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国勇站在收款处旁边，用收款员那天下午给他的收据取出了钱，他将钞票换成相同的筹码，分别装入左右两个衣袋。然后他从拥挤的桌子中间慢慢穿过去，来到赌室大厅。
那儿，一张宽大的巴卡拉牌桌放在铜栏杆的后面，桌旁已坐了人，牌面朝下，散开放在桌上。
计帐员将牌洗过后，牌的顺序就打乱了，这种洗牌是防止作弊的最有效方法。
领班拿开用天鹅绒包着的链条，让郭国勇走进入口，穿过铜栏杆，一边殷勤地说，“按照你吩咐的，我留了6号座位，郭先生。”
郭国勇走进栏杆内，一位女侍者立即为他拖出椅子，他朝左右两边的旁家点了点头，然后坐下来。
他掏出那宽宽的烟盒和黑色打火机，将它们放在右肘的绿色台面呢上，女招待立即用一块布把一只厚厚的玻璃烟灰缸擦了擦，将其放在烟盒和打火机旁。
他点燃一支香烟，仰靠在椅背上，他对面的庄家椅子还空着，他瞥了一下桌子四周，大多数赌友都很面熟，但能叫出名字的寥寥无几。
他右边的7号是西克特先生，是一个在刚果做金属生意的富有巴尔干人，9号位子坐着丹费斯勋爵，是一位知名人物，但样子显得软弱无能，大概他的美元都是由他那富有的美国妻子提供的，他的妻子坐在3号位，是一个长着梭子鱼般贪婪嘴巴的中年女人。
郭国勇心里明白，这对夫妇一旦输钱，立即就会告退，庄家右边的1号位是一个闻名的希腊赌徒，根据郭国勇的经验，他就象地中海东部的一些富豪一样，拥有一个很赚钱的船队，他打牌时总是很冷漠，很有计谋，是个意志坚强的人。
郭国勇向侍者要了一张卡，在剩下的号码2，4，5，8，10下面划了一个漂亮的问号，然后叫侍者把卡片给领班。
很快，卡片被送回来了，在号码上填上了所有的名字。
仍然空着的2号应该是卡梅尔－德莱恩，她是一个美国电影明星，靠离婚后的三个丈夫提供的赡养费生活。
郭国勇想，现在陪她在皇家饭店的人正在拼命地追求她呢？她性格乐观，打牌时显出愉快和装模作样的神情，也许能交上好运。
4号和5号座位是杜庞先生和夫人，显得很富有，郭国勇想，他们在赌场上决非等闲之辈，看他俩彼此轻松愉快交谈的模样，仿佛他们在这高额赌场就象在家一样。
郭国勇十分高兴有他们坐在自己身边，他想，如果庄家定的赌注金额过高，他或许能和他俩或坐在他右边的西克特先生合作，共同分担这笔赌金。
8号位是一个小小的印度土邦主，也许他是靠其战时所赚的所有英币来赌博的。
郭国勇的经验告诉他，印度人很少有富有胆识的赌博者，在连续输牌的情况下也会失去信心的，但是土邦主也许会在这种纸牌赌博中坚持很久，只要输掉的大笔钱是慢慢输掉的，那么他就会顶住。
10号是一位年轻的意大利阔佬，人称托梅利先生，他在米兰出租几十幢公寓，赚了许多与地产年产值相等的租金，他赌博时很有闯劲，不大用计谋，他有时还发脾气，变得不耐烦。
郭国勇刚刚揣摩完桌旁的旁家，便看见利弗尔一声不吭地从铜栏杆的入口处走进来，他冷笑了一下，向旁家表示欢迎，然后径自在郭国勇正对面的庄家椅子里坐下来。
他用非常简捷的动作迅速把放在他面前的六副牌一一切了一遍。然后，计帐员再把这些切好的牌按顺序装进那只金属盘中，这时，利弗尔悄悄地对他说了些什么。
“先生们，女士们，现在开局。第一局庄家的赌注是一千美元。”话音刚落，1号位上的希腊人拍着他前面的一堆筹码说道：“我来试试。”
