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国有良港京城，特产高丽参丝绸陶瓷器丝织品，大宗货物总要寻找贸易地，而离京城最便利的贸易港无非杭州泉州和长崎。长崎是倭寇之地，小倭寇岛上连年征战，消费能力着实不行，虽然垂诞朝鲜国的丝绸和人参，却是以抢居多。朝鲜同样面临严重的倭患，也为抗倭付出了巨大的精力。相对于恶劣的倭人，朝鲜国的另一个邻居，一个强大却温和得多的大明国，自然成为朝鲜贸易公关的重点。
但大明虽然对小国朝鲜采取怀柔政策，禁海之策却是毫不动摇，撒销了市舶司，并禁止对外通商。朝鲜若想和大明贸易，惟有朝贡一途，所谓朝贡，不过是双方皇家互通有无的通商行为而已。这是为满足于大明帝王的所谓‘四海称臣朝贡，天下归心，的虚荣心的变种说法而已，而且朝贡间隔的日期几乎以“年”记，制度僵化，更于民间通商无益，远远满足不了双方贸易的需要。
但现在通商事宜出现了一个转机。沿海捷报频传，倭患灭减，龙颜大悦，特批澳门小岛为经济特区，试行重开外贸之国策。也就是说，杭州泉州祈州这些比澳门更优良的大港，突然之间地位反而没澳门重要了。只有澳门有模糊的对外通商权力。这一权力垄断无形提高了澳门进行国际贸易的地位，各国趋之若骛。
朝鲜高官文瑜也正是为此而来。三个劣徒的事情不过是捎带。
他的到来，正合我心意。澳门经济要发展，必然离不开对外贸易，万事金银为本；大力鼓励对外贸易，第一步就是要与东亚各国搞好关系，建立稳定互惠的贸易。而且这些日子与李华梅，俞龙戚虎刘豹，还有邓子龙广东十虎这些官方的民间的代表人物都一一接触，探讨东南沿海倭患严重的根本原因。对倭患的认识也深刻了一层。心里自然有了想法。
十四世纪初的日本人就像现在地中国人记恨于日本侵华战争一样，一直记恨于元帝国自建国初以来地三十多年间持续多次派兵进攻日本。
元帝忽必烈在灭亡金国，讨伐南宋，征服高丽后，统一世界的心绪大开。听人说日本列岛是富饶之地，遂派水师攻日，最后一次是在一二八一年，大将范文虎，率兵十万，由对马海渡海进攻日本。因渡海时遭遇风暴而无功惨败返回。虽然元军屡次进攻日本都由于大海隔绝，部分登陆的元兵虽勇猛，但后继部队跟不上和后勤供应不上而失败，但确给日本也造成了不小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由此引起中日两国在此后的五十多年互不往来，直到元朝灭亡，大明朝兴起。
朱元璋登基的第二年就派山东莱州府同知赵秩带着大明朝封赐玺书，欲与日本重修关系。
日本实力最大的足利义满源良怀接受了大明皇帝的封赐玺书，在通商利益的引诱下。在明朝军事实力的威慑下做出选择。主动向大明皇帝上表，请求两国修好和建立朝贡通商关系。
朝贡进行了一百五十四年。第一次倭乱起。
起因是日本方面几个贡使争相贿赂明朝市舶司官员，失宠地一方借着招待宴会的座次问题向自已的同胞发作了起来，双方打了起来。后来追杀同胞到大城绍兴不得入。心怀愤恨的倭寇回途开始报复中国人，驻浙明兵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执指挥袁涟，百户刘恩，胡源，先后被杀，首次倭乱就此开始。
从第一次倭乱来看。中国大明政府的腐败和愚昧的外事政策是引起倭乱的起因，我们一些当政的中国人不像外邦之人，擅长利用别人内部地矛盾，使自已获得最大利益，反过来，为了个人一点点的利益，不顾甚至出卖国家利益，把别人内部矛盾引向自已的国家，这就是一个典范。
