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博所在的医疗项目是由南华联邦中医研究院与坦桑尼亚国立莫西比利医院合作开展中医药治疗艾滋病项目，1980年，南华联邦医药管理局和坦桑尼亚卫生部签署了该项目的协议。
和参加这个项目的大部分南华联邦医生一样，李博医生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对当地的艾滋病患者进行中医治疗，近几年来，也开始负责一些其他疾病的治疗。
“在这边，所有的艾滋病人是全部免费治疗的，艾滋病治疗其他疾病治疗也是免费的，如果是其他患者来我们这边看病，一般会象征性地收取2万先令（坦桑尼亚货币），也就是相当于100元南华元的诊疗费，至于医药费用会相对少些，差不多相当于南华元几十块吧。”李医生还透露，对于那些特殊的无法支付医药费用的患者，经过医生们的讨论，将会减免大部分费用。
1982年，李博医生返回南加里曼丹省，目前在一家医院任职，不过，在坦桑尼亚的经历，仍然让他记忆犹新，尤其是当地的医疗制度对医生的尊重，“那边虽然落后，但是医疗制度是按照英联邦的体制发展的，我觉得在尊重病患和医生方面，有很多合理的地方。”
自从二十世纪80年代之后，南华联邦在对外援助上再度大幅提升，但侧重点已经有所偏移，细细数来，南华联邦的对外援助可以分为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等8项，而援外的企业在其中起了较为主要的作用。
朱晓铭，私人企业的法语翻译，现居马里，他所在的速度风矿业公司是最早进行海外援建的企业之一。
他说，“以前很多是政治和外交方面的需要，现在更多的是经济发展和扩展海外市场的需要了。”
1980年，南华联邦启动了对外援助机制改革，提出今后以优惠贷款作为主要的援助方式，根据《南华联邦对外援助》白皮书介绍，优惠贷款本金由南洋国际商业银行通过市场筹措，贷款利率低于南华联邦储备局的基准利率，产生的息差由国家财政补贴，期限一般为15—20年。
这等于说，与通过巨额的直接财政支出不同，优惠贷款的援助方式只需要财政承担很小部分的利息，但却能撬动大量的资金通过对外援助。
“除非是为特别原因定下来的项目，优惠贷款项目跟一般的贷款没有很大不同，国际商业银行必须要详细考察项目的还贷能力。”一位南洋国际商业银行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朱晓铭所在的企业，就曾经在尼日尔、马里等地投资建设过基础设施。
“医院、公路都有，”朱晓铭表示，“某种程度，国家就是我们的担保人，没有国家在政治方面的努力，我们也不可能竞标到这么多的项目。”
南华联邦实施对外援助项目，通常是由受援国向南华联邦驻外使馆经参处提出要求,然后在南华联邦可能提供援助的领域里进行政府间商谈，以互利双赢为原则，根据可行性的研究结果，签订政府间经济技术援助协议，作为两国合作的法律依据，如果是采取优惠贷款形式，则贷款协议中需规定南华联邦提供贷款的金额、用途、使用期限、偿还期限及偿还方法等。
“优惠贷款援助可以向华方企业转贷，这就是说，参与项目建设的企业也能够从贴息获益，这是鼓励企业走出去的一种方式。”周宝根说。
作为一名法语翻译，朱晓铭每天要负责和当地的官员打交道，并处理合同方面的事宜。“这里是阿拉伯国家，在法律条款上要求非常严格，当地人比较讲究法治，不过我们私人公司做生意更喜欢人治，所以在沟通上存在很多问题。”他表示，南华联邦驻外使馆经参处，在协调当地政府与华资企业当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目前，在我国外经50强企业中，有2/3是由援外企业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在非洲，凡有援外项目的地方，我国企业开展承包工程等互利合作业务相对来说都比较顺利，也容易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认可。”前经济部对外援助局局长王世春曾在经济部的电视访谈中介绍。
以拓展贸易为主的援助思路似乎跟具体负责的经济部有某种联系，在1980年成立的经济部对外援助局之后，便由该部门进行体系化管理。
“对外援助局部虽然实际操作援外项目，但一个项目做不做并非我们一个部门决定的，外交部、财政部、银行都参与审批的过程，对外援助局对口管理，对外援助局主要是制定对外援助法规、项目审批、监督，项目的管理则由经济合作局负责。对外援助的项目，特别是像非洲联盟会议中心这样的项目都是政治任务，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
12月20日，记者致电经济部对外援助局时，一位不愿署名的人士介绍，“援助局也有不少官员来自外交系统。”
不过，南华联邦所采取的优惠贷款援助并不被旁观者所认可，“国际社会对我国政府对外优惠贷款的诟病在于，我国优惠贷款的赠与成分较低，不承认其为对外援助而应作为商业贷款看待。
既然是商业贷款，我国政府又对其存在财政贴息，使其可以较低利率流入其他发展中国家，挤占了其他国际商业贷款的市场，存在资本补贴之嫌。”黄梅波说。
“西方国家对中国对外援助一直都有非议，特别是非洲，各种标签都有，新殖民主义、资源掠夺、加剧**等，但实际上，最大的分歧还在于我国的援助没有附加的政治条件，与西方的做法大相径庭，才会引起不满。”黑字大学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道。
1981年4月，欧洲议会曾出台关于南华联邦非洲政策决议，指责南华联邦对非洲政策的目标是掠夺非洲资源并无视环境和社会标准，对非洲贷款威胁非洲的债务偿还能力,不附加条件的援助抵消了欧盟在非洲良政领域内的努力。
据南华联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金玲介绍，欧美日等国家一直是非洲的主要援助方，一般都会对受援国附加政治条件。
在援助项目方面，欧盟更为倾向于将援助资金投向教育、卫生等民生领域，而根据南华联邦国务院在今年4月公布的《南华联邦的对外援助》白皮书，1981年南华联邦对外援助资金45.7%投向非洲，其中优惠贷款61.5%用于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仅有3.2%用于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
“南华联邦当然是从自身的经验出发，着眼于援助项目对非洲经济发展的价值，而欧美则往往要求当地民主化、改善**，这对于目前阶段的非洲各国而言是很为难的，所以南华联邦的援助往往更受欢迎。”贺文萍说。
两种援助方式竞争的结果是，南华联邦在非洲的援助额快速增长，其中尤以对非援助的安哥拉模式最为著名。
按照贷款原则，援建合同中至少50%以上的采购和供应必须来自南华联邦,包括设备、材料、技术和服务。
目前，南华联邦政府已经预批了35家公司参加安哥拉援建项目投标，这意味着贷款的一大部分资金都回流到国内市场，与此同时也缓解了国内自身市场容量的压力，作为回报，南华联邦从安哥拉每天可得到1万桶原油,原油的价格按当天的市场价计算。
“援助不能等同于赐予，南华联邦现在追求的是互惠互利的援助，寻求回报是正常的，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单单寄希望于援助，援助可以起铺路架桥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促进双方贸易，只有各取所需的贸易才能让双方真正地共赢。”
周宝根认为，南华联邦的援助方式反而更符合非洲国家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