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个人一夜之间就能成熟。短短的18天的港战经历，一下子使张爱玲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真实的位置：她在这个世界之中，因为她的周围总是上演着永远没有结尾的混乱的剧本；她又在这个世界之外，因为她始终只是舞台外面的观众；这个位置同时也象征着她与她的未来小说世界的关系。
在这场战争中张爱玲所注意的，不是战火纷飞的战场，不是人生大起大落的悲剧成熟。短短的18天的港战经历，而是在此背景下人的琐屑的欢乐，人的细微的真实，这种东西才是个人真正抓得住的，真正可能“心酸眼亮”的，靠了这种东西，人方能抵挡时代惘惘与现实重重的黑暗。
战争给了生命以彻底的考验。轰炸，死亡，恐惧，仓惶中对爱的抓寻，都让张爱玲的看法发生了深深的变化。她似乎不再重视那遥远的前途、更不再斤斤计较那遥远未卜的前途，而更沉醉于眼前琐屑的欢乐和一点点的出乎意料的惊喜。是呀，她曾经说过，人生的所谓“生趣”本来都是在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上。理想、计划、前程，都是多么的不可靠，而惟独眼前的这点幸福、这点喜悦是人可以牢牢抓住的。
战争很快就结束了，只用了18天，英军就宣布投降，日寇占领了香港。对于张爱玲她们来说，灾难与恐惧终于过去了，终于可以仰起脸来欣赏天上的飞机而不担心炸弹落下来，可以快心快意地享受自来水管子流出来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了，“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
对于张爱玲来说，没有太多锥心刺骨的亡国之痛，香港不是上海。不过，即便就是上海沦陷，是否就一定能够深深触动她，也很难讲。出身于大清朝遗少家庭的张爱玲，她所受的教育，就是国家已经亡过一次了。
香港的沦陷，没有给张爱玲留下太多痛苦的回忆，只让她对人生的荒凉与荒谬有了痛切的认识。现在战事暂时结束了，中断的生活又可以正常继续了，仅这一点，就让张爱玲高兴。
停战以后，香港大学的学生们都被安排在“大学堂临时医院”作看护。张爱玲也去了。
病人主要是战争中中了流弹的苦力与被捕时受伤的趁火打劫者，也有别的大医院转来的普通病人。医院中发生着各种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些人很有趣。其中有一个肺病患者比较有钱，就雇了另外一个病人伺候他，派那个人出去买东西。于是那个人穿着宽袍大袖的医院制服满街跑，院长觉得太不成体统了，大发脾气，把两个人都撵出去了。还有一个病人把一卷绷带、几把手术刀叉、三条医院制服的裤子藏在褥单底下，也被发觉了，也被院长哄赶出医院。
在港战期间，张爱玲个人主义式的唯美态度得以形成。人性的麻木、丑陋和不可理喻是他们给张爱玲上了重要的一课。在这些人中间，在作为病房的男生宿舍里，每天都面对着30多个沉默、烦躁、有臭气的病人，张爱玲变得冷漠、麻木和不耐烦。
病人们病不重又不能出院。院长便派下活来叫他们捡米。除去里面的沙子与稗子。因为实在没有事做，病人们也喜欢这项工作，时间一久，连同自己的伤，也有了感情。在每天帮病人们敷药换棉花的时候，张爱玲注意地看着那些病人们，是用那种温柔的眼光注视他们伤口新生的鲜肉。
张爱玲在医院里常值夜班，夜班可以坐在屏风后面看书，还有夜宵吃，是白天吃不到的牛女乃面包，唯一遗憾的是病人的死多半都是在夜间。值班久了，听病人苦难中的申吟烦了，死亡渐渐就有了解月兑的含义。于是，张爱玲逐渐适应了医院的环境，并以冷漠对待病人们。凌晨三点，张爱玲去烧牛女乃，同伴们都在打瞌睡，但是多数的病人都醒着，眼睁睁地望着她手里肥白的牛女乃瓶，那在他们眼中是比卷心的百合花还要美丽。
然而，她也只有这么一瓶，她不打算与全人类分享它，却又不能不感觉到自己的冷漠与自私，自私到羞愧，于是只有老着脸往厨房去。用肥皂洗那没有盖子的黄铜锅，手疼得像刀割。锅上腻着油垢。
她知道那些双眼睛就盯在她的背后，那些抽动的鼻翼在贪婪地嗅着那煮牛女乃的香。她把牛女乃倒进女乃锅里，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像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澄静、光丽——在这一无所有的时间与空间里，这一小锅牛女乃便是救世的观音。小小的厨房只点着一只白蜡烛，她像猎人看守着自己的猎物那样看守着将沸的牛女乃，心里发慌、发怒、又像被猎的兽。
从那以后，张爱玲一闻到烧牛女乃的味道，就会觉得饿。
是饥饿将善良、博爱、正义这些大题目从身体里一点点挤出去，最终只留下口月复之欲——那是生命最本原的欲求。
张爱玲怎么也算不上一个称职的看护，她自己觉得自己缺少看护应有的爱心和耐心，称自己是“自私”的人，称自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有良心的看护”。然而，这也是战争教育的一部分。
张爱玲在自己的回忆散文《烬余录》里，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自私”，且十分冷静地描写着自己的自私。
