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局势发生了某些新的变化，正是在这时，南华联邦对外战略才完全演变成一个全球争霸战略，走上全面与美国和苏联争霸世界的道路。
在这个时期，南华联邦的军事力量第一次与美国形成了大体均衡的局面，在战略武器的总件数和质量也在逐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它的强大的地面部队继续得到发展，作为地面进攻主要力量的坦克和装甲车辆达到与美国相当的水平。
对于我国广阔分散的土地来说，地面力量是和别的国家不同的地方。
在经济上，六十年代初，南华联邦的国民收入已为美国的一半，工业总产值为67％，许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已超过美国。
尽管在经济力量总对比中南华联邦仍弱于美国，但是美国必须花相当一部分力量用于西欧方向与苏联对抗，而南华1联邦用于这方面的力量则比较小。
加上南华联邦的中央集权体制，可以把主要的力量用于与争霸有关的行业和项目，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时间内缩短了与美国在直接参加军备竞赛方面的经济力量的差距。
从而使南华联邦真正具有了与美国在全球进一步展开军备竞赛的资格。
就在南华联邦奋起直追的同时，整个西方世界却陷入了战后经济状况最不景气的深谷。
美国也被内政、外交等方面的问题所困扰，在进行新的力量调整，某些方面也在收缩。
日本、西欧的发展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掘起都表明，美国的霸主地位再也无法保持了。
所有这一切对美国不利的因素都被南华联邦和苏联利用来相应地增强了自己的力量。
在军事上形成大体均衡之后，南华联邦力图打破这种局面，争取在军事领域夺取对美国的优势，武装力量的发展首先要求放弃以前的军事理论。
于是，在60年代末期，南华联邦新的军事战略开始形成。
新的军事战略放弃了那种认为未来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的观点，强调指出，准备好的一方，拥有数量、质量上优势的一方，必定会赢得战争.战争既然是可以打赢的，那么建立拥有对敌优势的武装力量就成为首要的、基本的奋斗目标。
这样，就在理论上为南华联邦军事力量追求优势扫清了道路。
在世界各地广泛地进行地缘政治的扩张，这也成为六十年代这个时期南华联邦对外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
这个时期南华联邦采取了广泛出击、积极主动的态势，并且显然是在其全球扩张一盘棋的计划指导下进行的。
由于四国关于桕林问题的条约、联邦德国与东方国家一系列条约的签订，特别是欧安会的召开，战后欧洲遗留的问题暂时得到解决，欧洲政治地图的现状得到了肯定，苏联在欧洲的既得利益得到巩固。
在这样一种政治气候下，加上苏联在西欧庞大的军事力量的威慑，华夏联邦已经确信，在欧洲不再可能因为偶然**件导致战争.这就使苏联可以腾出更多精力转向世界其他地区。
尽管欧洲仍是最后决出胜负的地区，但在不具备夺取欧洲的力量和时机的情况下，并且出于对核战争的恐惧，苏联希望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把当前的扩张矛头指向西方经济、军事最主要的运输线和西方赖以生存的战略资源产地。
这和南华联邦的想法不谋而合。
这便是从地中海到波斯湾以及非洲广大地区，苏联有80％的军援和50％的经援集中在这里，它所获得的海外基地大部分也在这些地区。
随着南华联邦加紧开发其南洋的资源和亚太地区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日益提高，南华联邦也在中东这一地区与美国展开了较量，力图把这一地区的活动与在世界的扩张连结起来。
南华联邦和苏联的力量也逐步渗入了南美洲，竭力在美国的后院打进楔子，牵制美国的一部分精力。
就这样，南华联邦，美国，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角逐。
缓和——和平共处政策真正成为能满足三个国家争霸需要的政策，由于对外扩张更多地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和手段，为了满足争霸的需要，三个国家的军事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这首先便是肯定未来战争的多样性，一个基本的观点是－－未来战争既有世界大战，也有局部战争。既有核战争，也有常规战争。
从而，把世界大战与其他类型的战争，最后决战与地区性蚕食中力量的使用区分开来，使武装力量的使用更加灵活。
随着进一步地对外扩张，三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也越来越多地卷入国际事务，并开始宣称，国家的武装力量的对外职能扩大了，国际主义责任提高了等等。
作为这种政策的反映，便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三个国家除了大打代理人战争外，直至自己**果的出兵。
三个国家的全球争霸战略形成于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这是主，客观条件具备，时机成熟的结果。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战略与在此之前的各国对外战略截然分开也是不可能的。
象争霸战略这样一个复杂的战略系统的形成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的，如果我们考虑到争霸战略的上述三个基本要素形成的复杂性，特别是力量这一因素，大家就绝对不会认为，这仅仅只是我掌政后五、六年的努力结果。
走向争霸、走向霸权主义的恶性膨胀，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一个领导人或一个政策所能扭转的。
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在各个国家都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市场，随着机会的不断成熟而不断增强。
事实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都可以看到各个国家争夺以及三个打过霸权主义的种种表现，奉行以军事力量支持对外政策的方针也不是从那时才开始。
可以说，战后三个国家对外战略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不断地，潜移默化地向全球争霸战略转变的过程。
由此看来，全球争霸战略的形成也绝非偶然了，它不过是战后若干年一直存在的大国主义、霸权主义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
摘自叶振邦著《崛起之路》第三卷
1986年，我成为南华联邦的总统，在这一时期，战略核心是综合运用军事、外交、经济和宣传等手段，把美国和苏联在第三世界战略地区取得的政治、军事进展推回去。
提出超越遏制的战略，即在不放弃遏制美国和苏联的同时，抓住时机，采取多种手段，尤其以经济援助为诱饵，促使这些小的国家演变，并进一步融入我们的政治、经济体系。
新太平洋主义即在世界三极的现有体制基础上，对这些组织分别赋予新的内容和新得职能，建立适应亚洲新形式的政治军事结构，以便保证我国转轨顺利发展，并确保我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利益不受影响。
对亚洲，中东，非洲，在不严重破坏三国关系基本框架的同时诱，根据我国战略需要，采取了更加灵活务实的做法，加强防范地区危机和地区强国的崛起。
1990年7月，正式提出－－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构建我国主导下的大国合作的世界秩序，调整地区战略部署，不惜使用武力来维护我国的战略利益，提升经济安全的战略地位，甚至一度将其置于全球战略的首尾，在政治上以扩大我们的价值观作为重要的战略出发点。
并突出我国外交中的软因素，在军事上提出－－塑造，反应和准备三位一体的军事安全战略，即帮助塑造有利于我国利益的国际安全环境、随时对危机作出反应和为应付未来挑战做好准备。
推出先发制人战略，将维护我国的军事安全置于对外战略，追求军事绝对有利和国家绝对安全。
采取点菜式的多边主义，一方面利用多边主义达到目的，另一方面坚决摆月兑多边机制与多边合作对其权势与行动的限制。
需要时经常一意孤行地采取单变主义政策，调整全球地缘战略，构建国际安全新框架。
我国的全球战略思想与决策不断进行着调整，但是在发展变化的同时，其内在连续性十分突出，那就是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从未改变，谋求主导性优势的战略一以贯之。
从充当亚洲世界的盟主发展到确立领导世界的全球战略目标，并不时大肆动用武力和采取单边主义行动以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志。
本质特征是竭力赋予我们的战略以某种道义的或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性，同时注意将霸权目标与国家的实力统一起来。
当然，文化战略是我国霸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先父的愿望，是延续我们民族兴旺的唯一之路。
摘自叶振邦著《崛起之路》第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