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全球资源、环境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工业革命以来人口的爆炸性增长。随着产业革命的扩散，物质财富的增加，食物、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近二百多年来，世界人口，尤其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人口快速增长，对全球生态系统形成日益巨大的压力。
据统计，世界人口在20世纪的100年里，人口翻了两翻，达60亿，现在每年仍以8000万至9000万的速度增长。
这样推算，至2025年，世界人口将超过80亿。到2100年，可能超过149亿。
人口的急剧增长，必然超越自然生态的承载能力，加快资源环境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的到来。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资本、技术缺乏，传统农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大，贫困人口多，只能依靠简单劳动、传统技术和小片土地生存，直接依赖自然界提供食物和燃料。
结果，毁林造田、滥砍滥伐、过度放牧、过度捕捞，对森林、草场进行掠夺式开发，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导致森林消失、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草场退化，物种锐减，水产资源枯竭，形成人口增长、贫困和生态退化之间的恶性循环。
因此，必须通过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规模控制在资源与环境可以承受的极限之内。
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医疗保健，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人口的质量。
通过扶贫开发，消除贫困与生态的恶性循环，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
总之，世界经济和人类生存面临的危机表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制定积极的、全面的、有远见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要有有远见的科技发展战略，还应有政府的计划调节、对人口增长的控制等。
显然，西方世界即使可以通过政策手段和法律手段消除市场运行的外部性，减少环境污染，却不能摆月兑资本利益的束缚，限制生产、限制不合理的高消费，实现资源总量的计划调节和代际公平配置。
而盲目相信市场机制和科技进步能自动解决资源代换，证明它们是何等的消极、短视。
一旦技术进步不能解决资源替换、能源替换的问题，危机就会爆发。美国政府在对待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上的立场，说明它只服从于大资本的眼前利益，没有长远的眼光，也证明西方世界无力解决工业文明的危机。
而我国的现行市场经济体制，在不否定市场调节配置资源的优点的同时，坚持对经济发展实施计划调节。
面对21世纪的危机，我坚信，我国政府，也只有我国政府，能够超越私人资本利益的束缚，有能力担当起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对于我们这样广阔的国家，中央集权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选择。
所谓军事政变，乃是指统治集团少数人通过密谋，利用军事手段的途径实现权力转移的行为。
很显然，这种政治运作可能造成沉重的流血事件，极大破坏社会稳定发展，给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带来不可弥补的惨重后果。
因此，也是任何一个积极向上，负责任的国家政府所要极力避免和彻底消除的。
纵观当今世界，我们可以发现世界上发生军事政变的国家大都集中中南美洲和东南亚地区。
据统计：在中南美洲**后的近150年时间里，总共发生过不下550次军事政变，还不包括未遂事件。
如果这个统计准确，那就意味着在当时20个**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平均每个国家发生过近30次成功的军事政变，每隔五六年就要发生一次。
在其中有些国家，军事政变的频率远比平均数高得多，比如墨西哥在19世纪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出现过72个执政者，其中60个靠暴力上台。
玻利维亚在1825——1952年的127年中发生过179次政变，平均每两年更换三次政府，最频繁时两天出现三个总统。
**后150年中，中南美国家制定过大约180部宪法，其中多数是1850年以前制定的。
委内瑞拉在这方面创最高纪录，它从1811年以来颁布过22部宪法。
