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十八年前，二十岁的我第二次参加高考，结果再度落榜。
赵家庄是个大村庄，有六七百户人家，高考一再落榜的学生几乎每年都有，但谁都没料到我也会这样。因为在所有人印象中，我打小就是个特别聪明的孩子，非同寻常。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我三岁时，念过高小的母亲便开始为我启蒙。她到供销社买来四分钱一张的大白纸，裁成火柴壳大小的方块儿，在上面用毛笔写上汉字，做成一枚枚“字角子”。母亲以端庄的坐姿挥毫书写一个个绢秀的正楷字时，我站在她的大腿旁边伸长脑袋看得兴致盎然。我觉得写字挺好玩儿，也挺简单的，够着小手要抓母亲的毛笔。母亲讶异地看了我一眼，把笔递给我。我拳着笔杆在纸块上潇洒地一涂抹，顿时写出一堆惟妙惟肖的乌鸦屎。
“毛！”母亲手里像握着一叠扑克牌，抽出一张要我念。
“毛！”我马上乖巧地跟着念。童声响亮，像早晨泼洒的阳光。
“主！”
“主！”
“席！”
“席！”
“万！”
“万！”
“岁！”
“岁！”
……
母亲说我两个月后就认识四百来个汉字了。无论她把一大把字角儿任意地换来换去，我都能在朝我亮出“牌”的一刹那准确地报出字音，毫无差错。母亲问着问着脸上就像开了一朵春花，问着问着那声调就像笑声，像唱歌了。末了，她将我搂在怀里，使劲闻我头和脖子里的女乃腥味儿，一迭声地说：“我聪明百巧的好乖乖，你真是妈妈的心头肉，宝贝蛋哟！”
我趁母亲大感慨时撩开她的衣襟，捉着**贪婪地吮吸起来。母亲的乳汁是那样多，涌涌地，又甜又香，我舒服得眼睛都闭起来了，舒服得鼻腔里打哼哼，像猫咪在呜呜，像蜜蜂在吟唱。
我那当初级中学教员的父亲特别愿意跟我玩儿。他拉二胡、吹笛子给我听，教我唱语录歌和样板戏。他有个攒书籍报刊的嗜好，但从来不好好整理，也不许别人帮着整理，乱摆乱放。打我四岁时，他常把我拎起来往书堆报垛中间一丢，用极其温柔地口吻说：“儿子，随便看吧！”
有一天，母亲又看到这幕情景，笑道：“才豌豆大的伢子，就要他看这些！”
“看得懂的，”父亲胸有成竹，“他自有看得懂的方法！”
父亲不愧是师范院校毕业的，深谙幼儿教育学。我专门找带有插图漫画的书报杂志看，凭着业已掌握的千把个汉字看图猜文，又借助幼儿奇异瑰丽的想象力和一千几百天的人生经验积累，往往能把不少内容领悟得七不离八。我最喜欢看的要数画报了，到现在我还记得不少当时《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中的内容。我把金训华、欧阳海、龙梅和玉荣……和样板戏里的男女主角从画报里剪下来，央请母亲帮忙用糊鞋面的糨糊贴在睡床三面的石灰墙上，以便早上一睁开眼睛就能看见他们。和当时绝大多数孩子一样，我自小就有强烈的英雄情结，原因就是生在一个崇拜英雄又英雄辈出的时代。哪怕天再冷，哪怕醒来后还很瞌睡，只要看到周围的先烈和英雄，年幼的我马上揩掉眼屎，嘴里念叨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之类的口号奋勇地拗起身来。我那时肯定是整个村庄最不赖床的最小的男孩子吧？我把一本比砖头还厚的《世界通史》翻了个遍，虽然不是故事书，但里面上千幅插图却让我心醉神迷，比如巨蟒长龙一样蜿蜒盘旋于群峰之间的万里长城，尼罗河上的朝霞，金字塔尖的夕照，莫斯科的红场，白宫的圆形屋顶，骑马射箭的成吉思汗，伽利略的大胡子……这本厚书让我幼小的胸廓间充斥着精彩诡秘的大世界，尽管这世界我还没本事看懂，看得透彻，几乎全然是浑沌的，但并不妨碍我挥想象，浮想连翩，心驰神往。当父亲教会我汉语拼音和查字典后，我的识字和阅读量顺理成章地突飞猛进，以至于七岁那年我背着小书包骑在父亲肩上去报名上学，在办公室领到散着纸墨馨香的《语文》第一册课本时，我信手一翻，马上就朗读了一篇课文：
爷爷七岁去讨饭，
爸爸七岁去逃荒。
今年我也七岁了，
高高兴兴把学上。
感谢领袖**，
感谢中国**！
童声琅琅。老师们被这毫无方言土味的相当标准的普通话弄得怔住了。一个矮胖秃顶的中年老师不相信地翻开一页又要我念，我照样月兑口而出：
天上星，亮晶晶，
我在大桥望北京，
望见北京**，
**是我们的大救星！
办公室里欢腾了。老师们问我父亲是不是已经在家里教过这课本。我父亲说没有――我看他竭力敛着得意的笑容――轻描淡写地说：
“他呀，连《高玉宝》、《朝阳花》、《林海雪原》都读下来啦。他自学，不用教。”
我的班主任是女的，叫徐素侣，非常年轻漂亮，瓜子脸，大眼睛，两根麻花大辫子。她把我抱起来往班上走，一面不失时机地亲吻我的脸蛋，无比亲昵地说：“我把你做小班长，好呃？”
