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决心已经定案之后，军方各个部队都急于争取机会，许多人都觉得我们进攻的步伐太慢了，我们在策划战争时的确是非常谨慎，但是面对进程缓慢、政治气息浓厚的外交事宜，我们决不能浪费时间，我们要立即提出请求，不能通过上百万正常的外交渠道，坐等对方的答复，我们要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和我们要找的人直接沟通，立即得到对方的答复。
对我们的大部分大使来说，这样的做事风格非常另类，让人吃惊，我会向他们致电，告诉他们，我们需要和某一个外国部长、总统、酋长或恰当的首脑通话，我会让他们直接去找那个首脑，告诉对方两个小时之内他将与总统，副总统，总理通话，并准备讨论一系列的问题，如使用飞机跑道、飞越领空、出入港口和借用公路、在机场加油、在机场和海港进行安全护卫以及协助空中防御等具体事务。
我们与需要进行通话的人通了话，得到了我们需要得到的答复，并完成了任务，我们的请求都得到了外国首脑的许可，尽管他们也都提出了交换条件：我们用金钱买到了我们在那些国家所需要的一切，有时候是为他们提供一些他们此前一直没有的武器设备，而且往往要削减他们的部分债务。
从金钱上看，这笔交易对他们非常有利，尽管有的国家因此要承担相当大的政治风险，比如，莫桑比克总统沙拉夫在支持南部非洲战争的过程中就一直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我们还开始意识到，除了我们责任区内的国际合作之外，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合作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我们此次在战争中面对的敌人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中的敌人都有所不同，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国际上的合作。
事实上，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一场战争，我们需要共同作战，这之后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长期的联盟。
我们的许多非洲盟友几乎同时纷纷向国务院致电，要为我们提供支援，最终，国务院的人把球踢给了我们：“有那么多人给我们打电话来，我们该如何应付啊？”
对此，元帅毫不犹豫地说：“让他们直接来找战区司令部，把所有复杂的中间环节都免了，我们来接待他们。”
说完，元帅转身对我说，“你来处理吧。”
联盟就这样诞生了。
不出几个时辰，马达加斯加、索马里和安哥拉的几位将军就带着他们的随从人员来到了我们这里，我们为他们提供了居住的房车，没过多久，战区司令部的停车场上就停了20辆房车，我们尽可能多地将手中的情报解密，这样他们就可以每天早上参加我们的汇报会了。
在南部非洲战争中，我们的非洲盟国希望扮演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角色——他们想让自己的军队参加地面战斗，这会为他们在国内赢得很好的支持，每个国家的政治家都想让自己的士兵参与一场民心所向的战争，以此提高自己的支持率。
但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地面上布满了别人的部队，可他们却再三坚持，安哥拉人尤其直言不讳，一再声称他们希望自己的军队能够较早地参与一场在纳米比亚对南非军队的地面战役。
“总统需要这些军队现在就出现在那里。”安哥拉的军事联络官说。
“我们不想让任何不需要出现在那里的人出现在那里。”我回答道，“我们不想让任何人成为遭受攻击的目标。”
“我们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
“会满足你们的，但是要遵循我们的时间安排，我可以再看看，看看我们能不能在政治上助你们一臂之力，我们一定会尽我们所能来帮助你们，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破坏了整个行动计划。”
马达加斯加很早就表示愿意支援我们，他们表示可以提供空中的军事侦察并派遣营救小组，还可以在马达加斯加境内设立医院，我们对此很感激，但也很犹豫。
我们知道马达加斯加人在南非的军事介入可能会引起祖鲁族黑人家园对我们的反感，而且我们自己有高水平的侦察和营救行动小组，完全可以胜任这些工作。
每个人都想来帮忙，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企图，为了安抚他们，我们向他们保证，在战争后期，在我们实现了某些目标之后，一定让他们参与地面行动。
在我们急需帮助的时候，我们也都得到了帮助，南部非洲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先是国家之间的作战，而后又是接连不断的内战，因此不管你走在南部非洲国家的什么地方，都不得不担心自己随时有可能被地雷炸飞。
我们有排雷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大部分都安装在我们的作战部队，由于我们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所以不得不另想办法。
在每天结束的时候，非洲盟国的表现都证明了，它们对我们不仅仅是有用，而且是太关键了，非洲盟国时刻准备着为我们提供帮助，在许多关键的时候，他们都挺身而出，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帮助我们跨越了种种障碍。
每天早上，我们都要召开会议，我会告诉他们，我们都需要什么，而在这一天结束之前我们的需要总是能马上得到满足，反过来，我也必须确保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我提出每天至少拿出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给他们，每个国家在战区司令部都有自己的一个国家日，用来庆祝并颂扬该国的传统。
