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旦发现自己必须为自己的命运独立地作出选择的时候，她就彻底告别了过去。张爱玲把世界分成了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她生命中另外一种东西呼之欲出。
一开始，母亲确实是对张爱玲寄予厚望的。
住在母亲家的时候，时间一长，母亲发现，她的这个读书聪慧，颇有才学的女儿，在日常生活和待人接物方面，显露出惊人的幼稚。母亲的这次回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张爱玲升学。可是母亲却发现张爱玲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愚笨和与外界环境的不协调：她发现就像张爱玲在自己的《天才梦》里说的那样“不会削苹果；不会补袜子；怕上理发店；怕见客人；怕给裁缝试衣服；住了几年的房间不知道电铃在哪里；上医院打了三个月的针仍旧不认识回家的路；永远不知道家里汽车的车牌；教她织绒线永远学不会。”母亲看着张爱玲苯苯拙拙的生活能力，彻底的失望了。母亲伤心地对张爱玲说：“我懊恼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女儿：“我宁愿看你死，也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总而言之，在现实生活里，母亲认为张爱玲是一个废物。
母亲发现这些之后，除了惊讶，除了失望，她便要重新考虑为了培养张爱玲，自己是否值得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虽然母亲竭力要培养女儿成为“淑女”，到底是女儿愚蠢不堪造就。在母亲对张爱玲“淑女”式的塑造，遭到失败以后，母亲又提出了一个公允的方法让张爱玲自己选择。张爱玲在小小的年纪就已经被迫有过多次的选择，或选择父与母，或选择生与死，现在又面临着切身前途的选择，已经晓得厉害关系的她，自然不肯放过有前景的机会。她的升学的问题迫切地摆在眼前。母亲说有两种选择：
一.如果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当时有一种惯例，女子中学毕业了要继续上大学，不一定立刻就读，可以找个婆家先结婚，由丈夫拿一笔钱出来资助就学，毕业回来再考虑生儿育女，看看当时报纸上那些打着“愿助学费”字样的广告就知道了。
二.要不先工作着，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再继续升学。
——然而，这两种选择都不适合张爱玲。
早在圣玛丽亚女校上学的时候，她有一个女同学叫张如瑾，也是很有才华，写过长篇小说《若馨》，教师汪宏声先生也很是器重这位女同学，她也曾经在《良友》上发表过多次文章。但是因为战争爆发，后来就嫁了人，再也没有写过字，就这样沉寂下来。从那时候起，张爱玲便坚信世上最大的悲剧，就是一个有天才的女人无端搅进了婚姻。所以张爱玲在毕业留言里“最怕”的一栏目里填着“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了婚是最怕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张爱玲是最怕的，也是最恨的一件事。
那么，就先工作——那时候中学毕业的人或者可以去做女书记员，女招待员，或者女店员，都是些不很操心却需要细心的工作。然而，口头禅“我忘了”、“我又忘啦”的张爱玲虽然有着极高的文学天赋，但在生活上却是个弱智，不会做女红，不会做家务，甚至不会削苹果，永远不认识路，永远不知道自己家汽车牌号。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她的卧室总是最凌乱的一间，学校规定鞋子要放在鞋柜里，而她总是把自己的鞋子随意地抛在床下，以至于屡屡被惩罚性地展示出来，而她自己却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依然如故，逼得紧了，便说一句：“啊呀，我忘了。”
不愿嫁人，也不适合工作，那便只有升学了。可是这是一笔相当不菲的学费，父亲张廷重始终不肯拿出来。母亲又面临经济的窘境。因为那时候的母亲一直要与美国男友维基斯托夫做皮件生意，他们一直商量着要去新加坡搜集马来西亚鳄鱼皮，回来加工制造手袋、腰带什么的，想来总也是需要本钱的吧。再说，张爱玲的愚笨的状态已经使母亲黄逸梵失去了信心。
为时一年半的“淑女”训练证明是一个失败，除了让张爱玲失去原有的那么一点点自信外，张爱玲没有学会其中的任何一种技能。
张爱玲曾有过的自负与自傲，此时已经被几年来的现实——击碎，她自卑地承认：“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癖缺点。”然而这一切不是社会需要的，也不是别人要求与她的，她所有的“长处”、“天才”都是向内，指向自己的心灵的，换句话说，她的好处是只能她自己独享的，别人无法分享到。这就成就了张爱玲的盖世作品里的内心独白。