天呐，在中国当一个官手续太简单了：只要喜欢你的人一句话就可以搞定。还没看到同学就被戴上了班长的桂冠，我当然很高兴：当班长可以管人，可以颐指气使，可以满足英雄情结。从一九七三年小学一年级到一九八二年初中毕业，我当班长九年整。一个人如果不犯太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官帽是不容易丢掉的，这是我的经验。
在学校里我被认为是神童，在学校外也被人以为有异秉。夏夜，里下河人有上桥乘凉的习惯，在桥上乘凉河风大，爽快，惬意，更因为男男女女胖胖瘦瘦老老少少挤满一桥格外热闹，谈家常里短的，唱山歌俚曲的，讲故事、说书的，非常有意思。这样的乘凉就不止是乘凉了，它还是心灵沟通（还有趁着夜色用手指、脚趾、果臂和光腿做**沟通的），是文化盛筵。天上星汉灿烂，桥下流水潺潺，青蛙打着鼓点，鸣虫轻吟低唱，多么富有情调啊！我最喜欢上桥乘凉，什么也不带，就带一双耳朵，去聆听，去感受，如痴如醉，其乐无穷。
6汉成老郎中是最受欢迎的人，因为他能说全本的《水浒》和《三国》，还能把《聊斋》里的文言文转换成里下河的白话――听得乘凉后回家的孩子在黑夜里拽紧大人的手闭着眼睛走路，生怕在哪个旮旯里突然看见鬼狐出现。有一天他讲《水浒》里“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这回，说到京师有名的市井无赖牛二纠缠“青面兽”杨志，妄图讹诈他的祖传宝刀――
“牛二问，‘这刀第一件好处是什么？’，杨志说，‘削铁如泥！’……觑准那垛铜钱，一刀劈下去，齐崭崭地全成两半。牛二又问，‘这刀第二件好处是什么？’，杨志说，‘吹毛得过！’……把那绺头照着刀口只一吹，头都做两段，纷纷飘下地来。牛二又问，‘这刀第三件好处是什么？’，杨志说，‘杀人刀不沾血！’，那牛二……”
说到这里，老郎中突然断了句。一桥人正听得紧张，生怕他是卖关子故意撩人着急，正准备央求往下继续讲，只听见“吱咕咕”一阵乱响，老郎中腚下面铺出一串臭屁来。“‘屎急屁来催’啊！”老郎中施施然站起来，在众人的叹息声中到桥东孙福元家的茅房里出恭去了。
等老郎中舒心畅意地重新回到桥上坐下来，清咳了两声又开始“那牛二”时，有人止他：“不要说了，映荷家的金龙已经讲过了！”
老郎中下桥解溲的时候，桥上人有性急的忍不住骂“这老东西人老屎多，不知要屙多长时间”，还有人诅咒“不要掉进茅缸里淹死哟”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喉咙痒得厉害，就张开嘴把“那牛二”下面的全说了。老郎中怎么也不敢相信一个九岁的孩子会说《水浒》，说“真的假的呀？哄哪个啊！”我听了相当愤怒，他竟然敢当着满桥的人小看我，于是我顺便把第十三回“急先锋东郭争功，青面兽北京斗武”往下讲了一部分，口齿伶俐，中间也不咳嗽也不抽烟也不卖关子，满桥人争着喝采，说不比老郎中说得差。老郎中惊喜莫名，扑上来要搂抱我，可我气还没消呢，身子一挣站起来，回家去了。
当我长成一个十六岁的翩翩少年时，我考上了离家十里路的戴窑中学读高中。这是兴化县境内师资力量最雄厚、综合教育最全面的一所乡镇完中。需要补充强调的是，这年赵家庄考上高中的六个学生当中，被戴窑中学录取的惟有我一个。因此，也难怪庄上人普遍预言：“金龙这伢子，考大学是‘三个指头捡泥螺――稳取’！”
其实，我亲手颠覆了自己的神童形象，造成庄上人普遍判断失误，正是从戴窑中学开始的。进入高中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我的数理化成绩就落在班级中游，连自己都吓了一跳。以后的情形竟然每况愈下。高三开学后文理分科，我理所当然选择了文科：一来喜欢学文，二来可以扬长避短。但数学却避无可避，对于文科学生反而显得格外重要，可这时我好像已经几乎丧失了学习数学的能力，更遑论设法努力提高了――后来两次高考失败，数学便成了元凶。
以后走上社会，每当回忆起少儿时代曾经拥有的神童光环，常常感慨良多。好多人常常根据小孩一些天赋异禀推断其人生走向，以为顺理成章，其实并不能确定，容易失之片面。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成才条件下，“神童”的那些所谓神奇有时恰恰是造成日后命运阻厄的滥觞。我儿时的神奇充其量表现于对文字和文艺的前接受和敏感领悟。具体说来，我这人敏感多思，形象思维十分达，逻辑思维则相对薄弱。
我想我进入高中以后在学习上产生偏科差不多是一种必然。小学算术简单浅白，只要肯学习，成绩都会获得优良。初中数理化也不算复杂，我也可以应付裕如。而进了高中，理科课程变得深奥烦琐，我开始力不从心。于是，越落后越不爱学，导致越来越差，最终不可收拾。
我曾经生异想：如果李白杜甫白居易生活在当下这个时代，参加高考应试会不会也名落孙山？我认为至少李白先生，是极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