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谁能垄断某种商品的供应，谁就能实现超级利润。
而货币是一种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如果谁能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谁就拥有无法限量的赚取超级利润的手段，这就是数百年来，为什么国际银行家要绞尽脑汁、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地谋取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权的原因，他们的最高境界就是垄断全世界的货币发行权。
为了站稳控制世界货币发行这一金融战略制高点，国际银行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巩固美元信心、肢解发展中给国家经济和打垮潜在竞争对手的货币战争，其最终的战略目的就是：让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为完成一个在伦敦-华尔街轴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奠定坚实的基础。
请注意，国际银行家是一个超级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不忠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相反，他们控制国家和政府，他们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利用美元和美国的力量，但是当他们的准备工作就绪后，就可能随时攻击美元，从而制造世界范围内1929年级别的经济危机，以严重的危机促使和胁迫各国政府放弃更多的主权，施行区域货币和区域政府制度。
打击我国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是他们的重中之重，对我国下手，决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任何侥幸的想法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他们可能采取的战略战术和打击日本的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首先是制造我国的超级资产泡沫，我国的经济在他们的帮助下，将会有几年的极度繁荣时期，类似于六七十年代的日本。
然后他们将痛下杀手，实施远程非接触式的金融核打击，打垮世界对我国的信心，将国际和国内资金吓得四散奔逃。最后再以跳楼价收购我国的核心资产，并对我国经济进行彻底解体，完成统一世界过程中的最艰难一步。
其实，1973年10月6日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并不是偶然的，同年5月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上，84位国际银行家、跨国公司巨头和被选中的政客，会商如何应付令人头痛的失去黄金支撑的美元颓势。
戴维-洛克菲勒带来了心月复谋士布热津斯基，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必须重振美元信心，夺回业已失控的金融战场的主导权。
这一大胆的计划将达成几个目的：
一方面，由于世界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结算，石油价格暴涨4倍，将导致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激增，抵消美元失去黄金支撑后各国对美元抛售所产生的副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前几年经济刺客们的出色工作，拉美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已经中了过度贷款的狠招，一旦石油价格猛涨，美国顺势大幅提高利率，这些经济落后而资源丰富的国家将成为一群肥美待宰的羔羊。
这个计划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嫁祸于人，挑动埃及和叙利亚进攻以色列，美国再公开支持以色列来激怒阿拉伯人，最后导致阿拉伯国家一怒之下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石油价格必将一飞冲天，而全世界的怒气全部都发到了阿拉伯国家身上。
国际银行家们一面坐山观虎斗，一面清点着石油美元回流的钞票，不仅一举挽回美元颓势，重夺金融战场主动权，还顺手牵羊地痛剪了中东，拉美，东南亚，非洲等国的羊毛，此计堪称绝妙至极。
纵观历史上国际银行家的历次出手，可以发现他们始终遵循着最优算法，每一次重大战略行动都会同时达成三项以上的主要目标，用一石三鸟来形容也绝不过分，国际银行家从来就是打组合拳的高手。
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这两位国际银行家的哼哈二将全力协同，整个事件发展完全不出所料，布热津斯基出谋划策，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政府的情报沙皇直接参与执行。
威廉·恩格在《世纪战争》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基辛格持续地压制流向美国的中东地区情报，包括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阿拉伯官员对战争准备的确认，华盛顿在战争期间的表现和战后基辛格著名的穿梭外交都精确地执行了彼尔德伯格5月会议的路线，阿拉伯的石油生产国成为全世界泄愤的替罪羊，而盎格鲁－美国的利益却悄悄地躲在幕后。
在基辛格的诱惑和威逼下，沙特是第一个与美国达成合作的欧佩克国家，它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债券，从而实现石油美元回流，然后基辛格过关斩将，到1975年，欧佩克的部长们同意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世界货币于是进入了石油本位的时代。
