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出口退税最大的利好就是能够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南华联邦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赵敏教授说。
“与汇率调整相比，出口退税调整更有针对性一些,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也主要集中在两高一资产业，这样可以凸显了政府进行结构调整的意愿和决心。
政策红利取消后，落后产能势必无利可图，无法生存，企业必须迅速扭转粗放经营的惯性，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产品研发、工艺改造中去，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坚持不懈地运用新型实用技术和科技创新成果，促进产品升级改造。”
赵敏教授分析说，在我国的出口结构中有很多商品都属于高耗能高排放资源密集型商品，很多企业都是从国外进口原料，在国内进行加工出口，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是企业盈利不高，还把环境污染留在了国内。
“从世界能源发展趋势、从环境保护的层面讲，我国在出口结构中都不应该再支持这种两高一资产业，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对于这种两高一资产业的出口政策扶持不是一种科学合理的资源利用形式，反而会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
赵敏教授认为，“当前形势下进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表明了我国政府对经济大发展的信心，同时也表明了政府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决心。”
国际市场对非熟练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业已趋于饱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进口国消费者对此类商品的质量预期越来越高，有些产品的质量预期已非一般熟练劳动力所能达到。
尤其是1965年以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度竞争格局已经使得我们国家各地处于与邻争食的状态之中，这种过度竞争使得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大幅度下跌，并屡屡招致反倾销指控。
并且，附加值低的产品即使出口了，所获利润也极低，那种单纯为了换取外汇就是赔本也要出口的政策在我国建设初期，外汇稀缺的条件下是可以的，但目前已不缺少美元。
赵敏教授认为：“这种单纯为出口而出口的做法已经没有必要。”
“改变单纯模仿而不重创新，提高技术的竞争力是我国面临的一大问题。”研究员杜莹芬教授接着分析说。
对我国企业来说，调整产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是当务之急。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条件，反过来，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也必将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我国供给与需求质量的提高。
从长远来看，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必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推进作用。
杜莹芬教授进一步认为，出口退税的取消还能大大促进外贸企业的改革。
出口退税机制改革，不同企业受到的影响有所差异，取消出口退税率后，很多外向型生产企业和外贸流通企业的经营业绩都会受到较大影响，但是，与生产企业相比，专业外贸公司在此次退税率调整后将受到更大冲击。
对外贸流通企业来说，外贸流通企业的利润率远远低于生产企业，因此，外贸流通企业对退税率下降的反应要敏感得多。
由于退税取消导致的利润率下降，作为中间流通环节，理论上可以通过向供应商压价和向客户提价的方式来抵消。
但是，经过多年来的外贸体制改革，我国外贸经营门槛大幅降低，获得进出口自营权的生产企业快速增长，生产企业、海外进口商和批发商的选择范围都大大增加，外贸流通企业对上下游的要价能力越来越低，供销两头挤压将使外贸企业面临更大的生存难题。
外贸企业面临的困境迫使其与生产企业更好地进行沟通，提高生产企业通过代理制扩大出口的积极性，将有助于我国外贸代理制的完善和发展。
我国出口退税调整的历史证明，商品出口与退税率紧密相关，出口退税率的变化会及时、敏感地反映在当年出口额的变动上。
1955年4月我国正式建国后开始实施出口退税政策，1958年开始实行出口产品零税率，直至1963年。
但这一时期，在旧税制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工商统一税，出口退税额按照产品分类，由于存在重复课税问题，很难计算退税的数额，所以这一时期出口退税不高。
1964年税制改革，增值税取代了工商统一税，按照《南华联邦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出口商品的增值税税率为零，对于出口商品，不但在出口环节不征税，而且税务机关还要退还该商品在国内生产、流通环节已负担的税款，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
新税制施行后，出口退税急剧增加，当年商品出口额也比上年增长了31.9%，而1964年的商品出口只比上年增长18%。
由于中央财政出口退税负担沉重，1965年、1966年，中央政府两次调低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率的调低给出口带来了负面影响。
1966年的商品出口仅比上年增加了1.5%，而1964年、1965年分别比上年增加32%和23%。
随后为了推动出口，中央政府在1968年6次提高了出口退税率，1969年又2次提高了出口退税率。
两年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推动了出口的增长，1969年出口比上年增长27.9%，1970年比上年增长22.3%。
“随着我国出口退税的逐步取消，我国产品的逐步升级和竞争力的增强，产品出口与出口退税的高度依赖关系或将成历史。”这已成为业内共识。她补充说道。
我国目前仍是一个净出口国，通过取消出口退税，将有效的遏制所有涉及的商品出口的增长，从而间接达到较少顺差，平衡我国国际收支的目的。
在近几年，南华元汇率，南华元跨境贸易结算的境内境外全面铺开，在国际上存在南华升值的普遍预期的当前，国内进口企业如果使用南华元支付手段，国外的出口企业是比较欢迎的。
同时，南华元贸易结算扩大后，若出口多使用南华元计算，加大对外投资，既能够对国内资产的保值增值，也可缓解升值压力。
而南华元升值的话，如果以平衡贸易的角度出发加大了进口，那么就意味着民众的财富得到了提高。
而实际上即便没有汇率调整，近期工人薪资上涨成为一个大概率事件，民众的应得收入正在提升。
同时，我国分配制度改革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分配的方向往加大民众收入方向转变。
可见，民众的财富和收入增长是大概率事件，因此，民众的消费能力和意愿是很有可能提升的，从而带动以内需增长为主的消费时代到来。
出口退税本质上是以国内民众的税金去补贴国外买家，而原本随着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急剧提升的我国南华元的实际价值，被人为的压低。
同时出口退税率取消的企业大多为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负的外部性比较明显。
因此出口退税率是以牺牲国内资源、环境，以不断压低劳动者工资和尊严来获得出口的，是以国与国作为主体的，以穷国补贴富国的例子。
这和上面谈到的资源税有很大相似处，资源税的不缴纳时期，本质上来说就是资源价值低估，富裕阶层一般消耗能源更多，因此不征收合理的资源税，以阶层为主体，就是以穷补富。
整体来说出口退税率的取消就和资源税的开征一样，都是导向更加平衡、和谐的供给和消费，杜莹芬教授进一步解释道。
“老婆子，看样子现在争论的很厉害。我说，把我们家老大叫回来，我得好好和他聊聊。”
“他在各个地区考察呢？要回来得一个星期，你有嘛要紧的事？”
“这个问题有必要探讨一下，是出口退税的问题，我当初指定的政策。”
“你都下野了，老实在家享清福多好？让年轻人干吧。”
“你说的不对，我现在脑子还行，这是大事，再说当时是我定的，我们家老大在经济方面的能力你这个当娘的比我清楚，他的那些报告水平摆在那里。”
“其实，二丫头说了，过几天要和他哥一起回来，我都不用通知。”
“二丫头看样子有事？”
“还说呢？闺女多大了？都快奔三十了，老大也不小了，你个当爹的也该操心了。”
“这不都是那你们几个娘的事，我这方面不参乎，这不是事先说好的，孩子的婚姻大事自己决定。”
“没治了，反正甩手掌柜当惯了。你等着，别着急，有时间我们几个给给你开个批斗会，好像这些孩子都和你没关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