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之后，《南方周末》一个专职报道非洲的记者来到了索马里南部基斯马尤港。
索马里基斯马尤黑字农场坐落在基斯马尤市郊，离城区大约有50公里，可实际上，出城后不久，就要转进一条土路。
道路狭窄，崎岖颠簸，车后尘土飞扬，天空湛蓝，路两旁是高而茂密的杂草，间或有不知名的树和仙人掌突兀地生长出来，偶尔会路过有茅草顶棚的住家、头顶大件物品的女人，或是几乎一丝不挂的黑色的小孩子。
索马里有4300万公顷可耕地，但是目前正式开垦的仅14%，大片土地荒芜闲置，并且，这片土地光照充足，水资源极其丰富——这里拥有南部索马里60%的水资源。
20公里泛着暗红色光泽的土路过后，尽头便是6570公顷的黑字农场。
场长李莉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一头短发湿漉漉的，“我们早上6点半就上班了，我刚干了一圈活。”李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刚来的时候缺水，我就把头发剪短了。”李莉说。
1982年初，李莉和她的丈夫王驰进驻这里，他们当时带着黑字安保公司下发的400万美元，雇用了110名当地工人，然后买了20000只小肉鸡苗，农场就这样蹒跚起步。
如今，农场已有1200头牛，上万头羊，30万只鸡，2万亩的水面养殖以及5000公顷耕地，主要种植玉米和小麦，农场有70名南华联邦员工，当地工人1260人。
王驰原本是南华联邦加里曼丹大学农学院的教师，研究小麦遗传，而跟随而来的李莉在来到索马里之前是医院的化验师，并无半点农业常识。
之前，索马里的农场中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欧洲老人在非洲经营自己的农场，他本可以安享晚年，但有一天，他背上猎枪，跨马在农场飞奔时不慎从马背摔下落，不治身亡。
据说王驰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说过，“作为一个干农场的，这样的死法是最好的，死得其所。”
1985年2月，王驰死于一场车祸，实际上，在这样糟糕的道路上奔波，车祸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李莉自己也经历过二次严重车祸，甚至有过翻车经历，只是幸运地没有受伤。
李莉把王驰的骨灰分作两半，一半运回国内，另一半就埋在离住处很近的土坡上，在一株茂密的三角梅之下。
非洲不产松树和柏树，李莉还特地从国内托人捎过来松柏的幼苗，种在坟墓两旁。
如今李莉来到农场已经6年，在丈夫死后，她接替了场长的职位，农场的农副产品已经占有这里近30%的市场份额，累计为当地提供了17000个就业机会。
南华联邦驻肯尼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王友在索马里南部和肯尼亚交界处对随行的《南方周末》记者说，目前索马里南部相对上规模的南华农场有8家，其他还有20多家小点的，考虑到索马里空置耕地、气候和水资源等优势，两国农业合作潜力巨大。
包括李莉在内，6570公顷的农场内只有70个华人，包括财务总监黄卫国、总农艺师金彦青等等，还有几位来自国内的厨师，其中学历最高的可能是王朝明，31岁的他是加里曼丹大学农学院硕士毕业。
1986年4月5日下午，当我们来到农场养殖分厂紧挨着鸡舍的办公室时，王朝明正在用电脑看《生活大爆炸》，王朝明说，“可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工作生活条件都挺好，没什么贫穷落后的感觉，就是太寂寞了，完全没有娱乐。”
王朝明已经在农场工作满3年，合同期满，再过半个月就可以回国了，他对这一点很开心，一面用手挥舞着驱赶苍蝇一面说：“我出国的时候小孩才四个月。”
在农场开始一直在这里工作的当地人威廉玛拉说，对他的华人同事们有两个最深刻的印象：第一，他们工作很努力，好像也不怎么喜欢放假，春节都只休息了几个小时。第二，他们讲究承诺，很多人就可以把太太放在国内好多年，在这里单独工作，这对索马里人很难想象。
至于场长李莉，威廉玛拉的印象是：“女超人！”王朝明也同样说，李莉的工作强度和热情，他有生以来没见过、听她说都觉得累，他补充说。
《南方周末》记者来到农场后，李莉不单热情地带我们参观她的农场，还给我们看她在自己房子周围种的一圈植物：芦荟、巴西木、茉莉、石榴树、薰衣草、紫罗兰、桂花、法国梧桐、兰花、木瓜树……“木瓜可以摘了做餐后水果，冰镇了特别好吃。”李莉说。
她的英文几乎有了索马里的口音。
讲到和当地员工的相处时，农场的华方员工最头疼的是——偷盗。
“偷盗太严重了，几乎可以达到每年利润的10%。”王朝明告诉记者，“从鸡蛋到小猪仔，从玉米到螺丝，甚至塑料袋……”
而抓到偷盗的人，处理方法无非有二种：直接开除，或者送警察局，王朝明在黑字农场工作3年的时间里，送过大约20个当地工人去当地部族武装控制的警察局。
“但有时候确实也挺不忍心的。”王朝明说，“有偷了十几个鸡蛋判两年刑的，判得太重了。”
农场的南华人发现，当地员工可爱的一面是：就事论事，从来不记仇。
李莉甚至觉得，她开除这么多人，“要在我国早被杀了好几遍了”。
但当地员工不这样，他们见了农场的人，哪怕是刚从监狱里出来，还跟老朋友似的与他们打招呼，非常开心的样子。
当地员工的理财观念也绝对是一种文化差异，几乎所有的华人雇主都会跟记者说，他们总是过一天算一天，不想明天怎么样。
基斯马尤市内一家中餐馆老板骆先生告诉记者说：“他们几乎有一个面包，有一个煎蛋，就可以去跳舞了，而且可以开心地跳一天！……非洲人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民族。”
雇主们更加一直抱怨的是，当地工人总是发了工资就去喝酒，然后没钱吃饭了再借，“哪怕一共只有100美元，可以直接拿去买个手机，没钱给孩子吃饭了再去借。”
而当地员工对华人雇主和华人同事的抱怨，除了薪水低，就主要是他们英文太差，不好沟通。
这样的抱怨可能对李莉并不合适，李莉的英文几乎有了赞比亚的口音，“gee！majer!ehere!”她甚至学了一点当地的nyanja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