石油价格暴涨导致了石油贸易结算对美元需求的暴涨，终于使美元在国际上重新获得有力支撑。
从1950年到1970年，世界石油价格一直稳定在3.5美元一桶。
从1970年到1973年，油价逐步上升到13.15美元一桶。
1973年10月16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欧佩克将油价调高70%到15.11美元一桶。
1974年1月1日，油价又上涨了一倍，到31.65美元。
从1973年彼尔德伯格会议之前到1974年1月，石油价格果然上涨了近400%。
1974年，不明就里的尼克松总统还试图让美国财政部向欧佩克施加压力，让油价回落，政府一名知道内情的官员在备忘录中写道：“银行家对这个建议置之不理，而强调用石油美元回流的策略对付高油价，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
随后而来的高油价时代，造成了西方各国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人民储蓄被大幅洗劫，更为不幸的是毫无防范意识的发展中国家。
经济学家恩格解释道：石油价格400%的暴涨对于以石油为主要能源的国家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大多数缺乏石油资源的经济体，突然碰到了出乎意料和难以支付的400%的进口能源成本，还不必说农业使用的从石油而来的化肥等的成本上升。
1973年，印度的贸易是顺差，处在一个健康的经济发展状态，到1974年，印度的外汇储备为62.9亿美元，却要支付两倍于此的进口石油费用，即124.1亿美元。
同样到1974年，苏丹、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面临着贸易赤字。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74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赤字达到了350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并不奇怪的是，这个赤字总和恰好相当于1973年的4倍，也就是说与石油价格上涨成比例。
70年代初期强劲的工业生产和贸易，被1974年到1975年世界范围内的工业与贸易萎缩所取代，其严重程度是二战结束以来之最。
20世纪70年代，许多正在实施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陷入对世界银行低息贷款的严重依赖，石油价格猛涨使得这些国家的大量资金被高油价所吞噬。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要么停止工业化进程，从而无法偿还世界银行过量的贷款，要么就得向世界银行借更多的钱来购买石油和偿还巨额债务的本息。
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手设套的国际银行家早已张网以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一系列苛刻的援助条件，再强逼着这些稀里糊涂就倒了大霉的发展中国家喝下著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副良药——即国家核心资产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基本生活要素市场化和自由贸易国际化，大部分国家喝下这几副药后非死即伤，个别抵抗力强的国家也落得元气大伤，民贫国弱。
就在发展中国家挣扎着到处借美元进口昂贵的石油时，又一个晴天霹雳在等待着它们。
保罗-沃尔克当选美联储主席是因为他是华尔街的人选，这是他们对美国政府的开价，为人所知的是他很聪明和保守，不为人所知的是他即将掀起一场巨变。
1973年，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为了加强北美、西欧和日本金融界之间的关系，在布热津斯基的倡议和协助下组建了一个名叫美、欧、日三边委员会的团体，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并在纽约、巴黎、东京分别设了三个总部，由这三个地区各出一人担任主席。
纽约总部的主席理所当然是戴维-洛克菲勒，作为戴维-洛克菲勒的心月复谋士的布热津斯基便成为这个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主任。
布热津斯基有个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的好友，叫迪安-腊斯克，是佐治亚州人，他在肯尼迪-约翰逊掌管白宫时曾担任国务卿，他向布热津斯基建议邀请佐治亚州州长卡特参加三边委员会，并一再赞美卡特的创业魄力和政治远见。
在腊斯克的热情撮合下，布热津斯基同卡特见了两面，布热津斯基一眼就相中了卡特，认定此人日后必成大器，自然很想将他网罗在身边，但以卡特当时的职位和声望，要想成为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在执行委员会表决时恐很难通过。
于是，布热津斯基便当面向戴维-洛克菲勒先生做了推荐，着力将卡特大大称赞了一番，三边执行委员会主席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亲自提名。
就这样，名不见经传的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的名字被列入三边委员会美国成员的名单中，这是他为五年后跨上白宫的台阶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大步。
在卡特1977年入主白宫之后，他的入党介绍人布热津斯基顺理成章地成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实际上是代表国际银行家进行摄政，其角色与尼克松时代的基辛格类似。
1978年，美联储主席职位出缺，这可是国际银行家非常看重的一个要角，戴维-洛克菲勒向卡特力荐手下名将保罗-沃尔克担当此任，卡特总统无法拒绝这一要求。
《纽约时报》称——沃尔克的任命得到了波恩、法兰克福和瑞士的欧洲银行的认可，熊市已久的纽约股票市场还少有地上升了9.73点，美元在国际市场上一下子坚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