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七章
“新生啊，你要是不够就只管找你叔要，不打紧！”
爸爸吃早饭的时候跟李新生说，他拿三千元捐乡里。
李新生说：“千把块都太多了，乡里干部们要用村里的存粮换钱，出大头，买些砖，请些泥瓦匠重新修补修补教室就成。”
老头子终于怒了，说：“储备的粮食是随便能动的。碰到个灾年都去饿死？”
对于饥饿，中国人有太多不好的回忆，所以粮食对于我们来说一直是个敏感的词。
李新生还在扯，他也重来没看过这么多钱，有点蒙了，口里念叨：“舅舅，舅舅，这钱太多了，不能收，不要为了乡里的事情，拖累了舅舅家。”
我这时候可不敢在家里人面前说我多得钱到处洒，对新生哥说：“这点钱不打紧啊，还是学校重要。”
老头子还是横了我一眼，说：“拿着！不要废话，钱，喜子他赚了十万，都是在香港赚的钱。”
“都是在香港赚的钱”故意加上了重音，钱硬塞给李新生。
我耸耸肩膀，没有说话。
两天时间，我屋里送出了六千多块钱，滑坡路那段糟糕的泥巴路，爸爸原本计划铺条水泥路，不过成本太高了，也不好维护，十几年的善后工作，他都想好了。换了沥青铺路，在市政单位搅拌好，爸爸计算一下运来铺设要不了一整天，成本那就略高一点，没关系，我们乐意爱喜欢花钱。
在铺路沥青搞定之前，我们和大伯（再不会错了）要赶在清明回一趟老家，一大家子人都不想挤“火柴盒”样的公汽，李新生坐任援朝的解放大卡过来，我们也就再麻烦了他一回。
清明早上五点，下着牛毛下雨，屋里人都起来了，赶到滑坡路口，任援朝早就等在那里了，多日不见，他更精神了，我知道再过一个月他就要调公汽单位了，这可是个肥差，就像是上帝，一大早，被满满的一车厢人都祈祷，车厢里还能够插进一根针，不用迟到。
见到任援朝，我递了跟万宝路过去，说：“恭喜啊，都要进了武汉公汽了，听说那里的售票员可是选美选出来的女同志。”
为了我蹩脚的美帝幽默自顾自大笑，任援朝点着烟，慢慢地吐出烟圈，说：“香烟还行，在香港过得不错嘛，资本主义没少给你上美人计吧。”
我嘿嘿一笑，痞里痞气地小声说：“老虎凳、辣椒水都过了，偏偏到了美人计这章，没时间表现就赶着回国了，可惜，可惜啊。”
“是吗？你小子要真的跑到资本主义那边了，我第一个抓你回来公审。”他没跟我客气，又说：“这烟不错，还有吗？”
我赶紧拿出两包万宝路，说：“给你。”
聊了一会家里人都过来了，任援朝经常到我家玩，都不是生人了。大家打过招呼，就大包小包的往车上甩，我妈妈特地从食堂拿来两个“吹弹可破”大肉包和一杯“浓浆玉液”绿豆浆，
我都没想到任援朝没过早这一茬，也难怪这么早食堂都没有做早点，我们都是在家吃了，歉意地对援朝，说：“你先吃完，时间还早呢。”
任援朝小心的抹灭香烟，夹在耳朵上，三口两口就吃掉了包子，喝下了豆浆，他一个健步跳上后车厢，把人一个个都来上来，这后车厢是用帆布支撑的全封闭车厢，靠着驾驶室有一排座位。
妈妈坐在驾驶室，我最后一个上车，对任援朝说：“哥哥，车开慢点，今天人多。”
他重新点燃那半截香烟，点点头说：“知道了，保证不过四十。”
上路了，长辈和几个姐姐都坐着，我们和姜源站着聊天，姜源蛮想去武汉的地下跳蚤市场看看，因为靠着长江，武汉市面上的私货比西安要丰富和“新颖”，刚来武汉的时候，他在江边还看中了一个卡式收录机。
我们就收录机谈到了磁带，从磁带谈到了流行歌曲，又从流行歌曲谈到了流行歌手，都感叹原来华文歌曲可以这么好听，呵呵，原来不管过了多少年大家崇拜的人和事物虽然在变化，在本质是一样，在资源匮乏的一代，我们还是像海绵一样一点点地收集到我们喜欢的东西，然后交流，我比较喜欢这种交互的方式。
正说到罗大佑，表姐，说：“我知道他，歌唱得不错，你有他的磁带？”
我吹牛：“不止，在香港我还见过他本人。”
“骗人，他长得是什么样子。”
“三头六臂，青面獠牙。”
“欹。”看得出来罗大佑真是她的心中偶像，要掐了，我赶忙补充。