这样就把本来是日本贡使的内部之争演变成了日本贡使与中国大明当局之争。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本来还是可以挽回地，可大明市舶司的官员们为了推卸责任，不向上禀报真实情况，使大明政府当局愚蠢地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撒销了市舶司，并禁止对日通商。这对已兴起的中日商贸来说，不谛是当头一棒。那些收到倭人货物还没付款的中国商人很高兴，这一下可不用付款了。而许多交了货还没拿到钱的倭人则傻了眼。同时日本国内为出口大明的货物和已装船在海路途中的货物也有不少。而禁商通告一出，这一切都成非法行为，政府不预保护，许多中国商人向日出口的货物也一下子成了非法走私出境。这项政策给中日两国地商人都带来极大的损失。
朝贡是你皇家官方的事，你既使不做，只是你一家的事，可民间通商涉及千家万户的生计，岂是能禁得了的。
大明朝政府当时罢市舶发布的通告是以国家利益受到损失，社会的稳定受到威胁为由，唱的也是爱国为民的口号，其实这漂亮的口号后掩盖着的是腐败和外交无能和出台政策没有前瞻远见。这‘利益’和‘稳定’漂亮口号的实质是把国家推入不稳定之中，把人民推入祸害之下。
“市舶既罢，日本海商往来自如，法禁无所施”。这样禁的结果实质上是政府放弃了管理，地方豪绅势力乘虚而入。
当时有人记录了这一事件；“国初设官市舶，正以通华夷之情，行者获倍之利，居者得牙侩之息，故常相安。后因禁绝海市，遂使豪势得专其利”。当时的沿海居民和日商大多不顾禁海通商的禁令，干起了走私行当。
倭乱起，实因明朝施政不当之故，强行禁止民间通商利益所趋，是为不智。
其二，没有诚信的经商手法再给倭患添油加薪。
当明政府放弃市舶管理后，民间自行走私经商陷入了无序之中。一些玩得大的中国商人做的都是拖欠货款，找借口不付款，玩的是不付款又不退货的大把戏。他们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直拖到你服了，拖不起也熬不住不想要自已的货了，这样你地货整个都作为利润装进了他地腰包。这种把戏又玩到了到中国来做外贸生意的日本倭人身上。这样被拖欠货款的日本倭人因行为属于走私而无官方通关及居住许可，只好住在沿海各岛上，等待索要货款。而中国的许多欠款奸商等倭人来讨货款就避了出去，让倭人们多次空跑。而卖给从商的明朝地方官员的货物也是同样下场。
在来华通商的日本商人中，不乏实力雄厚的富豪大户，但也有不少在国内生计艰辛赊货来华的普通商人，还有多家集资的大户，还有是不惜风险借贷购货来华地冒险家。因为海上时有海盗出没。故这些人都在货船上带有兵器防身，他们一般都是把货在华卖掉，再从中国购一些日本市场上紧缺的中国货带回在日本市场卖给日本老百姓，以获得利润。一旦货物被骗，或货物被收而货款要不回来，这经商的资金链条就断了，也无法回国归还赊帐和借款。而长期居住海岛上等待中国商人还款时也还要吃要喝，等无吃无喝了。出路只有一条，与那些欠债的中国经商官家和奸商们拼命。
“自罢市舶后，辄主商家，商率为奸。利负其债，多者万金，少不下数千。索急，则避去，已而主贵官家，而官家之负甚于商。番人泊近岛坐索其负；久不得之，乏食，乃出没为盗。辄构难。有所杀伤。贵官家患之，欲其急去，乃出危言撼当事者，谓番人泊近岛，杀掠人。而不出一兵驱之，备当倭固当如是耶？当事者果出师，而先阴泄之，以为得利。他日货至，复如然。如是者久之，倭人大恨。言挟国王资而来，不得直，曷归报？必绘取尔金宝以归。因盘据岛中不去。”
这些奸商真是骗人骗到家了，你倭人想要第一批货款吗！那你就得送上第二批货来，你送上第二批货，我还得让你再送第三批货，不送就不给你第一批货钱。搞得日本倭人越陷越深，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想出了办法，只好说自已的货是日本国王的，国王说了；要不回钱，就别回来。这简陋的办法根本就蒙吓不住黑了心地中国官商和奸商。
