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一条羊肠小道，我们来到了米巧云的家里，我坐在他家门前的石头上，打开了采访本。
米巧云今年29岁，从未上过学，是家里的老三，他有一个老妈妈，今年58岁，有一个弟弟米老五，今年17岁，因为现在正是收割甘蔗的季节，米老五在外面帮工还没有回来。
家里还有一个32岁的姐姐，是个智障患者，全家就靠米巧云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任，而他却因为困难还没有结婚，他家也只是种了一点玉米，没有地种甘蔗，一年的收成只够吃两三个月，就靠他与弟弟出外帮工赚点钱换大米勉强度日。
讲到这些的时候，他双手紧抱着头蹲在地上，头低垂着，几乎埋到胯下去了，我递给他一包烟，他讪笑着收下了，李老生再给他的老妈妈捧了一捧糖果，那老妈妈一脸高兴地接下了。
再爬上一个小山坡，到了一个破烂的窝棚前，李老生告诉我，这个窝棚里原来住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因为生活不下去了，现在到外面捡垃圾去了。
听着这些让人感到心酸的故事，我的心头就像是塞了一跎棉花一样难受，我们转过身去采访另一户人家，这个时候天完全黑下来了，李正卫从房子里走了出来，他拿来了几个小凳子，我把背包挂在他家门口的树上，开始询问他家的情况。
他告诉我，他今年30岁了，是个文盲，妻子张正花今年28岁了，也是个文盲，现在家里还有两个老人，他家里只种了一点玉米，没有甘蔗，口粮只够吃一个多月，吃的大米全靠帮工赚钱去买，常常无法吃饱，由于天色已很黑了，我们便结束了对他的采访，照例给了他家一点糖果和一包烟，然后我们去李老生家串一下门。
李老生的家建在山的半坡上，也是一处比较简陋的房子，看到来了客人，他爸爸李发财赶紧搬来了几条凳子，他妈妈从家里拿出一盏煤油灯点着放在走廊上。
李发财是一个憨厚的山里汉子，今年47岁，文盲，他的老婆大他一岁，也没有进过学校门，大儿子已经分家了，老二就是李老生，老三李老富，今年19岁，在家里干农活，大女儿李老花今年16岁了，这天刚好去杨龙寨走亲戚去了，最小的女儿李小改今年10岁，现在正在读一年级，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
李小改是一个很乖巧的小女孩，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一直低着头在咬着指甲，李发财说这里学校的老师是南华联邦来的，教孩子们识字，还教唱歌，我便要李小改唱一首老师教过的歌给我听，她忸怩着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个时候，李老生的妈妈把泡好的野山茶端出来了，我们便就着昏黄的灯光喝茶聊天，由于南华联邦的帮助，现在很多人家里种上了甘蔗，日子相对要好过一些，没有地种甘蔗的人家则朝不保夕，幸好寨子里穷人帮穷人，哪家没米下锅了，还能到另一家去借点米，等帮工赚钱换了点大米的时候再还上。
说到这些的时候，他感慨万千，等离开的时候，我把剩下的东西送给了他，胡家华女朋友的家就在大旧寨，晚饭是在他女朋友家里吃的，她家的条件在大旧寨算是上等人家了，因为家庭粮食够吃，很少出现粮荒。
离开大旧寨的时候，天上已是繁星满天，山里的夜静悄悄的，偶尔听到山头上传来猫头鹰那凄厉的哭叫声。
回到和平村政府的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多了，一个勤务人员为我打好了洗澡水，我洗好澡之后便到杨村长的办公室兼卧室聊天，其他三位干部都在办公室里。
杨村长告诉我，自从禁种大烟之后，山民们的生活就一下子跌到最低坡了，幸好南华联邦政府给过很多帮助，让坝子上的老百姓种上了甘蔗，新生糖厂到这里收甘蔗最低保护价是165元/吨，一亩地平均可产三点五吨甘蔗，所以坝子上只要有地种的人家都还能混个半饱，而没有地的人家和那些山沟里不通公路的地方就惨了，过的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
因为地方上穷苦的人太多了，他这个村长也很难当，村政府除杨文行外还有三个干部，邓家泽、曹国行，还有一个文书普国荣，其中曹国行是崩龙族的，五十一岁。
虽然是干部，但是他们的待遇也跟村政府的其他一样，连生活费和零花钱在内，只有九十块钱一个月，他们管着村里的一切事务，包括治安在内，看到现在特区日新月异的变化，他们也诚切地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够过得更美好，让那些贫穷和痛苦远离这些苦难的人民。
正说着这些的时候，杨村长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人举报街上的赌馆里有一个人吸毒，是附近的中山村人，杨村长放下电话之后，便马上和普国荣换了一身作战服，每人别了一枝手枪便匆匆出门了。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勤务人员已把饭菜煮好了，我洗漱完毕便与他们一起吃早餐。
餐桌上的菜很简单，一碗包菜，一碗香菜，一碗酸菜，一碗山胡椒。
我问杨村长那个吸毒的人抓着了没有，他说抓着了，现在已送到戒毒中心改造去了。
我说：“这里的老百姓这么穷，哪还有钱吸毒呀？”
他说：“这人一吸毒呀就不管家了，帮工赚了点钱就拿去吸了，哪怕是把家里一只鸡卖了都会拿去吸掉，简直就是社会的祸害，家庭的灾难。”
吃完了饭之后，杨村长便派胡家华陪我去骑马岭采访那里的大苗族人生活的情况，我到街上的商店里买了两袋糖果、一条烟和两大瓶水就出发了。
刚走出街口，就遇见了一辆去大旧寨方向拉甘蔗的汽车，胡家华跟司机很熟，便把车拦下了，让他载我们一程，司机叫李小林，三十四岁，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家在施甸，帮新生糖厂拉甘蔗已有一段时间了，他开车的技术非常好，在狭窄的山路上飞一般地驰骋着。
到了去骑马岭的山路边，我们下了车，穿过一段甘蔗地，我们开始爬山，那是一条非常陡峭的山路，窄得仅能容下一只脚掌，呈之字型往几乎垂直的峭壁上延伸，仰头一望前方的路，简直就像登天梯。
我背着包喘着粗气往上爬，才爬上去一百多米，就挥汗如雨、面色苍白了，于是就与胡家华在一处树荫下憩息，后面来了一个扛着纸箱的小伙子很快就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消失在蓝天与大山相接的地方。
喝了几口水，我在山路上捡了一根结实的玉米杆作第三只脚，挣扎着继续往上爬，一路上不断地遇到从山上往山下赶路的山民，都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面色焦黑的。
大约爬到一半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啦，便坐在树荫下气喘如牛地对胡家华说：“太难受了，我会死了！”胡家华这时也累得满头是汗，喘着粗气，他见我这副穷途末路的样子，便在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把手里的水瓶递给我，然后帮我背起了那个沉重的背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