样在市里修一个天桥，华夏的人如果政府决定搞了，考察论证一星期月，审批一个月，半年修好，天桥投入使用，全市人民都受益了。而在印度，政府想修，论证一个月，然后问周边居民，一部分居民不同意，于是搁浅一年，第二年政府又想起这个事了，继续论证一个月，然后问周边居民，还是有人不同意，于是再搁浅……结果八年后，天桥的规划还是一个规划，交通拥堵、车祸频繁依旧。
可见有时候，一定程度的集权是需要的，但是萧宸担心的是，这个集权也得有个度。在他看来，如何仇这般，强行扣下全县公务员的工资的百分之多少用来满足行政改革，即便他完全理解何仇的苦心，也依然觉得是错误的。
萧宸历来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政府该做的事情由政府来做，绝不能由群众来买单。老百姓是交了税、守着法的，在这个基础上，甭管是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都该是政府干的事情，凭什么让老百姓再掏一次钱？这就好比一个人去饭店吃饭，他已经付了饭钱，结果你饭店装修、请大师傅甚至买菜的钱还来找他收，那自然怎么都是说不过去的。
而在对待国有企业改革上，萧宸和何仇两人的方式更加不同。何仇很彻底，就是一竿子卖到底，所有的国企都不要了，全卖掉，卖干净拉倒，全体走私营的道路。
而萧宸则是坚持能救的救，不能救的改。用什么办法救呢？制度，改掉行政干涉企业的制度，你能领导这个企业赚钱，你来做；你不能领导这个企业赚钱，你下台。做得好，赚了钱，你也分红；做得差，亏了钱，你也蚀本。这就是萧宸的原则的一个简单说法。虽然同样是借鉴外国的经理人制度，但萧宸也同时借鉴了外国的国企经理人制度，萧宸现在要干的，也是最有难度的，实际上就是让政企合理分离而已。而何仇不知是没这个功夫干这事，还是觉得这根本不可能办到——亦或者别的什么理由，他选择了直接卖光。
萧宸掐灭烟头，微微一笑：“江东省委要是能说通中组部，我反正是服从组织安排的。”
游靖的笑容顿时浮了出来。
萧宸也笑了。
就让我们再花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看看究竟哪条路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