“其实也就没我帅。”
“…………”
车开了两个个小时，才到九峰山前，任援朝下车要我们坐好抓牢，要进山了。
车速还是四十不到，刚起步有点颠簸，进去了，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一路颠来就看见每个人都是三个残像上下荡，敢情周星星同学就这么练的金蛇缠人手。现在完全能体会到每天放在车厢后，猪肉的感觉，怪不得食客都觉得猪肉怎么这么女敕呐，原来都在车里这么一捣鼓，跟用暴强腕力打的爆浆牛丸一个效果
还在胡思乱想时，卡车猛得一打弯，“嘎”的一声停住了。
车厢里的人都东倒西歪，我“啪”的一下摔在表姐的身上，手里还攥着半截铁栏杆：“好疼。”
表姐说：“你可以起来吗？”
“我还好没事，谢谢你的关心。”
“…………”
任援朝挑下车，把线手套从手拽下，丢到驾驶室里，顺势用肩膀把车门一顶关上，一跨步到车头，掀开引擎盖子，让机器散热，动作就像是一瞬间完成的。
我跳下车，把他们扶下车，走到任援朝的身边，说：“车坏了？”
“恩。”他叼起一根烟在嘴里，点着了，说：“小毛病。”
车已经开到村口了，在一座山脚下，汽车也开不进去了，我问李新生：“村里不是修了路？”
李新生说：“脚底下的碎石就是修得路，要铺更好的路，要不少钱。”
我点点头，帮着拿东西，准备上山进村。妈妈下车捂着胸口，靠在驾驶室，任援朝赶紧问：“大嫂没事吧？”
“没事，就是车颠得我心慌，看着那么陡的路‘嗖’得一下就过去了，还以为要翻车，蛮怕人。”她心有余悸地说：“等一下，我不坐前面了。”
我笑了笑，对任援朝说：“你可以去参加达喀尔了。”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天这时候一直在飘雨，任援朝还要留下来修车，我们就先进村子了，李新生的妈妈老早就在村口等着了，我们晚辈上前笑着叫人：“姑妈。”
大伯指着自己，说：“表姐，我回来了。”
“回来好，多回来。”姑妈笑咪咪点点头，说：“快中午了，你们先去上坟，等会来家里吃饭。”
姑妈先回去了，李新生要在村口等任援朝，我们去扫墓。
到村后，雨停了，一大片墓地，坟都是用土堆起来的，前面竖一块水泥板当碑，记忆中这里有好多坟到后来都不见了，即是被新的所取代。
坟旁边已经被人清理过了，爸爸拿红漆把墓碑上的字涂一遍。
“王德发，生于18XX，死于19XX”
“王氏叶红梅，生于18XX，死于19XX”
大家摆上贡品，点上香，烧了钱纸，郑重地都在坟前磕了头，妈妈边磕头边念着保佑之类的话。
拜祭完毕，妈妈把贡品都拿给小孩吃。
表姐忽然拉着我说：“看，那边有个老婆婆，每次我上坟来，她总站在那里。”
果然是一个非常老的女乃女乃，牙齿已经掉光了，豁着嘴巴一直在笑。我们走过去，问了好，她没听见，又大声说了一遍：“老女乃女乃好，我们是王德发的孙子。”
“好，好，王德发我认识，住村西嘛，他孙子都长大了。”她笑得更开了。
我们也笑了，我们的爷爷现在住在这里。
爸爸要我一起去扫祖先的墓地，大伯和叔叔都跟着来了。
往更后面走，这片所谓的祖先的墓地没有碑，连坟包都是凸出地面一点，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这是王家的祖先，最早好像能追溯到明朝。
上了香，磕了头。
爸爸和他的弟弟哥哥站在一起，我在一旁，老头子突然对我，说：“其实我的母亲走得早，我的父亲一直都没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他爱赌爱酗酒，一直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好在我们兄弟三个都不是个坏胚子，但小时候，我也做过混混，以后对这件事很后悔。所以我一直对你们严格，就希望你们能好好做人…………”