利弗尔弯身看着盘子，认真地猛拍了一下，将牌一齐沉入盘底，轻轻地拍动牌墩，牌便从盘子的铅质斜口一张张地溜出来，他老练地压住缝口，将第一张牌发给希腊人，然后他抽了一张牌给自己，又抽了一张给希腊人，接着抽了一张给自己。
发完牌后，他一动不动地坐着，没碰自己的牌，却瞧着希腊人的脸。
计帐员用一个象瓦工长泥刀一样的木制平刮勺，小心谨慎地铲起希腊人的两张牌，敏捷地将它们放在右边很近的地方，这样，这两张牌正好放在希腊人那苍白多毛的双手前面，他的双手呆呆地放在那里，就象桌上放着两只谨慎的粉红色螃蟹一样。
两只粉红色螃蟹迅速出动，一下子按住这两张牌，紧紧捏在手中，希腊人小心翼翼地弯下头，看清手中牌的花色，然后，指甲移动一下，看清了纸牌边的点数。
他的脸上毫无表情，将手掌放平，让牌背朝上放在桌上，没有公开牌的点数。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利弗尔的眼睛。
“不补牌。”希腊人直率地说。
从他决定停在两张牌上、且又不补另一张牌来看，显然这位希腊人的牌数是五、六，或者是七。如果庄家想要赢牌，就必须翻出点数为八或者九的牌。如果庄家手中的牌还没有这个点数，那他还可补一张牌，这张牌也许会对他有利，也可能对他不利。
利弗尔双手抱在脑前，牌离他有十公分远，他用右手拿起那两张牌，只是瞥了一眼，便将牌翻过来放在桌上。
两张牌分别是四和五，天生大牌，他赢了。
“庄家是九点。”计帐员平静地说，然后用刮铲把希腊人的两张牌翻个身，“七点。”他一边无动于衷地说着，一边把这两张负牌——一张梅花七和一张q——放进桌子中的宽槽里。宽槽通往一个巨大的金属罐子，内存所有打过的牌。
接着，利弗尔的那两张牌也塞了进去。
希腊人将一枚面值一千美元的筹码推到前面，计帐员将这枚筹码放在桌子中央，再把利弗尔的一千美元筹码堆了上去。
计帐员还将利弗尔旁边的几个小筹码塞进桌上的槽子里，槽子下面有一只钱箱，是专门用来装抽头的。
然后他郑重地宣布：“下一局赌注是五千美元。”
“跟进。”希腊人咕哝道。这话的意思是，他还想继续赌下去以捞回他输的赌注。
郭国勇点燃一支香烟，在椅子里坐好，兴致勃勃地观看赌局的发展。
希腊人此时补了第三张牌，但是总共才四点，而庄家有七点，他只好认输。
“下一局赌注是两万美元。”计帐员说道。
郭国勇左面的这位旁家保持沉默。
“我来奉陪。”郭国勇朗声应道。
听到应战声，利弗尔若无其事地扫了郭国勇一眼，眼睛中布满血丝，目光显得越加冷酷无情，他慢慢从桌上抬起一只肥厚多毛的手，将手揣进夜礼服的口袋，从中掏出一只带帽的小金属圆筒，他用另一只手旋开筒帽，把圆筒凑在鼻孔上，带着可憎的神情，轮流各猛吸了几次，金属圆筒中显然装的是兴奋剂之类的东西。
他不慌不忙地将圆筒放进口袋，然后，迅速将手转到桌上，象刚才那样猛地拍了一下盘子。
在利弗尔装腔作势地做着这一番表演时，郭国勇一直在冷眼旁观，利弗尔脸盘宽大，脸色发白，头上堆着一撮短而竖起的棕色头发，下巴上挂着一张紧绷绷的没有笑容的潮湿红嘴，那宽宽的双肩上宽松地披着一件肥大的夜礼服。
郭国勇表现得十分镇静，他从衣袋中模出一大叠筹码，未加清点就扔在了赌台上。
如果他输了，那么计帐员就从中抽出和赌注相等的金额，这种漫不经心的姿势表明，郭国勇并不认为自己会输，相反，而是稳操胜券。
这笔钱只是供郭国勇支配的大笔资金中象征性的一部分而已。
