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以那位被任令羽剽窃了名作《少年中国说》的梁任公之清高倨傲，亦要给此时任令羽眼前这个与他梁启超“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的晚清第一人以如是评价！
趁李鸿章低头阅读条陈的时候，心情已略有平复的任令羽终于有时间仔细打量这位几乎堪称半部中国近代史的七旬老人——额大面方、额角高耸、眉长过目、眉角长垂，据说有这种眉毛的人多享高寿，李中堂后半生多坎坷，却仍活了七十八岁，到是给这种说法平添了个佐证。长眉下是一双黑瞋瞋的眸子，眼角微微上翘，鼻头圆润，耳大贴脑，口形方阔，两唇上下齐平——一言以蔽之，这绝对是一张让人过目不忘的面孔。
现在已经是1891年的5月，按公历算，生于1823年2月15日的李鸿章此时已经步入了人生的第69个年头。不过单单看气色，这位如今已年近古稀的老人的健康状况应该还不错。只是此时，距离让他健康情况一落千丈的甲午国耻和马关遇刺，也仅仅剩下了区区三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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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李鸿章终于看完了任令羽的条陈，他摘下鼻梁上的水晶眼镜，顺手放在一旁的木桌上，继续道：“文字通俗、文理流畅，只是……老夫不大看得懂！”
任令羽几乎一头撞到了地上——不大看得懂？他努力的调动着脸上全部的肌肉，勉强在脸上扯出一个笑容：“中堂大人的意思是？”
“后生，老夫办了半辈子的洋务，于兵事和政务上亦可说是小有心得”，李鸿章毫无羞赧之意的侃侃而谈道，“唯独这商务一条，老夫先是靠一个唐景星、后靠一个盛杏荪，但于老夫自己，却只能说是略知些皮毛而已。”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中堂大人君子坦荡，下官甚是佩服。”，任令羽由衷地赞叹道。
对这份条陈，他自己也不是完全看得懂——据讲，这份文件是她在欧洲时花了数月光阴，请了十几名罗特希尔德家雇佣的经理买办等人，又以此时身在英伦的薛福成为顾问，专门针对北洋名下的一系列洋务企业量身写作的。从开平煤矿的委托经营和煤炭包销、到刚刚设立不久的上海织布局的后续运作，乃至当年因受翁同龢干扰半途而废的银行事业，以及一份极为详尽的有关如何将天津机器局改造为近代军工企业的说明书——从工程技师的延聘、机器设备改造、技术工人培训，薪酬体系重构、到激励机制的设立，等等等等……
方方面面，殆无尽遗——而其中大都来自的手笔，至于任令羽本人的贡献，不好意思，仅仅区区一个让见多识广的都啧啧称奇的“流水线”而已。
如此详尽而专业的文案，李中堂不是完全看得懂却也在情理之中。不过既然李中堂自己也说幕中还有唐廷枢和盛宣怀那样的商业奇才，那等到他老人家垂询完这二人后，想必自然也就能明白了这个条陈的价值。
“老夫谈不上是什么君子。不过实事求是而已。”。李鸿章没给任令羽太多时间来消化对“实事求是”4个字地震撼。只是自顾自地继续问道：“后生。这个条陈。全是你一人手笔？”
“回中堂大人地话”。任令羽坐在椅子上向前欠了欠身。“在下不敢贪他人之功。这条陈中诸多商务事宜等。大都是出自与在下同来地那位罗特先生地手笔。”
“嗯。果然如此。”。李鸿章不无感慨地叹道。“如此一篇大文章。倒也当真辛苦你们了……哦。那这个以开平矿抵押借洋债、请洋人出面设立银行地建议。也是那个罗特地意思？”
“那是下官自己地意思。”。任令羽本已平复地心境又泛起了阵阵紧张——又是一次！
自打穿越到这个时空开始。迄今不过两个月光景。他已经接连遭遇了数轮危机——先是最早在这艘“威远”舰上遭遇容尚谦地试探；接踵而来地便是地质疑；到了天津后又接连面对了刘步蟾地造访和张佩纶逢李鸿章之命布下地鸿门宴……
第一次对容尚谦。他是凭借着对薛有福异国情缘地了解而过关；第二次面对。他则是占了知晓罗特希尔德家族和犹太复国主义底细地便宜；第三次面对刘步蟾。他从一开始就没存要和对方交好地心思；第四次面对张佩纶时则最为惊险。他是接连用上了重提马江这个张佩纶地伤心之地而动之以情。再引用戈登曾对李鸿章所讲地大逆不道之言加以威慑地手段才侥幸过关。
但和接下来即将展开的这场考验相比，之前的一切都只能算作是蜻蜓点水！
此前的四次关卡，即便错了，最多也不过是个人的身家性命有失而已，可如果自己没法子在接下来这场对话中说服眼前这位李中堂，那搭上的可不是他和自己两个人的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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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李鸿章仰靠在椅上，微睨了一眼任令羽，却不再多加言声。
“下官献此条陈，为的只是4个字——未雨绸缪！”，任令羽用力咽了口吐沫，跳得飞快的心几乎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未雨绸缪？”，李鸿章不动生色的问道，“后生，敢问雨从何来？”