大伯笑着说：“都是死了的人了，你跟小伢们说什么，况且儿女们不是都过得很好。”
爸爸“恩”了一声。
中午我们在姑妈家吃饭，有鱼有肉，太丰盛。任援朝挨着我做，我问他：“车子没什么问题吧。”
“小毛病了，国产车开远了是这样，一月一小修，一年一大补，还是苏联卡车好，可惜苏联老大哥只卖旧车给我们。”
我们这顿饭吃得很饱，什么都没剩下，骨头都被姑妈家的大黄狗吃光了，我以后终于可以和21世纪那条大黄狗说：“我认识你爷爷的爷爷。”
呆到下午，爸爸把用绸子包着的五千块钱送到村委会，立马把村干部们给吓到了，没想到有人可以拿这么多钱出来修学校，千恩万谢。
老头子只想去学校看看，到底学校被毁了多少，到了现场，我们才明白，问题的严重，学校是建在王家村和鲍海之间的山坳里，泥石流已经把所有的房子连根冲毁。
爸爸皱了皱眉头，说：“没出人命吧。”
“没有，那天下雨，学校里不准呆人。”学校的校长说，他十分的瘦，月兑掉衣服都可以当人体骨架标本，鼻梁上还夹着一副眼镜。
他们也知道两边的山已经被砍光了，下雨就可能会爆发泥石流，我看看学校还是用红砖砌成的，应该是村里最好的建筑材料了，村里房子还是用黄泥巴烧结成的，因为要承重，窗户开得很小，夏天里面很凉爽，冬天里面更凉爽，像冰地窖，不透风还光漏水。
李新生对着房前面的两人喊话：“不是让他休息吗？不要干了，休息！”
我就看见一个人在铲土，捡砖头，另一个在看着，问新生哥：“他们在做什么？”
“那个蓝衣服的，是村里的走资派。”
我“哦”了一声表示理解，那个校长忽然对我说话了：“你是王喜？”
我点点头，他说：“听李新生说，王喜同志的英语很好。”
不是让我当老师吧？我猜想。
“我想请你当我学生的英语老师。”校长想想说：“只有一个学生，他明年高考，就是英语不行。我叫张荣才，在村里当知青，俄语会一点，英语不行。”
我问：“在这里教他？”
“不不不，可以在你家教他英语。”张校长说：“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爸爸马上答应下来：“可以，村里有好苗子，喜子一定尽力教。”
家长都发话了，我也就不说什么了，见了那孩子一面，长得挺高一米八了，微微驼着背，面色有点黄。
该帮的都帮了，回家了，又忍受了一刻钟的狂跳，晚上终于回家了。
妈妈被一折腾也没劲做饭了，大家出去吃，照顾张先婷大姐的生意。由于任援朝是最后一个月帮火锅店运货，念旧情的张先婷给了任援朝一张六折卡，专门给贵宾用的卡，是我给出的主意。
大伯对这个火锅是赞不绝口，“回味轩”的火锅底料经过几年的模索自成一派了。
在大家吃得不易热乎时，任援朝忽然问我：“达喀尔是什么东西？”
“是一项赛车比赛，在非洲和亚洲之间举行，因为是在沙漠里进行，赛程十分艰难，能完成全程的人不多。”
“我倒想试试，在青藏的戈壁公路上，我连开过二十个小时，周围的景色就只有沙漠而已，比这个艰难？”
我肯定地点点头，他像是如有所思的样子。
过了两天，大伯他们动身回西安了，姜源买到了他想要的收录机和一堆磁带，生活又回到了正轨了，我还是在杂志社里写些豆腐文章，偶尔改改剧本。
有一天的中午，忽然政治工作组的人又来找我，这次问我问题地是两个青年人。
“王喜同志，我有些问题希望你能交待一下。”
“交待什么？”
“关于你的资金的问题。”
“我可以回答。”
“最近你给滑坡路居委会捐了钱修路，给王家村钱，还有你妈妈的个体户。”
“是这样。”
“为什么给王家村五千块这么多，这是不是你所谓的衣锦还乡，为了炫耀？”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修一个学校要多少钱？你是想炫耀你的阴险资本主义思想。”
“对不起，我想你误会了，给王家村的不是五千块钱。”
“哼哼，那是多少？”
“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