有时候，他们会在自己的国家日里拿来一种特别的啤酒，有时候会拿来本国的糖果，我们会就这个国家的简史以及它所做出的贡献发表一次讲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开始意识到这十几个国家都会按照传统庆祝自己从欧洲国家的统治中赢得了独立。
我们向安哥拉派遣了一名战区司令部的将军以及随行的50名工作人员，由他们负责在该地区成立一个24小时的指挥与控制中心，负责指挥作战。
他们将负责选择目标和委派任务，建设飞机加油跑道，安排我们所需要的空中运输，寻找飞行基地，并处理我们自己的部队与各部队之间的空中管制问题，确保我们的喷气机、直升机和轰炸机不会发生相互碰撞的事故。
随着战争的临近，我们也开始考虑战争将会导致的间接破坏，在制定战争计划的过程中，你首先必须做出的决定之一就是规定可接受的间接破坏的水平：高水平、中等水平还是低水平。
这一决定取决于众多的因素，包括该地区的平民数量、宗教设施数量，例如清真寺、医院数量、邻近地区的妇女儿童数量、红十字会机构数量以及该地区的人口数量。
你究竟选择高等的、中等的还是低等的间接破坏水平，对你整个的战争计划、策略和具体作战方式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
我们针对南部非洲战争所做出的决定是，这场战争必须保证低水平的间接破坏，这意味着每当我们想要打击一个会造成中等水平间接破坏或高等水平间接破坏的目标时，就必须征得战区司令部司令的亲自批准，这是极其耗费时间的。
这迫使我们要对所有的目标进行减痛处理，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目标清单浏览一遍，考虑如何把一个可能造成中等水平间接破坏或高等水平间接破坏的目标转化成一个只能造成低等水平间接破坏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样的转化，我们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手段：在不同的时间里打击该目标，选择目标内人数较少的时候实施打击，用不同的武器或者选择不同的角度来打击目标，这样就会迫使爆炸方向发生改变，将损失以及民居受到的破坏控制在最低限度内，再或者可以采用更加精确的武器。
设法对每个目标进行减痛处理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随着日期不断逼近，我们争分夺秒地在克服这些困难。
当然，我们必须首先制定一份需要打击的目标清单，对大多数目标国家来说，这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他们拥有明显的打击目标：重要的政府建筑及军事建筑物、能源与公共设施厂房、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水坝、隧道、飞机跑道。
可是纳米比亚比较特殊，那里没有主要的政府或军事建筑物，没有主要的交通体系——甚至不存在一个组织机构比较集中的敌人，那里的桥梁、水坝、隧道或者铁路都非常少，没有像样的港口或船只，几乎没有任何公共设施或能源中心，没有平整的公路，没有主要的高速公路。
那里90％的建筑物都是土制的，只有行政中心还是一个像样的城市，列出打击目标的清单着实让我们挠头，我们惟一可以设定的打击目标就是南非的装甲部队，几个训练营，几栋领导层所在的建筑物，几架战术飞机和一些高射枪炮以及地对空导弹，就只有这些了，我们想通过一次大规模的轰炸宣布开战，但是那里却没有足够的目标，这让我们大为恼火。
元帅也不例外，“你们需要更多的目标。”他说。
“可我们没有目标。”
“那就去找。”
我们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随机目标上，在敌人移动过程中，尤其是在战争早期，当他们逃离空袭时，对他们实施打击，元帅还是不满意，可我们也只能如此了。
最后，我们必须制定出一份战斗计划——我们必须决定我们的主力该集中在什么地方，最初的战略目标是什么，该朝哪个方向推进。
我们的作战计划是，在开始的三到五天里在该国的主要地区，但大多是在南非的北方和海岸进行空中打击，然后，我们的地面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就可以开始攻打主要城市和军事基地。
我们可以从边境开始向南方推进，然后我们可以将特种部队空运到南非的导弹发射场。
在南部非洲战争中，我们的三个基本目标分别是：彻底摧毁南非的军事潜力，推翻该国的种族隔离政权，帮助南部非洲新的国家政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开办医院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当开战之日日益临近之时，我们在抓紧时间完成最后一秒钟的部署，我们将我们的战斗海空救援队派往安哥拉，莫桑比克。
在马达加斯加，我们从那里的特种部队大队当中挑选了几支行动部队，把他们运送到沿海的航空母舰上。
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我们把飞行集群的飞机部署完毕，并敦促安哥拉军队封锁他们与纳米比亚之间的边境。
我们还把自己的几支潜艇大队提前部署在马达加斯加岛南部海域地区。
最后，我们还考虑到了我国本土的安全，副总统曾多次特别提到，我国必须为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袭击做好准备，在首都特区、大型游乐岛屿、海岛军事基地和其他主要的大城市和地区我们都派遣了战斗机进行巡逻，还有大量的战斗机随时待命，可以在5到30分钟内起飞。
1989年下旬，总统给南非总统博塔发出了最后通牒，让他赔偿南华联邦所有的损失和彻底开放市场，否则后果自负，但我们都知道他不会对此做出任何回应。
他果然没有理睬。
1990年5月17日，南部非洲战争如期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