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陆江津和武修烈从南北各地买了些牛回到北京香山，不过，牛皮经过加工和测试，均不达标。拉牛牛甘有德看着陆江津拿来的测试报告，喃喃的说为什么呢？陆江津说，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黄牛皮质量不行，今年持续大旱，人喝水都困难，牛更是吃不上水，很多畜牲靠喝尿维持生存，由于月兑水严重，黄牛皮质粗糙疏松，皮肤皴裂度大，自然会影响到牛皮质量；二是，也有可能是我们的生产方法或工艺不行。甘有德注视着他。陆江津趁机说，还是应该回到替代材料方案上来，在中国搞尖端武器，就要结合中国的国情。
甘有德对陆江津的啰里啰嗦有点不耐烦，想了想，说：“江津，密封垫圈的事你就管到这儿吧，这件事先放一放，容我再想一想。眼下，有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你要去办，我准备派你到九江的生产厂驻厂参加仿制。”
陆江津差点跳起来，“我刚回来呀，又出差？多长……时间？”
甘有德不悦道：“江津你这一点不好。人还没走，就问什么时候回来，这恐怕不是干事业的态度。你去呆多长时间，不是我定的也不是你的一厢情愿，这是组织决定，任务需要。当前，任务很急，你也别问这么多了我也没时间详细解释了，我马上还有两个会要开还要找三位同志谈话呢，你赶紧回去准备就是了。”
在陆江津出去的这几个月里，他并不知道，导弹仿制工作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9）
当莫尔再次将一大批国产改进口的器件清单报到薛沅奇这里签字时，这位院长再也坐不住了！
一直以来，s－2导弹仿制的结点有如泰山压顶。工程启动那会儿，全国各行各业都在“放卫星”，当时院里也放了卫星，说国庆十周年拿出导弹，并正式上报上去。但这颗“卫星”成为了套在头上的一副沉重枷锁。当第一轮仿制结果出来后，薛沅奇就知道，要在国庆十周年拿出导弹很可能是痴心妄想了，当时就想给上面打报告调整时间结点。尽管他内心也相当的矛盾。因为，在全国一片凯歌高进的跃进浪潮中，这个时候说结点任务完不成，岂不是明摆摆把“右派”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扣？在进退维谷之中，他还心存一丝侥幸心理，希望无所不能的也搞过苏联导弹跃进的莫尔能起死回生。于是，莫尔第一次将一批器件由国产改从苏联进口时，薛沅奇同意了；很快又报来第二批时，沅奇犹豫了半天，也勉强同意了；但是，当这次莫尔将大批器件改从苏联进口时，薛沅奇院长再也无法坐视了！
薛沅奇深深的意识到，第一字给莫尔签字就签错了。他正在走一条错误的路，而且越走越远。这种搞法完全背离了“仿制练兵”的初衷，不是自欺欺人吗？这段时间以来，薛沅奇敏锐地关注到，中央似乎已经觉察到了跃进的错误，已在悄悄地纠正或修正。比如已经压低了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报刊上也不象原来那样铺天盖地宣传跃进的离奇成就了。他叫来了关力夫。
关力夫说，通过这段时间的仿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仿制导弹，薄弱环节在哪儿？我看其中一个大的障碍是在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方面。这些东西我们国家都不过关。象导弹这样的尖端武器，对新型材料的要求非常高，仅发动机就有一万多个零件，需要采用几百种不同品种和规格的材料，耐高低温材料、高能燃料、特种材料、精密合金、超纯物质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瓶颈。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工业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的钢产量并不高，日本是530万吨，法国是790万吨，英国是1300万吨，德国是1740万吨，苏联是1770万吨，比我们今年的产量都要低，但他们那时已经能大量制造军舰、潜艇、飞机、甚至导弹这样尖端的武器装备，其原因就是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品种规格比较齐全。新材料新技术各国都先用于国防，然后才在国民经济中普遍使用，因此材料越新，保密性就越强，我们就越难得到国外的援助。从苏联进口只能缓解燃眉之急，决非长远之计。我的观点是，不要太依赖别人，应当痛下决心，组织自己人进行全国大攻关，搞全国性的大协作，哪怕这个过程长一些，艰难一些，有意义，值得。
沅奇听得连连点头，又与力夫交换对苏联顾问工作的看法。关力夫说，苏联顾问的敬业精神和对待科学一丝不苟的态度，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中国的“一五”计划如果没有大量苏联专家们的帮助，是不会取得这么大成就的。但正因为如此，我们从上到下对苏联专家的依赖性太强，结果形成一边倒；而苏联专家对苏联模式又高度自信，生搬硬套到中国来，恰恰不符合中国国情。关力夫认为，s－2导弹的仿制，是我们国家自己的事，不应该由苏联顾问来主导。他说，他们可以管大的方面，主要在技术层面上说话，提建设性意见；但具体的执行，要由我们自己来。我感觉苏联顾问管得太宽了也太细了，当然这里边也有我们自己的原因－－为了体现对苏联顾问一味的尊重，事无巨细都要问他们找他们签字，结果不仅降低了效率，也使我们的能动性丧失，形成了仿制的软肋。
薛沅奇对关力夫的主张深表认同，问力夫有什么具体建议。力夫说，当务之急，应把大专业进一步往小专业细分，比如动力系统，可以继续细分为推力、推进剂、发动机控制系统等若干个小专业，向深度拓展；另外，应加强试制力量，把我们的技术人员尽可能的下放到全国各个生产厂去，到一线参加试制、监制、验收，和生产厂共同搞技术攻关，不要都耗在香山。这样做好处有几点：其一，工作面全面铺开，避免人浮于事；其二，专业细分后，更方便向全国生产单位协调落实任务；其三，通过大协作，大练兵，人员能力得到提高；其四，充实基层，精简高层，同时也可避免苏联顾问干预太多把得过死。通过这些措施，逐步理顺与苏联顾问的关系，最终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分工明确、界面清晰的格局。
沅奇又找严钦交换了一下意见，关力夫的意见严钦都同意，他又补充一点说：现在对苏联人叫法不统一，是个问题。一个称呼不是小事，会产生倾向性，不能大而化之。应对驻五院的苏联顾问取消“顾问”称号，一律改称“专家”。严钦说，中国最早的苏联顾问是孙中山时期被派遣来华的鲍罗廷，从那时起，苏联顾问就在军队中有一定的特殊地位，可以作指示、提意见，中方一般都要照办的，逐渐就成了惯例一直到今天。现在一些单位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开始改称专家，专家嘛，主要限定在技术领域，主要发挥技术咨询的作用。
薛沅奇收集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后，书面报告上去。上面终于同意将s－2导弹仿制结点延后。薛沅奇长长松了口气。对于莫尔提出的国产转进口器件清单，他提笔郑重地写下了“经集体研究认为此法不妥，主张仍由我国厂家仿制，望莫尔团长理解和支持”一行意见。同时，根据集体决策意见，他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将技术人员分批下放到全国各生产单位参加试制。五院党委在组织生活会上重申了“**自主、自力更生”的建院方针，在对待苏联顾问的意见上达成一致，那就是对的听错的可以不听，适用的借鉴不适用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正。
在这个夏秋之交，一切正在发生着微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