但是，黄逸梵毕竟是个母亲，她下定决心，要尽一个母亲的责任。现在，黄逸梵继续在张爱玲的身上实施她的“淑女养成计划”。
于是，母亲再次耐心地给她的学习适应环境。她细心地教张爱玲煮饭；用肥皂粉洗衣；教她练习行路的姿势；学会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之类……黄逸梵一心一意想要打造出一个优雅的名媛出来，但是很不幸，张爱玲实在不是这块料。
可是受到西洋教育的母亲终于还是灰心了。这个女儿在个人修养方面的愚蠢很令母亲生气。单是教她如何笑，不知提醒过她几次，笑不露齿，切忌大笑，而张爱玲是不笑则己，一笑则咧开嘴大笑，嘴巴全部张开，亦或单是喜滋滋地笑着，连她自己亦忘了是在笑，有点傻里傻气。一哭就是青天落大泪，让母亲哭笑不得。
母亲教她走路不要晃身子，但张爱玲人高个大，走起路来总是跌跌撞撞没有重心，就在房间里走过，也一准会撞到桌椅角，腿上不是破皮便是青瘀一片，让母亲和姑姑见了总是一惊。我在怀疑张爱玲这些个弱项就是通俗的词——笨拙、愚笨。
尽管张爱玲在努力地学习着，努力地适应着，学着看人的脸色，但不知如何对待。对于张爱玲的不知所措，我给于了深深的同情，最要命的是，当她手忙脚乱地处理这一切时，母亲黄逸梵在旁边静静地审视着。
张爱玲后来在跟人的交往上很没有信心，也许在她的内心，永远有一双眼睛，不是爱怜，不是赞赏，更不是怂恿，而是冷静地审视地望着她，身处其中，必然锋芒在背，动辄得咎，所以禁忌多多，当每一个动作都是危险的。张爱玲习惯了收缩自己，抱紧双臂，无声地呼吸，有谁知道或许这姿态不是傲慢，而是少年时代，在母亲挑剔的目光中形成的一种习惯。
事实上，一切证明母亲的这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女性黄逸梵，她欣赏的是一种蓬勃向上的人生观，张爱玲这种状态显然是不能让她满意的。
有时，我感觉到，黄逸梵看张爱玲的眼神里，有一点投资人的味道，她投下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还放弃了和男友在一起。张爱玲的表现，似乎配不上她的牺牲，她不由自主地，变得不耐烦了。张爱玲这时还颇不识相，三天两头向母亲要零花钱、补习钱，黄逸梵的烦躁可想而知，就是这烦躁，使得毫无准备的张爱玲猝然心惊，她没有力量怀疑母亲，只能怀疑自己。
张爱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
“我补书预备考伦敦大学。在父亲家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母亲一直在怀疑着我，她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自己。我常常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自己是赤果果的站在天底下，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这时候的她充满了忧虑、忧郁，她生怕自己完成不了复习，生怕坚持不下去复习，生怕母亲终止自己的复习费用……
随着日子的流逝，黄逸梵原本就没有多少积蓄，此时手头也越来越紧。张爱玲觉得每一次要钱，对自己都是一种折磨，张爱玲总觉得心理上十分的难受。而显然母亲也开始讨厌这样一种困顿的生活了。
张爱玲觉得，这些琐屑的难堪，正在一步步地销毁着母亲对她的爱。如果说，与父亲的冲突是以激烈的形式表现的；那么，与母亲的冲突则是缓慢的，不易觉察的。但那却是在心灵上能一点一滴感受到的。张爱玲写道：“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可是后来，在母亲的窘境中三天两头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灭了我的爱。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
这时候的她不喜欢人与人的交接，也不喜欢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她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每当这时候，她就是充满灵性的。她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喜欢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风笛），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喜欢去图书馆，在来去图书馆的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去摘树巅的翠绿翠绿的绿叶儿。
在窘境中度日的时候，每天去图书馆读书的那会儿，唯一值得留念的就是每天往返于图书馆时，在公共汽车上去摘树巅上的翠绿色的树叶儿。在她那段艰难的时期里，在公共汽车上摘取着大片大片的翠绿色树叶儿来遮盖着自己的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