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日本埋头苦干，励精图治，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获得大量赔款，为国家发展输入了大量血液，可以说日本是吸中国人民的血发展起来的……到1902年，日本已然以发达国家自居，日本又与老牌强国英国订立了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保护双方在中国和韩国的现有利益，其矛头直指俄国。
由于日本的发展神速，日本代替了西方成了中国人学习的榜样，这也是国人急功近利的思想作怪，显然真正应该学的还是西方。由此掀开了中国人东渡日本的高峰年，黄兴，邹容，陶成章，廖仲恺，鲁迅等人，均于此年先后来到东京。
这一年对于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是关键的一年，他们的活动中心都在东京，他们的政治领袖都在东京，他们的争夺的重点无疑也是东京。
雪片象吹落的花瓣一样漫天飞舞，一朵朵一簇簇轻盈地横飞过来，或上或下，或快或慢，或粘着人身，或拥入窗隙，仿佛自有它的意志和目的。
“今年冬天的雪很大呀！”宫崎寅藏推开窗子，迎着风雪说道。
孙逸仙正专心看着宋耀如的信件，只是嗯了一声以示回答。
“保皇派气焰太嚣张了！”随孙逸仙来到日本的陈清站起身，似乎感觉到了寒冷，他紧了紧衣领，有些忿忿地说道：“康梁这两个孔老腐尸的忠实弟子，先是拿着什么狗屁衣带诏，招摇撞骗。现康狗远走欧美，却还有梁启超在摇旗呐喊，极力夸大轻言革命的危险，真是气死人了。”
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新民学报》，陆续发表了不少鼓吹保皇改良的言论。这位国学大师的文章有一种迷人的魔力，对于没有多少国学根基的革命党来说，想在论战中压倒梁启超，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保皇党”的言论蛊惑性极大，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构成一种切切实实的威胁。保皇党鼓吹“保皇与革命原属同流”，使很多兴中会会员转向了保皇党。许多人还出巨资，赞助出版保皇党的机关报《新中国报》，这张报纸大肆鼓吹保皇，攻击反清革命。
凭心而论，梁启超以他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天才的文笔，感动和教育了无数中国青年，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成了革命的主力军。而且梁启超认为没有民众的觉悟，只靠一两个英雄人物，靠暗杀和暴动，很难有什么好结果，这也是很正确的道理。而且他对革命党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是不赞成的，从后世的眼光来看，梁启超无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但他并没有赢得多少喝采，反而让很多人当成了革命的阻力。
“等查理兄筹到的款项到位，我们就可以用革命的实际行动进行猛烈反击了。”宫崎寅藏很有信心地说道。
“查理兄的大笔款项暂时没有了。”孙中山突然说道。
陈清和宫崎寅藏一下子愣住了，呆了半晌，陈清犹豫着说道：“查理先生的经营出了问题？生意上暂时有些困难也是可以理解的。”
孙中山微微摇头，沉闷地说道：“查理兄将款项投入到了实业当中，先期要建立一个化学工厂，等乔森·肖博士的新药发明出来，还要建立一个大药厂。”
“为什么？难道查理先生不知道现在革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吗？”宫崎寅藏皱着眉头说道：“他定是被那个乔森·肖博士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了，孙先生，请您写封信，我带去上海。”
“查理兄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美国博士推崇备至，前些日子来信便很是夸奖了一番，竟把他比作中国的富兰克林。”孙中山轻抚额头，缓缓说道：“这次随信而来的，还有一些他的文稿。看来查理兄已经彻底被他所折服，并希望我们细细研读他的理论，重新整顿兴中会。”
“在美国呆了几年，入了美国籍便了不起了？”陈清不屑地说道：“查理先生也是美国文化培养出来的，他对热心要引进西方文明到中国的人物总是一见倾心，轻信得很。”
“查理兄不是个盲目、轻信的人，或许是我们太让他失望了。”孙中山轻轻叹了口气，说道：“屡战屡败，他在心里置疑也无可厚非。我了解他，他是个坦诚的君子，更是个爱国的志士，既然他对乔森·肖如此相信，我们不妨也看看他的论述，看他到底是虚言惑众的骗子，还是个博学志大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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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养成思想**之弊；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孔子但重做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余之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之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主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余非抨击孔子，乃抨击**政治之灵魂也。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由此便要求全人格之觉醒……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欲月兑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民主并重……”
宋耀如朗诵完毕，很是得意地对几个孩子说道：“如何？看我将你们乔森叔叔的这篇《科学与民主》大白话文章一加润色，是不是文雅了许多。”
确实，肖志华虽然有先进的理论和新颖的观点，但他的文笔不能和这时候的文人相比，更别提下笔千言，文思泉涌的诸如梁启超、章太炎等大师了。所以，他有时都不太好意思将拙作拿出来，简直是太白了。
“嘻嘻，大白话不就是乔森叔叔的特点吗？”庆龄捂嘴笑道：“只要观点鲜明，白话倒更显得乔森叔叔的纯挚之心。他不是说，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以及国民教育的推广，都有积极的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