厄瓜多尔在115年中也颁布过16部宪法，平均每8年就有一部新宪法。
宪法在中南美国家生活中其实不起约束作用，它充其量也只是靠武力夺权的新政客的私人宣言书，从来得不到认真执行。
到20世纪，政治动荡的幅度仍不亚于19世纪，有学者统计在1923——1966年的40多年中中南美出现过350次以上的非宪法夺权行动，其中海地发生过58次政变，多米尼加56次，厄瓜多尔54次，秘鲁54次，玻利维亚52次，萨尔瓦多42次，巴拉圭42次，危地马拉42次。
进人60年代，整个拉美政变成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建立了清一色的军人政府，无一例外。
而在东南亚，军事政变也是一些国家的家常便饭。譬如泰国：和很多东南亚国家一样，泰国的军人政治长达几十年，有着军人干政的传统，在此期间，发生军事政变的次数几乎与民主选举一样多。
从1932年起，泰国共发生了二十四次政变，其中军事政变十七次，军人直接执政八次。
再比如菲律宾，军事政变就如同家常便饭，仅化解就是两百多起军事政变。
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军事政变如此频繁？
从表面来看，有几个主要原因。
首先，无论是中南美洲还是东南亚国家推行的是美式民主体制，但本国的经济发展基础、民众教育水平等远远达不到实施西方民主的基础要求，上面的松和下面的紧不协调的后果，就是政变不断。
其次，政局不稳以及经济踏步不前也使得政变频繁。菲律宾8500万人口的近一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个国家所谓的民主也只是有钱人的民主，普罗大众的民主权利则无从谈起。
总之，经济、民主基础薄弱，政治体制不健全，以及军队干政的传统是引发动乱的直接导火索。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西方民主国家，却鲜见军事政变。其原因何在？最根本原因有二：
首先，是这些国家都做到了军队国家化，其次，这些国家的军队在政治层面都做到了政治中立化。
其标志有三：一是文官主军，武官治军。
国防部长由文职人员担任，总司令通常是总统兼任。
军队重大决策，包括军事战略和重大军事行动最高决策权、军队预决算，掌握在文职人员手中。
二是军队专职化，军人不得经商。
三是政治中立。政党退出军队，军人不得组党或参加党派，军人不得竞选议员、进入议会。
这就是民主对军队的制衡，没有这种制衡，民主便没有保障。
以美国为例，美**队的常务管理归国防部长，总司令和三军统帅由总统兼任，而总统和国防部长都出自文官系统。
军人专业集团集中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战时才由总统任命前线指挥官，指挥权在政府而不在军人，取消了军人发动政变的制度条件。
任何政党不得建立在军队里，军人从政必先退役，所以军人无法问政，问政无法从军，月兑下军装才得以实现政治理想。
此外，美国纵向三级分权：总统、州长、市长各由选民选举产生，互不负责、互不节制，这也有效防止了政变发生。
即使是总统和将军企图动用军队干预政治，军队也不会服从，因为总统和将军只能在宪法范围内行使军事权力，一旦企图超出宪法范围利用军队，军人就会从军事机器的零件变回公民，起身捍卫宪法。
这就是递进民主制度，递进民主制以其－－理性的逐层提炼和隔层保护的性质实现节制，在这种体制下使用暴力的逻辑和使用贿赂的逻辑一样。
因此，在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在战后都不曾有的军事政变发生。这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谴责军事政变是民主倒退的根源的专政，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就不可能维持下去。
而通过扶植傀儡政府，美国可以从军事、经济、政治上全方面控制这些国家。
独裁也好、民主也好，都是美国等列强为自己在世界上谋求支配地位的借口。
我国现在应该是军事政变危险不大的国家，其原因有两点。
第一，我**队隶属单一，我国的军事制度规定，未经国防部的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插手、过问或处理军队问题，更不允许擅自调动和指挥军队。
规定禁止任何党派、政治团体、政治组织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和发展成员。
而军种和军区长官的任期限制制度，也可以避免藩镇割据的状况。
其次，随着我国知识层次的逐渐深入，形式上也基本实现了军队的国家化。
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职务，都是文人出身，与文官主军的原则正好契合。
我**方也明令禁止军人经商，军队实行合同制等等。这些都与西方国家的－－军队国家化，政治中立化，军人职业化相似。
因此，虽然我国实行与世界各国不同的制度，但是军事政变也无从谈起。
由上可看出，军事政变并非取决于国家是否实行某一种政治制度，军人干政的国民接受度、军队在政治上的介入度、解决政治问题的非军事渠道畅通度以及对军权的掌控程度才是酝酿军事政变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