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第一缕阳光早已唤醒了沉睡的北京，天好蓝好蓝的，没有一丝云彩。太阳散播着流火似乎要把大地烤焦似的，即便这样高楼大厦的背面也有阴影，人的身后更有黑影。这个世界上黑暗和光明一样永存，没有光明就无所谓黑暗。
林翔到了北京，第一轮新闻大战的失败没有动摇他利用新闻界挽回败局的决心。他要不遗余力地将国家重量级的新闻单位和大牌记者忽悠到天海，为他助阵，为他摇旗呐喊。
三环线旁的一宾馆的套间里，林翔和秋兰会合了。他们在通报着情况，整理着即将被公关的人员以及公关的方法。秋兰见所有的公关都没有自己的任务，她迷惑地望着林翔，不相信这是他的真实心理活动。
她抬起头问道：“林总，怎么没有我的任务？”
林翔似乎看出了秋兰的心思：“秋兰，你只给我出主意就行了，跑腿的事还是我去吧。你要知道，女人做这种事是很难保护好自己的。”
秋兰似乎看到了林翔的真诚：“林总，你的好意我理解。但在这儿关键时刻，我决不能袖手旁观。过去，你一句话就把我送上了前线，我感到委屈。现在，你不让我上前线，我更感到委屈。”
林翔点点头：“秋兰，既然这样我们就共渡难关，现在我们要全力以赴。”
他一把将秋兰搂入怀中，尽管秋兰还在些无力的抗拒，无奈一池春水已给吹皱。她再也按捺不下来激动的心情，呼吸加，全身微颤。当两人的四片嘴唇粘在一起、两片舌尖碰在一块时，她体味到了一种久违的亲切和温柔，这种感觉曾经有过，但后来就杳无踪迹了。刹那间，她的理智模糊了，只感觉体内一股莫名的冲动涌上她的心头，彻底摧垮了她的防御壁垒。她只感觉浑身热，一种渴望慰藉和怜爱的狂热企盼油然而生。
几天后，在天海市政府的会议室里，吴光明正在接受北京新闻媒体的采访。采访是由市政府秘书长罗冠文主持。张文海、王启明、谷吉分坐在市领导的两旁。扛摄像机、持录音机五名记者坐在对面。
一个记者问道：“请问吴市长，天海市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是怎样形成的？交叉管理的局面持续了多长时间？目前的管理是什么状况？”
吴光明点点头：“一九八五年，国务院放宽了出租汽车经营政策，允许多家经营。为了贯彻国务院的要求，天海市政府组建了客管局、颁了有关出租汽车行业管理的法规，明确客管局是出租汽车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但交运局按照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规章，一直在管理着公路运输业。这样，天海就形成了出租汽车行业的交叉管理。半年前市政府召开出租汽车行业专题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出租汽车行业由客管局统一管理，并根据我市出租汽车饱合的现状，决定停止对出租汽车的展。”
一位电视台的主持人问：“请问张局长，客运包车和出租汽车有不同吗？”
王启明插话：“这是两回事。”
张文海不满的看了看王启明接过话头说：“王局长说的是客运包车和出租汽车是两种经营方式，实际上客运包车是出租汽车的组成部分。”
一位女记者站了起来问道：“请问张局长，据我们所知，顺集团公司售车持有的运营指标是两年前交运局审批的，当时还没有统一管理。请问张局长，这些历史遗留的指标，是否还有效？如果是因为管理体制上的变迁，让一个民营企业承担后果您认为公平吗？”
谷吉言了：“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任何一个政府的职能部门都应该服从政府的决定。即便企业持有扩大经营的批准书，也不应该是无期限的。应在具体操作时，再次提出申请，已核实现有政策，避免盲目投资。”
一位电台的记者问道：“请问张局长，政府的政策调整时，企业由此生的损失，由谁来负责呢？市政府在出台新政策时，是否考虑了原有政策的连续性。”
吴光明插话：“大政策考虑过，但有些具体情况掌握的不是很细。如果记者讲的是事实，市政府可以针对具体问题再议。”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开了，韩松头缠着绷带走了进来，站在了会场中央。
韩松开始了他的言：“各位领导，记者朋友们，我是客管局稽查科长韩松，是这个案件的承办人。现在我就天海市顺集团公司所谓持有运营指标售车一事向在座的记者朋友们做以介绍。”
照相机的闪光灯闪了几下，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韩松开始转动。
韩松继续说：“我说三点，一是顺集团公司售车时的经营权不是交运局的客运包车证，是把已过期的、用来审批农用车辆的无效空白证件，自己添上内容后附加在车辆上。并以出租汽车名义高价销售，欺诈百姓。二是顺集团公司的批件也不是交运局的批件，它是交运局某个人的个人行为的产物。三是顺集团公司混淆历史阶段、偷换时间概念，其购车、售车时间是在市政府做出暂停出租汽车展后四个月实施的，分明是有意而为之。事实证明，这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骗局。”
会场一片骚动，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着。他们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十余支话筒放在了韩松的嘴边。
