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这玩意儿在学生间普及开来的年月大概就是我们刚上初二那阵儿，好像手机一下子就变得不值钱了，谁兜儿里都揣着一部。我和太史可都是那时候跟着大拨儿人一起买的手机，而手机也就成了我们每天晚上用来腻味的必需品。
我记得那时候我还问过高扬一天和末末之间多少条儿信息，高扬轻描淡写地说“十来条儿吧”，我当时出了一个长长的“啊”的音：“怎么那么少啊？”我问他，因为那时候我和我的可正在最最甜蜜的时期，平均每天能出将近五六十条儿的信息，为此我妈不知道埋怨过我多少次怎么那么能信息，有一次还差点儿把我的手机给没喽。
“等你们交上半年以后，一天短信也就十来条儿，到头儿了。”高扬说这话时的语气有那么点儿无奈，当时我从他的表情里已经读出了些许的厌倦。
那时候我和可互相送的信息很多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那一毛钱一毛钱地走着跟没拧紧的水龙头往下滴水似的，可我俩依旧得乐此不疲。我曾经问过可，在她考虑的那俩星期里她到底都经过了哪些激烈的思想斗争。可告诉我说，在那俩星期里我曾经做过一件事儿，也就是这件事儿让她决定了接受我。我问她是什么事儿。她说：
“你记得吗？那次大龙他哥带人到校门口儿来堵你们几个。当时你给了我和夏天一人一把刀，你说让我们防身使。我当时不会用那个东西，你给我演示了一遍以后看着我，最后自己把那刀给收起来了，告诉我说一会儿要跟紧了你。”可说：“这事儿当时让我心里特温暖特舒服……”
“这就叫‘患难见真情’。”
“得了吧，这种‘难’以后还是少‘患’点儿好！”
可她没有想到，初二那年，才是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共同的青春旅途之中最为疼痛最为难熬的一年，这该死的一年里我们一同失去了好多直到今天也再无法挽回的东西，那些是关乎于成长的代价，它们就从我们的学生证儿被扣上了初二学年的红印章的那一刻起，与我们背道而驰，并且伴随着时间，与我们渐行渐远……
从小学以来一直学习成绩拔尖儿的我，在初二这一年，突然之间厌学情绪就泛滥了起来（尽管在初一快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出了点儿苗头），并且泛滥得空前高涨。一定会有不少人把这归结为我谈了恋爱而影响了学习，可我直到今天也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好像问题出在了我自己的身上――又或者，我还记得，九月一号我们正式升入初二的那年，北京的夏天热得让所有卖空调的全奔了小康，以一种“推卸责任”的心态来说，可能是那个过于炎热的九月把我的脑袋给烤坏了……
反正我开始莫名其妙地浮躁了起来：我开始写不下去作业；开始听不进去课；开始因为想不出来一道题而把草稿纸撕个粉碎；开始盯着一根儿笔看半天然后突然产生一种特别想把丫给撅折了的冲动……
在我不想学习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胡思乱想――但当时的我是拒绝承认那是“胡思乱想”的，我坚信那应该被称之为“思考”，对，那时候我常常思考。我看着数学书上那些三角函数就开始思考，这些个玩意儿将来到底能给我什么？就算我考上了大学出来顺顺当当儿地找个工作，那又能怎样，无非就是像我爸妈一样每月按时领到那十几张或几十张人民币，那平庸的每天如一的生活让我一想起来就觉得恶心与丧气，我不想那样，真的不想……
于是我想我的厌学情绪或许不应该算作“堕落”而应该算作一种“觉醒”，这大好的青春，这一生当中只有一回的青春，我怎么能整天就窝在教室里看这些对我毫无吸引力的书本儿呢？！我应该把青春过得轰轰烈烈的――至于怎么轰轰烈烈我还说不清楚，但我知道反正我不能窝在教室里再去当老师和家长眼里的好孩子了――我已经烦透了当好孩子的感觉，烦透了中规中矩，烦透了被那些我不喜欢的人教育个没完没了……
科学上把我当时的那种状态称之为“青春叛逆期”，不仅我一个孩子有，大部分孩子都会有，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也就是因为程度不同，一些孩子虽然叛逆但还不至于月兑离正轨，而另一些孩子，则开始了彻底而决绝地反叛。我们那几个兄弟姐妹，除了我的可以外，好像全部都属于后者――于是这注定了我们将要一同开始经历一段轻狂（或者更应该说是疯狂）的流血日子……
初二那年，我开始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