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的租界北抵京汉大道，南至江边，西起江汉路，东至一元路。一度十分繁华，有个日本称赞武汉是“东方芝加哥”，以后武汉人提起那段历史，总是讲我们仅次上海，全国第二，从武汉海关到循礼门一段的江汉路最是繁华。在三十年后，滑坡路拆迁，我搬到江汉路，住了十年之久，今天是新地旧游了，记忆里损失待尽的建筑，奇迹般的站在面前，好象打捞出的沉船，剥开海草和淤泥，看见了曾经的峥嵘。但体会不到历史的韵味，二楼突兀的晒衣竿，硬生生地划开历史的界限。
江汉路最高的建筑，是巴洛克风格的中心百货，布料永远不够卖，它旁边就是那家火锅店，叫“人民火锅店”。
我跟建建进店里，坐在靠门的位置，抓着菜单乱点，我捞了捞上来的锅底。
建建问我：“怎么样？”
“很正宗。”我看了看表面的材料，说：“比我们的好。”
尝了尝，有点重庆火锅的风味，店靠着中心百货，生意自然不错，中国人扎堆的工夫都见识过。
建建说：“事情难办了。”
我笑了，说：“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担心什么。”
这边的火锅店，没学我们搞自助，是把食物串成串卖，一串固定的价格，算下来赚得比我们多。
“真不怕？”
我摇摇头，说：“我们跟他做的不是同类型，市场又大，没到那一步。”
“不同类型？”建建不懂了。
我解释说：“是销售策略的不同，而且也不是一个种类――――不用奇怪，饮食可以是相通的，也可以是不通的，中国饮食文化五千年，种类不止万种，做了这种，也可以做那种，只要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不通的是种类太多，而且同种类还能细分出更多不同的风格，比如火锅，有两种甚至更多不同类，好象两种不同的食物，只是烹饪的手法一样而已。不到迫不得已，不至于争得头破血流。”
建建笑着说：“那什么是迫不得已的时候？”
“别问我，我可不敢再做饮食业了。”
说了这话，我们一起笑了。
等到市场经济以后，我会回来的。我想。
夹了一片肉嚼了嚼，这还是肉片，不是涮羊肉，有时间还是去给张先婷出出主意吧。
“请问，你是王喜同志吗？”一个十七八岁的同志拍拍我的肩膀问，一脸女敕样，围着围裙，应该是店里的职工。
我点点头，心思转了几圈，甚至想到赤卫队，回答他：“对，我是王喜。”等着他回话。
“你好，我叫王辉，上次在万松园火锅店开业时见过你，大作家啊。”他说。
我照例谦虚，说：“一两篇小文章而已，称不上作家。”
“哪里，哪里。”王辉说：“《世界月刊》我是每期都买，特别是您写的国际社论，看了真涨见识。”
竟然是追星族，建建看着我笑。资讯爆炸时代过来的人，信口胡说是特长，坐电脑前边扣脚指边指点“江山”，家常便饭，不可信，不可信。
我用万金油回答：“谢谢你的支持。”
王辉找了本《世界月刊》，请我在封面签了名，我不经意地说：“你们火锅店办得真不错。”
他说：“还亏你的火锅店的启发，我们才有这家火锅店――――你们开业那天，我们去吃了一回，感觉不错，我工会主席还和李常清谈了谈，这事就定下来了。”
倒豆子般什么都说了，我撇清关系，说：“火锅店是集体的，我只是出出主意。”
“大作家就是大作家。想的点子就跟别人不同。”
饶是我的脸皮堪比复合装甲级别，被王辉这么夸奖，还是感觉一阵阵发热。
我打断他的话，说：“别，还是叫我喜子就行了。”――――示意王辉坐下，他拉开椅子坐下了――――“你这边做的才是正宗的火锅，我们不免贻笑大方了，不知道是哪位高人在此坐镇。”
王辉笑了笑，说：“高人没有，小鬼一个，我父亲下放到重庆，我们一家在那边每天都吃的火锅，没有大鱼大肉，只是萝卜野菜――――想想当时，我还真是他妈的饿啊。”
我们哈哈大笑，然后叹口气。
王辉看到建建，说：“请问这位同志怎么称呼。”
“王建设，你叫我建建就成。”男同志与男同志之间，一句粗口就能获得好感，是常识。
“我今年才十八，称你们拐子更合适，叫我小辉行了。”
“真是英雄出少年。弟弟比我强。”建建说。
“没有没有，我还是小孩子，喜哥才是高人。”
我就这么被王辉吹捧到把这顿火锅吃完，王辉要请客，我没答应，付了钱，晕忽忽地走了，建建和我说：“要是个女同志，估计我们能吃一天。”我会心地笑了。
刚出门口，王辉叫住我们，我不耐烦了，语气不好，说：“小辉同志，你还有什么事？”
他说：“没事，我想提醒一下喜哥，火锅这东西吃了上火，不适合夏天吃，不知道拐子注意到没有？”
我跟他笑了笑，说：“谢谢你了，这个问题我知道了。”挥挥手说再见了。
回家的路上，建建说：“你刚才怎么不问问王辉，他有什么办法。”
我说：“是别人的就是别人的，我们问也白问，可能还耽下人情，办法多得很。”
“王辉想得到，你这个大作家没可能想不到。”建建模仿的惟妙惟肖地说。
我笑了笑，算是有点头绪了，灵光一闪其实很简单，中国想不到，就应该从国外下手。刚刚才说饮食可以是相通的，自己却是当局者迷，早该想到比萨、牛排、汉堡包了，自我吹嘘：以后我就要带武汉市人民开开洋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