而此时的明政府是不闻不问，这种官商勾结一起坑骗倭人货款的卑鄙经商行为导致倭乱越来越严重。当时的沿海适合居住地岛屿上差不多住的都是要债的倭人，也有许多对日做出。被骗的内地华商。他们的货也被自已的同胞骗了，可他们不敢告官，因为禁商通告发布后他们的行为是非法的。除部分倭人认账吃亏返回日本不再与中国商人做生意外，许多倭人不甘心被骗。既然中国政府不保护正当地商人利益，他们就只好自已来索回欠款了。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形成大股倭寇，或推举有见识的华人做首领或让华人海盗为头，利用海岛做根据地，在用武力讨要货款的同时掠夺沿海居民，并大杀欠账的富豪奸商官商，最终酿成大规模倭患，造成倭寇为乱中华四十年的局面。
长期处于和平环境的明军不是他们的对手，最后明政府只好让俞大猷和戚继光另组训练明军进行围剿。
倭人作乱，其实本也形不成大气候，因为虽然中国的官奸商们把他们逼上了绝路，使他们作战非常勇猛，但他们毕竟都是商人出身，没有经过正式训练。使明政府害怕的是许多中国人也加入了倭寇的队伍，成了倭寇。因为倭人事出有因，得到了许多中国人的同情，再加上在明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矛盾重重，自然在中下层正直的中国商人中也不乏被奸商官商所骗之破落之人，及失掉土地的农民，乡间的凶徒，逃跑的犯人，在官场上被罢免的官吏，失意的文人策士，穷困潦倒的不第秀才和一些同情倭人仇视明政府的人纷纷加入了倭寇队伍之中。这些人做为中国人，既了解当地地理，更了解大明的腐败和政府运作机制和明军地作战特点。这就使倭寇战力大增。在戚俞二位英雄未参战之前地平倭作战中。明军在这些处于绝路的倭华人混合组成的队伍面前不堪一击。当时各股倭寇各自为战。这些无家可归的倭人在加入他们队伍的华人帮助下，在战场上经常取得胜利。
以一五五二年四月攻浙江台州，破黄岩，掠桑山定海的当时最大一股倭寇为例，这股倭寇的头目是个中国人，叫汪直。安徽省人，因事亡命海上，成为这只势力最大的倭寇头子。倭人对他特别佩服，很尊敬他，听从他的指挥。愿为他赴汤蹈火。
倭寇本都是日本的农民商人出身，不懂战阵兵法，虽勇但憨，不怕死。因为他们回国也是死路一条。日本国内地债主们也不会相信他们的话，既是那些不负债的也破了产。他们一上战阵，就月兑光了身子，只穿一条耙大的短裤，挥着日本的三尺宽弯之刀拼命向前。因此才有“倭寇勇猛”之说，其实只是被逼到绝境才会“勇猛”。
说起来也见笑，各股倭寇都是由中国人做他们的首领。在各股倭寇中，以汪直的这股实力最大。其次是徐海。还有毛海峰，彭老生等十多支由中国人指挥的倭寇队伍，为害甚烈。这些身为中国人地倭头，金冠龙袍，海岛称王。他们攻城掠地，专杀富豪奸商和从商的官吏，也掠夺百姓入伍以扩充他们的实力，很有点农民起义军的味道。
说他们是‘倭寇’好像也有些牵强附会。因为他们地头子是华人，队伍中的成员大部分也是华人，他们好像是专为倭人打抱不平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军队伍。倭人在这只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倒像抗战时期日军中的伪军了，我们当然无法想象如果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各个派遣军司令和大多数基层官佐都是华人会怎么样？那恐怕就不叫抗日战争了，改叫抗击华人指挥的日籍雇佣军战争了。
