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经济日趋繁荣，地产业也水涨船高。张廷重从母亲那里继承的房产多处，一向靠租金收入维持日常开销，现在在地产景气的大好形势下，张廷重变得非常富有了。张廷重手上的一整条街的房子随着上海房价的飚涨而大富起来。身价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个慢慢的自我局势的改变，与慢慢的自我发现是在不经意之中的张廷重感觉自家的客人不知从哪一天起多了起来，这样的自我感觉是从自家日益热闹的客厅开始的，亲戚的走动好像更多更为频繁了，以前只得碍于情面不得不来往的亲朋好友，现在是欣然的登门了。
来往最多的是张爱玲的3位姑父，（他们在一起打牌、抽大烟、做张廷重家的烟客）他们几乎每天都有饭局或牌局，就在这种张廷重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就是这里的一位姑父他是外商银行的在华买办，将张廷重介绍给了日本住友银行的在华买办孙景阳做助手，处理孙景阳与英美银行和洋行业务的信件来往。这是张廷重平生的第二份工作，也是最后的一份工作，这份工作他做了三年，三年之间，多少学得一些做投机、买卖股票、债券的皮毛知识。
在与孙景阳的交往中，在与三个姑父的推杯换盏之间，张廷重的再婚问题被提了出来。（这时，张爱玲的母亲已离婚再次出国了。）
孙景阳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妹妹叫孙用蕃，年龄已经36岁，尚未出阁，据说精明干练，善于治理家，也善于对外应酬，是很合适的人选。孙用蕃是孙宝琦的第七个女儿，样子也时髦爽利，大方脸，削下巴，很干净利落的一个人。开始像是开玩笑，但说了几次之后，张廷重动心了。
孙家是旺族，孙景阳的父亲孙宝琦是清末有名的人物，曾任袁世凯内阁国务总理。（他的有名还不仅是因为他曾做过清末山东巡抚、驻法德的公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等职务。）他的有名更是由于他的儿女亲家都是当时鼎鼎有名的大人物。
孙宝琦一妻两妾，共生有子女24人（8男16女），（有的资料考据一妻四妾，我相信一妻四妾，因为24个子女，5个女人生出比较可信，3个女人生出有点牵强。）这些子女要么结亲权贵，要么嫁如豪门，比如大清的庆亲王、和做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钱能训、以及袁世凯、盛宣怀、王文韶、冯国璋等等名门望族都曾是孙宝琦的儿女亲家。
和那些人比起来，张家和张廷重稍嫌分量轻了点，张廷重几乎不抱太大的希望。然而，令人意外的消息传来了，孙家这边竟然同意了，这不由得让张廷重喜出望外，于是立即着手筹备婚礼。
庆幸着自己的好运气，张廷重没有去追究孙用蕃为什么36岁了尚未出阁，一直到结婚之后，大局抵定之时，他才发现，原来这位老小姐多年前就已染上阿芙蓉癖（鸦片瘾），而且烟瘾日深，难以自拔——我想也是不愿自拔的吧！据说，脾气也是不大好，所以年纪老大还待字闺中。她这样的出身又不容她过于下嫁，只得给张廷重作了填房。前面说过，这个家里的女人的背景似乎总比男人来得阔大体面——李菊耦做了张佩纶的续弦是一种下嫁，而孙用蕃给张廷重填房其实亦是屈就。张廷重的再婚令他自己都出乎意料，来得及时，来得目眩。（那时父母再婚不需要征求子女的意见，子女只有接受现实的义务，没有申明自己的态度的权利。）
当张爱玲从姑姑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的反应是相当强烈的，张爱玲的心猛烈抽紧了。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与惶恐，她哭了。她看过了那么多关于“后母”的小说，张爱玲没有想到，有一天，这种命运竟会应在自己的身上。张爱玲无力而茫然地靠在阳台上，下面是繁华大上海的夜，霓虹灯璀璨如白昼。张爱玲的一瞬间已经隐约预见了自己即将面临的“悲惨世界”。张爱玲心里只有一个迫切的愿望；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张爱玲在她的《私语》里愤愤地写道：“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决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个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的阳台上，我必定把她推下去，一了百了。”这种心情是真实的。我也感受到了那种切切的恨！！！
然而，不管你愿意还是多么地不愿意，继母还是在1934年夏天进了张家。尽管后母孙用蕃是前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的女儿。这位“大家闺秀”可没有一点儿的闺秀气，倒有着人们想象中一般后母所共同的阴险狠毒。（我在别的资料里所看到的对孙用蕃的描述也并不是像张爱玲的描述，也许是角度的不同与爱恨的不同吧。）不管怎么着，孙用蕃的婚姻之路很坎坷，她也很珍惜这次机会，愿意和张廷重以及张廷重的儿女们搞好关系，还没有嫁过来之前，她已经郑重地准备了送给张爱玲的见面礼——她自己的两箱子旧衣服。（孙用蕃说，这些衣服的料子都是好的，没怎么穿过。）
