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十年代对于南华联邦注定是不平凡的一个时期，不仅是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传统国家盈利模式也面临新拐点，南华联邦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上，要素基础的变化让南华联邦将逐步告别依托于储蓄过剩的廉价资本时代，一直靠低价格补贴全球化红利的南华联邦正走上一条要素价值重估的调整之路，南华联邦必须超越低成本优势才能真正挖掘增长潜力。
从短期看，南华联邦的经济增长看需求面，但长期则看供给面，长期供给决定需求，需求的增长不能超过供给的能力，这是决定南华联邦经济潜在经济增长的基本框架。
20多年来南华联邦以其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和较好的产业配套体系克服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使得南华联邦成为全球的价值洼地。
然而，随着南华联邦要素红利的减少以及资源价格等一系列制度性改革的推进，不可避免地，生产要素价格的重估将是对南华联邦经济结构的一种强制性调整。
从劳动力、环境和资本全球化等基本要素看，南华联邦享受基础要素的红利期很快就要期满。
第一，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的变化、由政策和人口结构导致的储蓄率变化，以及由劳动力再配置格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都会出现变化。
首先是总体劳动力人口的下降，最新数据显示，南华联邦劳动人口比重十年来首次下降，1975年，南华联邦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74.4%，比上年微降0.10个百分点。
其次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农村还能再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量的数量已经不是那么多了。
再次，是南华联邦的老龄化程度，南华联邦在1960年第6次人口普查人口老龄率为8.9%，但预估1980年左右大概30%。
如此之快的增长速度导致老年抚养比迅速加大，预计1980年适龄劳动人口的养老负担将等于目前的3-4倍。
因此，随着人口红利衰竭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资本形成的增长将会有一定程度的放缓，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减少，南华联邦gdp潜在增长率将出现趋势性下降。
其实，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国家，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因素最终要消失殆尽，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但是其他发达国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来弥补人口红利下滑带来的冲击，而南华联邦情况却令人忧虑，从现实情况看，技术创新乏力导致劳动生产率等供给因素拉动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下移。
第二，资源红利衰减后经济增长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南华联邦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进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南华联邦的可持续发展的上限，它的上限就是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生态容量约束、气候变化约束。
多年来，廉价的自然资源价格为南华联邦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条件，但也由此造就了经济增长中的高能耗、高污染现象，由于资源本身具有难以再生的特性，因此以不断耗竭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必将不可持续。
许多资源具有生产的投入要素和消费品的双重属性，环境质量的下降、能源供给和水资源供给的不稳定性、生态环境的恶化将使中国面临长期增长约束。
第三，全球资本廉价时代行将结束，从中长期来看，全球资本流动格局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七十年代的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打击了发达国家的支出能力，导致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总需求出现明显下降，出现了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的结构性冲突。
以往经济全球化中的过度消费、过度借贷、过度福利、过度出口的失衡关系正在被打破：
一方面，受消费需求收缩，信贷规模萎缩、债务重组以及再工业化的推动，发达经济体贸易赤字有望减少，与此同时，外部需求疲软，贸易汇率风险、激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降低了新兴经济体的贸易贸易盈余的水平，全球贸易收支开始趋于平衡。
另一方面，全球投资回报率、储蓄—投资组合、风险偏好水平等因素的趋势性改变，也将影响全球资金流向和溢价水平。
事实上，从要素数量带来的红利转向要素效率带来的红利，是一国发展动力机制的变化，是一国发展方式的进一步升级。
当南华联邦低成本优势和廉价资本红利不再的时候，南华联邦必须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化解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加快从价值链的低端逐步走向中高端。
南华联邦的决策者明白，无论如何，告别经济低效增长的模式将是南华联邦经济面临的持久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