电视台的主持人高声说道：“韩科长，你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韩松点点头：“市政府暂停出租汽车展的决定实施后，出租汽车经营权的价格在社会上暴涨。顺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翔及其同伙伪造了交运局两年的批件，经鉴定报告用的纸张是半年前出厂的。并将交运局过期的、用来审批农用车辆的空白证件，自己添上内容后配给每部售出的车辆上，谎称是出租汽车。每部车售价二十万至二十一万，高于市场价格十万至是以万。到目前为止，这种车已经售出有九百七十部，遍布全市。司机手中的证件即不是客管局的也不是交运局的，它是伪造的假证件，司机东拼西凑的血汗钱就这样被骗走了。骗子之所以成功，是利用了被骗者的贪婪，因为市场上一部出租汽车需要二十三万，而他们只花了二十至二十一万，这就是真相。”
电台的记者站了起来：“韩科长，照你这么说，顺集团公司的案件很可能是一起**大案？”
韩松慎重地说：“我不能下这个结论，但交运局的一名科长在案件调查期间死亡不知和案件有无关联，这就是另一种性质的案件了。”
记者们议论纷纷，有的似乎恍然大悟，不住的点头。
一个记者大声言：“韩科长，你只是个科级干部，对今天擅自闯入市政府的新闻布会，并有大量的言有何感想。是不是说，其他领导不知道，不掌握这个案件的实质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你就不怕落一个功高盖主的罪名？”
会场寂静了，人们在等待着韩松的回答。
韩松慢慢抬起头来，他看了看台上的各位领导，又看了看台下的记者们缓缓地说着。
“各位记者朋友们，回答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但在这样的场合回答这个问题就不简单了。要说擅自闯入市政府组织的新闻布会的会场，这是事实。从某种角度说，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但为了将案件的真相公布于众，就是受到批评甚至受到处分，我也觉得值了。在此我郑重的声明，我的言是全部是真实的。如果有不妥之处，纯属我的个人行为，我愿意负全部法律责任。至于说其他领导不知道，不掌握这个案件的实质而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我不能苟同。虽然我是这个案件的承办人，但从这个案件立案开始，市政府就非常重视，组织了由客管、公安两局组成的专案组协同侦破此案。我的每一部行动都是在客官局领导的具体指导下进行的，因而他们非常了解、掌握这个案件的实质性问题。只是我的突然出现，占用了他们回答问题的时间。在案件的承办过程中我只是履行了一个执法者的职责，谈不上有功，更不存在功高盖主的问题。”
吴光明皱了皱眉头，他看了看张文海，示意他言。
张文海被逼上了阵，他拿过话筒说：“各位记者朋友们，我来说两句。韩松同志是这个案件的承办人，本来应该才加这个会议。不巧得很，他刚刚在案件的侦破中受了伤，而且很严重，现在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大家不是看见他的头上还缠有绷带了吗。所以我们考虑他的健康，没有通知他参加这个会议。因而不存在擅自闯入市政府组织的新闻布会的会场问题。至于他的言全部是真实的，但不是他的个人行为，而是职务行为。如果有什么问题也是客管局履行的法定职责。最后一点，市政府高度重视这个案件，吴光明市长经常亲临一线，坐阵指挥。韩松同志说的对，在查处这起案件中他只是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履行了一个执法者的职责。即谈不上功，也不存在过，因而不存在功高盖主的说法。”
对张文海画蛇添足的做法，记者们只是付之一笑。
一个记者巧妙地说：“韩科长，你是怎样看待目前的办案环境的？”
韩松想了想说道：“在当前的社会中，不仅仅是办案环境，干什么事情都有个环境问题。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离不开社会大气候。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念、是非观念都在急剧生着变化。关于这点，不用站到人性的高处，思想的高处，就会觉。可是人的适应性却又是极其可怕的，正如战场上的战士会在一场大战后迅习惯死亡，甚至麻木。这是人类的优点，它保证人不会轻易崩溃。也是人类的恶处，它使得人易于堕落。适应了小恶便可以接受大的恶，接受了大恶便会觉得做恶也并无不可。一个人做恶没什么不可以，那两个人做恶也就会被社会所默认。两个人做恶被社会包容，那便会促使更多人去做恶。更多的人做恶，人类难以将其消除，那就只好适应这环境，变成沉默的大多数，以便生存。这便是趋众性与适应性在社会展中留下的足迹。要深思，把这问题透彻的解析，然后才会有答案和如何面对的勇气……”
吴光明的脸上在急剧生着变化，由红到白，再由白到红，似乎有些激动。他强压住心中的不满，打断了韩松的言。
“韩松同志，你的言是不是已经偏离了今天会议的主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请你继续做形势报告。记者朋友们，如果没有关于案件方面的问题，今天的会议是不是就到此结束了？”
罗贯文不等记者们反映过来就宣布了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