其他旁家感觉到了这两个赌者之间的紧张气氛，当利弗尔用手从盘子口抖出四张牌时，赌台周围一片静寂。
计帐员用铲尖将两张牌推给郭国勇，此时，仍然盯着利弗尔眼睛的邦德，右手伸出捏住纸牌，非常迅速地朝下瞥了一眼，然后他再次抬起头无动于衷地看着利弗尔，看他没有任何反应，便用一种蔑视的姿势将牌猛地翻过来，摊在桌上。
两张牌分别是四和五，正好是天生大牌，从桌旁传来一阵轻微、羡慕的赞叹声。
坐在郭国勇左边的杜庞夫妇交换着后悔的目光，后悔他们没有接受这次两万美元的赌注。
利弗尔微微耸耸肩，慢慢将视线转向自己的两张牌，然后迅速用手指甲将牌挑起来，是两张无用的j。
“天生大牌。”计帐员边喊边将桌子中央的一大堆筹码铲到邦德的面前。
首战告捷，郭国勇心中大为振奋，但脸上没流露出任何表情，他对自己第一局的成功感到非常高兴，对桌对面的那个家伙的沉默感到十分愉快。
坐在他左边的杜庞夫人，带着一脸苦笑转向他，“我不应该把这个机会让给你的。”她说，“这两张牌是直接发给我的，可我没有接受。”
“这才刚刚开始。”郭国勇说，“您有的是机会。”
杜庞先生从他妻子的另一侧倾身向前，“如果能够每盘判断准确的话，那我们也不会到这儿来了，”他颇有哲理地说。
“我会来。”他的妻子不以为然。“你不要以为我玩牌只是为了娱乐。”
赌博继续进行，围在栏杆四周的观众越来越多，郭国勇一下子发现利弗尔的两个保镖已经到场，他们一左一右站在主子后面，衣着打扮倒也很体面。
站在利弗尔右侧的那个家伙个子很高，穿着夜礼服。脸呈灰色，显得很严肃，十分呆板，但是两只眼睛却咄咄逼人。硕长的双腿总是在不停地晃动，双手不断地在铜栏杆上变换着姿势。
郭国勇知道，这种姿态的人心狠手毒，杀人不眨眼。
另一个家伙很象一个商店营业员，他个子很矮，很黑，扁扁的头上覆盖着厚厚的油发。他好象是一个跛子，身旁的栏杆上挂着一根带有橡皮套的粗实的手杖。
郭国勇想，他一定事先得到了赌场的同意才把那根手杖带进来的，因为为了防止出现暴力行为，赌场规定禁止带棍棒和其它武器进入赌室。
他一定吃得很好，长得很健壮，嘴半张着，露出长得很难看的牙齿。一撮黑胡须又浓又密，放在栏杆上的手背长满了黑毛。
纸牌赌博继续平淡地进行着，赌注每局都在增加，有经验的赌客都知道，第三局在巴卡拉牌中被叫作－－坚固的障碍。
你走运的话，可以在第一局和第二局中取胜，但是当第三局来临时，通常是灾难性的结果。
到了这一局，你将会发现自己一局接着一局地败下阵来，谁也不敢轻易下注，这种情形对庄家似乎不利。
大约两小时后，赌金上升到了十万美元时，出现了一种对庄家不利的、稳定的、不可抗拒的渗透现象。
郭国勇不知道利弗尔在前两天中赚了多少钱，他估计利弗尔赢了一百万，加上今晚还剩下的钱，他的赌本大概不会超过两百万美元。
实际上，利弗尔在那天下午输得很惨，此刻，他只剩下了一百万美元。
他们静静地围着高桌赌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从其它赌桌不时传来嗡嗡声，还有二十一点，轮盘赌等赌博时的叫喊声。
其间夹杂着计帐员清晰的叫声，以及来自大厅各个角落里不时传来的大笑声和兴奋的叹息声。
在背景处的什么地方，还有一个嗒嗒作响的抽头机，随着轮盘的每次转动和纸牌的每局结束，百分之一的小小筹码落入了抽头机的钱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