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一个凌乱的时代，公元1644年在中国历史上还曾经出现过三龙鼎立的局面：江南有南明小王朝，山海关外有皇太极，北京城中有李闯。面对眼花缭乱的朝代更迭，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时局，江南的士子在无奈与痛苦中演出了一曲曲悲歌哀婉。
公元1645年（乙酉年五月），清豫亲王，定国大将军多铎统领大军，一举占领南京，南明弘光小朝廷一朝覆亡。随着清兵势如破竹般击溃李自成、横扫江南消灭了明王朝的主要抵抗力量之后，由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代七岁的小皇帝顺治颁了《?诏书》。诏曰：向来剃之制，不即令划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乎，若不统一，终属二心。自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为惜争留，决不轻贷。
这是经朝廷文人粉墨整理后的诏书，实际上的“?令”比这血淋淋得多，“留头不留，留不留头”，几乎一夜之间，全国的剃头挑子上都挂上了这样的警句。甚至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剃头师傅走街串巷的剃头挑子上，有一头还高高竖着根木棒，谁都知道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家什，剃头时挂上面镜子供顾客使用，游走时就是悬挂满洲人那张“?头诏书”的旗杆。故此，在旧社会的游方手艺人中，理匠常常被人们称为待诏，他们真的曾经“奉旨剃头”。
同年六月，南明降臣钱谦益，赵之龙等向多铎献策曰：“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用兵。”清廷乃于六月十五日颁诏书往江南曰：“……削一事，本朝已相沿成俗，尔等毋得不遵法度。……凡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然而“削令”一下，所谓“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却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
这是因为我国历代全是“束而冠”。所谓“束”，就是有别于“蛮夷”的“披左衽”。汉族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衣冠服饰。《孝经》有言：“身体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汉人成年之后就不可剃，男女都把头绾成髻盘在头顶，汉人的服装汉服以交领、右衽、无扣等为主要特色。
满族的习俗与汉人迥异，男子均将顶四周边缘剃去寸余，中间保留长，分成三绺编成长辫一条垂于脑后，名为辫子，或称辫。四周剃去的头，除为父母守丧或国丧外，不准养长，应及时剃除，名为剃，或谓剃头，满装的主要特点是立领、对襟、盘扣等。（据秦世祯《抚浙檄草》：“小顶辫”每个炎黄子孙，都被迫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头屈辱地剃去，只留下铜钱大一点，梳成一根小辫，叫“金钱鼠尾”式。将四周头全部剃去，仅留头顶中心的头，其形状一如金钱，而中心部分的头，则被结辫下垂，形如鼠尾，实在不堪入目。）
此令一行，天下哗然。有的涕泣就剃，有的宁死不屈。从此，原本心理上的满汉矛盾更加激化。剃对当时的汉人而言，心理上是难以承受的。“身体肤授之父母，不可损伤”，这是千年以来的伦理观，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剃不仅有违传统，也是一种侮辱。因此这项政策不仅遭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抵制，也激怒了下层民众。于是，本已逐渐平静的江南又骚动起来了。
清军占领南京，捉弘光帝以后，派出使者招抚南直隶各府县。绝大多数地方都慑于满清婬威，纳土投降。其间，只有杨文骢带领一支军队闯入苏州，把满清伪政府派来招抚苏淞地区的黄家鼎等处斩。但是，杨文骢却没有把当地绅民组织起来据城固守，而是乘清军来到之前主动放弃该地，退往浙江。江南各地的绅民迫于剃令，群情激奋，纷纷自举兵抗清。先高举义旗的是――江阴县。
江阴，与扬州、嘉定这些江南重镇比起来，不过是一座小小的要塞，全城仅九万多人。但江阴士民的奋勇抗战，在两个多月里顶住了数万清军的围攻；城破以后，还拼死巷战，“竟无一人降者”。据《江阴城守后纪》记载：江阴小城，城内被屠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被杀者七万五千余众，江阴遗民仅五十三人躲在寺观塔上保全了性命。抗清领阎应元临终前一日，在江阴城楼上留有一绝命联，说的就是“留不留头的”夙愿：
八十日带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十万人同心守城，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这场祸事降临在江阴之时，莲花三子中的连义恰巧在这城中，本故事也正是由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