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中国快一年了，始终被这个满眼都是自行车的国度所吸引，不仅仅是这里淳朴的人民，还有这里沉淀的文化以及传统…………………………”
我靠在座位上，阅读着《世界月刊》十二月刊，继续着“世界着眼中国”，北京的专题连续了三期。
第三期《北京印象》的作者是个外国人，瑞典人，雷夫-约翰森，瑞典一家重型汽车厂的推销人员。
虽然我在标题里提出的那个“世界”，从开头看来，其实，还是中国人看中国，只不过是为了符合《世界月刊》的名字，有挂羊头之嫌。
没料到还真的有外国友人来捧场，好比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骗子，歪打正着地治愈了唯一一个患者，就大肆宣扬其功效。
文章的最后编辑就郑重地写着：此雷夫-约翰森呆在中国时间不长，但深深爱上中国一切，喜欢吃北京烤鸭，喜欢听中国京剧，喜欢读**语录云云，好象这个老外与《世界月刊》杂志社神交多年。
反正没人去查，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来稿果然踊跃，连带其他栏目的投来的稿子，数量多了质量见好。
许多人来信说“北京一月”的照片给他们的感觉很不一般，我们杂志社统一口径，宣称这就是“人文关怀”。
《世界月刊》这个可以说是在中国名不见经传小杂志社，以纯转载为起点的文化杂志，也开始慢慢培养起自己的读者和作家群了。
我从座位上起身，跨过车门，站在蓝天下，伸了个懒腰，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刚才跨过的车门，是美国二战制式吉普，车前盖标着青天白日。
这东西是朝鲜战争的战利品，在民主路武汉军代表局里，我一眼看中这辆“打败纳粹的家伙”。
王建安政委又弄了几辆，充“美械国民党军”的装备，大概有十几辆，这个老军人大拇指向后面一排的吉普一指，跟我讲：“还要不要，多得很，全是美国人当年‘送’的，别客气。”
我大笑，在朝鲜战场板门店，我们奚落美国人的一幕，家喻户晓。
回武汉的第二天，我去了武汉电影制片厂，朱少山拉过我说：“〈亮剑〉批下来了。派了人下来跟着――――――是文化部的张椿桦同志。”
张椿桦同志也是我国老一辈电影工作者了，我说：“在北京时、，陈荒煤同志跟我先说了――――――厂里打算什么时候开拍？”
“越快越好。”
准备工作早就做好了，武汉电影制片厂带上了所有装备――――两台摄像机，一台是五十年代苏联产品，一台是借的，灯光轨道设备若干，电影拍摄道具齐备，演员和工作人员齐备。
跟王阿姨说，又要出私差了。婆婆妈妈地讲：“在其位不谋其职，三天两头不在，我还是请辞，让出副主编的位置。”
王阿姨板着脸，很干脆地说：“跟你谈过了，就算你一年不在这个位置上坐着，工资照发，奖金照领。”――――――――我把双手并拢，举过头顶，脸埋在桌子上，拜了拜――――――――“当然每年能想点“北京一月”这种点子就更棒了，doyouunderstand？”
我耸耸肩，说：“noproblem。”
于是，我坐着八成新但檫得很干净的美式吉普车，开进了大别山的某个部队军营，接待我们地是个师长，打过招呼了，和张椿桦同志接洽了，一切都方便。
晚上，吃了一顿部队的大锅饭，望着有星星的夜空，我感觉到非常能够适应。
在拍摄的第一天，梁英导演拉起来千把人的队伍，他认为勉强够用了，我吸了口气，果然很央视，背后有部队的支持，做起事来大手大脚，但不想把胶卷浪费在所谓的大场面上，尽量减少了无意义俯拍和拉远镜头。
特意加快了节奏，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快分镜的切换，记得某个专门研究香港电影的影评人说过香港电影的成功之处：在香港电影顶峰时期，电影里每个镜头不超过七秒。
作为革命题材的非商业电视剧，梁英导演提倡用面部大特写来表达，也就是单独对着摄像机表演，我说：“这样太刻板。”――――小声地――――“而且张峰正面象有点不上镜。”
梁英导演说：“你有办法？”
折中的办法就是留一部分特写镜头，有大部分的镜头多加进了几个人，有时候，也会卖弄地拍远拉近拉远再中距离的zoom镜头，煞费苦心。
到了战争场面阶段，争论开始多了，就像徐克所说这些吵吵闹闹中体会了电影这门工作的意义。
我一直以为电影中最容易吸引人的就是她特有的声光电效果，正邪、道义、人性等等是深层次要挖掘的东西，要藏在画面和台词里。
到后来，几乎到锱铢必争的地步，我认为有必要改进的场景都速写在纸上，和工作人员议论。
比如李云龙俘虏国民党军乐队的一段。
李云龙一直背对着镜头，跟正对镜头的军乐队队长说着话。
本来军乐队队长是站在表演台上，是高高在上，但和李云龙说话时，不得不弯下腰和他搭话，就显得更卑躬屈膝。
直到军乐队奏响胜利的军乐，李云龙才半转身手伸得笔直，指着身后的队伍说：“跟老子奏起来。”
大家觉得这段很好，有气势。
《亮剑》我虽然很熟悉，但不可能每个细节都记得住。
象这样的场景很多，大家是议论出来的，有时我错，有时我对，跟梁英导演也不客气，他没在意，笑着说我。
“你就是这里的第二场记。”
我自知这其实是老毛病了，码的文字里，总喜欢藏点东西，花了些心思的东西，也许大部分读者只是一略而过，但自己得到了满足，起码象是在耍一个小聪明，期待博人一笑。
拍摄顺利的度过了抗日战争，各位同学渐入佳境，越来越收放自如，张峰同学说他有时觉得自己好象就是李云龙一样。
轮到解放战争，对于我来说一点障碍没有，但其他在这个年代的人不同，历史书上虽然明明白白地写着“国民党在抗日正面战场，我党在日军后方。”
但大家仍然更愿意把国民党放在“消极抗日，积极**”的位置，以至于，在抗日战争以后，“国民党军”的ai直线下降，对付日本鬼子还能丢丢手榴弹，对上**的解放军除了逃跑，就是被俘，不真实。
连李云龙受伤那段，也要安排成国民党的楚云飞打黑枪。
我看这样不行，找了张椿桦，说：“张指导，我们为什么会先弱后强的战胜国民党？”
“因为我党有人民。”
“但国民党控制的人口更多。”
“因为我党得民心。”
“那不就得了，正因为我们党民心所向，有自己为大众的信念，才能战胜蒋介石的国民党。不关战斗素养什么事，不都是爹娘生的两脚两手，敌人越强，我们就比他们更强。”
以后许多次战争，也并不是靠人海就能堆过去的。
身边这只协助拍摄的队伍，有几次战士们正在休息的时候，一个营级干部一声令下：“安静！”
我亲眼所见，那块地方马上就象没有一个人一样，还都是新兵，用句二十一世纪的话讲：什么是素质？
有这素质，我们怕过谁？
――――――――――――――――――――――――――――――――――――――――最近状态不好，写得都是流水似的文章，水而且字少，甚感不安，不是遇到瓶颈了，而是自己处在疲劳期，有一丝厌倦，写得很烂。
另外最近天气变化大，各位小心感冒，我就感冒了。
又及：昨天推荐罗衣女同学的小说，连接失败（怪她：），今天重来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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