其实与明军在战场上作对的战场指挥和计谋对手都不是倭寇，而是自已地同胞，是同胞在指挥，在出谋划策，是多数华人同胞与少数倭人在一起向明军冲锋陷阵。
都说真倭只有十之二三，华人占十之六七。这些华人中的有军事知识之人为之出谋划策，侦知官兵虚实，为倭寇当向导，也竟一时使明军落花流水，无可奈何。倭寇的兵锋在一五五五年深入内地，到南京，攻无锡，苏州，到安徽。这也许是汪直想回老家看看。在这个时期对倭作战中，明军败多胜少。
一股倭寇在攻打福州时，福州巡抚阮鸽怕守不住城池，便以行贿的办法，从国库中取出数万两银子送给倭寇，并为他们打造了六艘大船，让他们乘船从海上离开福州，这也算当官的为民保了一方平安吧。
当时沿海各地及成倭寇的天下，他们出入如无人之境，许多地方官知道明军保护不了他们，倭寇所来只为钱，于是他们就准备好钱，这一股拿钱走了，那一股又来了。
倭寇掠夺几乎所有从北到南的沿海地区，其中以江浙沿海受害最深，这两个地方也是当年骗倭人货物最狠最多的地方，故倭寇报复也最凶。
有人说：中日两国奸商多，中日商人做生意才是棋逢对手。
戚继光俞大猷训练的新明军投入围剿后，明军对倭作战形势才有了根本变化。其实戚继光也很无奈委屈，捉住的倭寇，审问时常被倭人反问得理屈词穷，漂亮的爱国口号在中国官奸商们作出具体卑劣事实前显得是那样苍白。戚的爱国军人们除了审军情外，只审武力索款抢钱时杀了几人？抢了多少钱？源由一概不问，源由是政府的事，军人只管杀头。戚本人因对倭患起因情况非常了解，杀掉这些人，戚继光时常内心非常不安。倭寇该死，中国那些奸商恶霸就不该死吗？可面对大明政府中强大的腐败势力，他无能为力，只能用爱国主义来安慰自已。
前世的教课书和史书在谈到“倭患”这一历史现象时，老是说倭寇可恶，可那些腐败的大明政府官员和那些为官从商的奸商和地方黑恶势力保护下的各类奸商们就不可恶了吗？
并非为倭寇辩护，来我中国抢劫，不管什么理由，该死！
并非为汉奸辩护，帮助倭寇攻击祖国，更加可恶，更加该死！不管是打着什么替天行道伸张正义的旗号。
只是有感于：是明朝政府施政的弊病加人性的弱点造成了东南众多无辜百姓的诸多不幸和痛苦。
如果海禁放开，倭寇一定失去中国部分下层官吏和老百姓的。如果没有中国人的援助，倭患无论如何不可能持续那么近半个世纪。
如果制定严格的贸易通商规则，以法行商，提倡诚信，严厉打击奸商，是否能重新建立我中国商人在国际贸易中的良好声誉？是否这才是‘四海称臣朝贡，天下归心’的真正王道？
如果国内政策清明，民生富裕，秩序安定，是否就少了许多“中下层正直的中国商人中也不乏被奸商官商所骗之破落之人，及失掉土地的农民，乡间的凶徒，逃跑的犯人，在官场上被罢免的官吏，失意的文人策士，穷困潦倒的不第秀才和一些同情倭人仇视明政厨的人”之类的“从倭”？而这些人，才是越来越严重的“倭患”真正的制造者，主力。我们可否用法纪拉他们一把，不让他们成为遗臭万年的民族罪人？
如果这一切明朝政府能够做到，那么我金牙愿做一个为大明守海疆掠财富的提督，相当于西方拥有“国家私掠证”的武装舰队司令；否则，我宁愿做回一个无拘无束的海盗，自由地完成我的爱国理念。
爱国，但目无国君，心存小民，才是金牙真正的性格。若时势逼我，我将毫不犹豫做回海盗。但现在明朝对外政策有所松动，为了东南千万仍处于水火之中的百姓，金牙愿意屈就明朝统治下的一澳门小吏。
前提是通商和法制。不遵守规则的人，我必然以海盗的血腥手腕镇压之，乱世必用重典。
而这一切，从澳门开始。从与朝鲜高官文瑜艰苦卓绝又精彩无比的商业谈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