我相信孙用蕃是抱着“友好”的态度准备这份“礼物”的，她的问题在于太过主观，她自己家境“拮据”，姊妹多，竞争激烈，可能跟《琉璃瓦》里描写的那样，一双袜子都是一笔会被他人觊觎的财产，但人家张爱玲不是。李菊耦留下的那笔嫁妆着实丰厚，还没败坏完呢。
但是，没办法，孙用蕃嫁过来，张爱玲在她治下，只能接受她的安排，穿她的旧棉袍。张爱玲说那颜色像碎牛肉，穿在身上的感觉，是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在贵族化的教会女校穿着这样的衣服走来走去，相当难堪。张爱玲晚年写到继母，仍是一股子冷嘲热讽的口气，我想，也许跟孙用蕃自说自话的“赠衣”之举不无关系。
当然，更不可原谅的，还是她抢走了自己的父亲，孙用蕃嫁过来之后，张廷重对她言听计从，从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叙述来看，这俩人从头到尾感情都不错，真应了那句话：“谁都有谁的那杯茶。”孙用蕃和黄逸梵不同，孙用蕃没那个眼界，也没那个想法，她和张廷重一样，在旧时代里生了根，如果说“遗少”也有女版的话，那么她就是。她和张廷重一道躺在烟塌上，吞云吐雾，不管将来如何。在近乎微醺的气氛中，消磨掉这一生，有什么不好呢？她和老公志同道合，于是相亲相爱。对此，张爱玲当然是不愉快的，会有一种被剥夺感，她拼命地瞧不起父亲的生活，到了这会儿，还有自我保护的成分——用轻视将自己与父亲隔绝开来，装作根本不在乎父亲的感情，掩饰那一点点小失落。但是，正如她自己所言，她天生就是个写小说的人，“写小说的人”和普通人的一个区别，就是对别人特别有兴趣，甚至能超出个人好恶，把对方凝练为一个观察描写的对象。孙用蕃的到来，使得张爱玲有机会观察“继母”这个群体。这一群体历来公众形象不佳，张爱玲则试图设身处地，初见之时，孙用蕃也无意扮演经典版的后娘，愿意朝好里做，张爱玲的主观意愿和客观事实勉强接应上，她就把这点体会放到作文中，写了一篇很是善解人意的文章叫《继母的心》，文章里讲继母也很不容易。孙用蕃读过之后非常感动，又拿给亲戚们看，但我总觉得张爱玲的“写”和孙用蕃的“感动”，都有表现的成分，张爱玲想表现自己别具慧眼，孙用蕃想展示自己初步取得成功。而所有的表演，都有谢幕的时候，身段撑久了，是会感到累的，张爱玲原本对孙用蕃没有好感自不必说，孙用蕃再有向好之心，也消除不了内心那股戾气。
林白曾在小说中自嘲，一个女人，35岁之前无论如何要把自己嫁掉，就算结了再离，也比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姑娘心态健康。眼下剩女层出不穷，35岁早不复为警戒线，但是，在孙用蕃的那个年代里，这一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年龄，而她又活在人口众多关系极其复杂的家庭里，可以想象，在无人问津的那些岁月里，她积攒了多少心理垃圾，不管她的内心多么想扮演一个良善的“继母”，最终还是会绷不住地发泄出来。
张爱玲是优秀的受宠的大小姐，孙用蕃不敢动她，就捡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这个软柿子捏，张爱玲的用词叫做“虐待”。不过，孙用蕃一定不会认可，人家不过是放弃“慈母”路线而改走“严母”路线而已，不是说棒子底下出孝子吗？为啥大家都不理解张孙用蕃的良苦用心呢？
目睹孙用蕃挑拨父亲教训弟弟，张爱玲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两人之间的裂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但是，张爱玲毕竟不是那种爱撒娇发嗲的小姐，喜怒形之于色，大家族人多口杂，本身就是个江湖，早已历练过的张爱玲，跟这位继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互相敷衍得过。但两个女人之间的芥蒂，像一只不断充气的皮球，暗暗地，沉静地，等待着爆发的一天。
张爱玲中学毕业那年，黄逸梵回国再拿些古董出去变卖试图着做些生意。母亲的回来张爱玲自认为自己态度没有多少变化，可张廷重感觉到了。他暗中不快，有点吃醋，此前他对张爱玲一直很不错，养活她，教育她，欣赏她的作文，鼓励她学诗，他以为张爱玲应该和自己父女情深，以为这个出色的女儿，将成为自己感情上一种慰籍，不曾想，黄逸梵一回来，（黄逸梵三次出国，三次回国。）张爱玲就变了心。如果只是奔向黄逸梵倒也罢了，关键在于，张爱玲同时还亢奋地奔向那新时代，又一次地抛下他这个父亲，抛下父女情深，抛下他身处的那个意气沉沉的旧世界
张爱玲与父亲的亲情就是在后母孙用蕃的挑唆下，彻底地爆发了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