任令羽微微镇定了一下稍显慌乱的心神，以平和的语气缓缓言道：“风自三海起，雨从清漪来！”
李鸿章眼皮霍的一跳，脑海里顷刻浮现了“园工”两个大字，但脸上却仍不动生色，只是从鼻腔里轻轻哼出一声：“哦？”
“自去冬腊月兴献病殁，中枢不稳，下官唯恐中枢诸君子中有人为结宠自顾而生偷梁换柱之念，而中堂眼前再无太平湖景……”
“若中枢当真有人为一己之私，而将‘昆明易渤海’之事做到了极处，下官为中堂计，不得不预留地步，以求未雨绸缪。”，任令羽继续侃侃而谈，而一旁的李鸿章已是一瞬不瞬的盯死了他，眼中竟是熠熠生光。
清季官场上下对答，惯用隐语，入耳的说辞往往需研析一番才能知其本意，而任令羽刚才的这几句话，已经颇得这“隐语”功夫的个中三味——
所谓“风自三海起，雨从清漪来！”，说白了就是简简单单的“园工”二字！
自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侵京师，逼得文宗皇帝避走热河后，大清的朝局就一直围绕着两件绝大政治而动荡不休。
其一自然是洋务，自同治三年四月恭王以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身份，率文祥等一干军机重臣上《筹办同治夷务折》，明确提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新国策后，大清国上下便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于内，有恭、醇二王先后主持军机，于外，有他李鸿章等一干地方督抚戮力亲为——修铁路，开矿山，架电报，办工业，造军火，兴海军，师夷长技，力图自强，使大清上下之面貌为之一变，故方有今日的“同光中兴”。
而在洋务事业的光环之外，大清的政局中却始终有另一件不足以外人道，但却能让上自恭王、下至李鸿章等一干洋务领袖头疼不已，却又无可奈何的大政治——园工！！
咸丰十年英夷入寇，不但逼得圣驾北狩，还一把火将京西的三山五园——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三山，及清漪园、圆明园、畅春园、静明园、静宜园五园——都烧了个干干净净！
不知是不是因为爱新觉罗家乃是来自关外苦寒之地的缘故，反正自圣祖年间起，大清朝的历代皇帝每逢酷暑便一定要到京郊的三山五园中避暑听政。所谓“天子家事即国事”——既然如今三山五园都被一把火烧了个干净，那重修京郊园林自然而然也就成了一件重要性几乎不啻于洋务的绝大国政。
同治十三年，穆宗皇帝即首次下令重修圆明园，随即遭到了恭王领衔，包括醇王、御前大臣和全部军机大臣的联名抵制——理由极为简单，就国库里这点家底，修了园工，便办不了洋务，而如果办不了洋务，大清就有倾覆之危！
恰好穆宗当年即因天花崩逝，园工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但到了光绪十一年，太后再度下懿旨重修三海，而此时一向反对以园工冲击洋务的恭王已在一年前的“甲申易枢”中被褫夺了一切职务，归府养病，失却了这最后的制衡后，大清朝的园工大计终于鸣锣开场，而海军衙门内的海军经费的劫难也由此开始——园工开支浩大，内务府和户部难以支撑，于是便把脑子动到了海军衙门里的海防经费上。
仅“三海”工程一项，内务府就先后挪借了海军衙门200万两海防银，足够给北洋海军添购3艘“致远”级快船！更别说今日正进行的如火如荼，花钱如流水的颐和园工程了……
至于“兴献病殁，中枢不稳”，那说的自然是去年腊月“太上军机”醇王病逝。
而“中枢诸君子中有人为结宠自固而生偷梁换柱之念”，这分明是暗指军机大臣中有人会为了在太后面前邀宠而进一步为颐和园工程挪借海军经费！
“中堂眼前再无太平湖景”——所谓“太平湖景”，指的还是醇王，醇王府便在京师宣武门外太平湖旁。而“再无”二字，则是说在醇王病逝后，北洋在中枢已无所依凭！
醇王生前，虽迫于于太后积威不得不日日小心应付，但于洋务事业却仍是殚精竭虑，勉力支撑。去年底得知醇王病逝，李鸿章自己悲痛之余更是生出了“此后更孤掌难鸣”之念。而任令羽最后的这句“将‘昆明易渤海’做到极处”，亦是他这个洋务魁首数月来日日忧心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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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子奇才！”，李鸿章在心中悄然喝了一声彩！不过区区数十字的一段话，就将眼下的朝中格局走势和北洋暗存的隐忧说了个清楚明白……
只是，这些绝对见不得光的中枢秘辛，他又是如何知道的？
“难道世间当真有人能未卜先知不成？”，李鸿章幽幽的望着眼前这个肤色黝黑，面目清秀的青年官员，脑中竟浮现了一个荒谬绝伦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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