有一个病人，尻骨腐烂了，（尻骨即，我是医务工作者，知道专用名词。）张爱玲恨这个生了蚀烂症的病人，因为蚀烂，尻骨奇臭。病人痛苦到了极点，会整夜整夜的叫唤“姑娘啊！姑娘啊！”声音悠长、颤抖、有腔有调，面部表情反倒近乎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角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的微笑。张爱玲当班的时候，张爱玲最恨这个人叫唤，不是不负责任，也不是没有良心，而是恨他把一个房间的人都吵醒了，也是恨他把生命的磨难赤果果地显现出来，更是恨他的受磨难，生命在他那里是受着磨难的。
而受难的生命在张爱玲那里从根本上是不容的。她理念中的生命，应该是享用。各种各样的，从颜色到味觉到形式，然而现实中的生命是在受难，她怎能不恨。所以，每当这个病人声声的呼唤使众人一起替他唤“姑娘，姑娘！”的时候，张爱玲才冷冷地问：“做什么？”然后很阴沉地盯着他。病人想了想，申吟着说：“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张爱玲告诉他，厨房里没有水，便又走开了。他叹了口气，静了一会儿，又叫起来，叫不动了，嘴里还哼哼着，继续又重复着他的旋律：“姑娘啊，姑娘啊！”不停地叫着。
由于无力援手，对于痛苦，张爱玲要么避而不见，要么憎恨。对她来说，痛苦的生命是一种残缺的生命，她不同情——因为这没有用——她只评判，对别人如此，对自己也是一样。而且不仅张爱玲如此，别人可能也是如此，只不过张爱玲敢于承认，承认自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有良心的看护”。
那个病人死的那天，护士们都欢欣鼓舞，她们再也不用担心去厨房独自煮牛女乃的时候还要听着病人的叫唤。一群人躲在厨房里，用椰子油烘小面包，这件事情至少可以证明，人的本性是自私和残忍的，不论他们怎样文过饰非，张爱玲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点。她们把病人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护士，值班的大学生们便躲在厨房里，津津有味地吃用椰子油烘的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的酒酿饼，而那甜甜的味道张爱玲却怎么也咽不下去，她想到那人望着牛女乃瓶时的绝望的眼神，想到他在暗夜里的那一声声“姑娘啊，姑娘啊”的叫唤声，她忽然觉得那声音似乎是一个频临死亡的人在呼救。而她，以及其他的人们，连一点点的温暖都不肯施与他。
窗外的鸡叫着，冬日的清晨照旧寒冷着，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张爱玲感悟着：“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还在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活着，不管死去的人如何的无私，活着的人如何的自私，生命的无常使张爱玲的心仿佛也结了一层硬痂。于是，她得出了一个结论，也是她的一句被世人广为流传的一句“留世警言”：“想做什么，立刻去做，否则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了”。
张爱玲具有与人无害的自私，一以贯之的坦率的冷漠，唯美之上，缺乏一般人常有的同情心。她冷眼旁观这人世的喧哗热闹，却并不抱有正义的热情，她深谙乱世生命的脆弱与惊惶，却并不抱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她看人处事完全有她个人唯美的眼光，而与他人无涉。这一点，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胡兰成曾经说过：“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的，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
这些性格特点，依我看，是与张爱玲的出生、成长的贵族家庭及洋场生活氛围深有关系。大凡富贵人家的子弟，生来即在锦绣丛中，不曾经过艰难生活的磨练，在理解苦难与理解人生方面很难摆月兑先天的欠缺，而理解才是同情的基础，有了同情的理解，才可有对正义、良知的感受；另一方面富家子弟往往生长于利益纠葛比较复杂的环境，人与人之间的算计，世态的凉薄，可能较平民子弟感受得更为深切。张爱玲自己的生活典型如此。譬如，她父亲曾经算计她母亲的财产，她姑姑因为遗产的纠纷与她父亲少有往来，甚至她父亲死了，姑姑她都没有兴趣去看最后一眼。从这两方面看，张爱玲纯粹个人性的生活方式，是可以理解的。
一种真正遵循我们内心真实声音的生活才是我们值得去过的生活。何况她坦率，真实，从不讳言自己的这类想法。然而她后来又成长为那样一个富于天才的作家，与这种性格不是没有关系的；而她之创作的局限，她的婚恋，她的遗世孑立的晚年，更于此有着难已分割之联系。
张爱玲在医院里主要是上夜班，尽管时间特别长，有10小时，但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她还是喜欢的。她所要做的，无非是病人的大小便，碰到这样的事情，她们只需要叫一声打杂的：“二十三号要屎盆”，或者“三十号要尿壶”，然后自会有人来料理。她照旧坐在屏风下看自己的书。
似乎所有的学生都有了这方面的经验。战事的无常使他们去掉了一切虚华、浮躁、繁缛、幻觉，有的只是空前的现实……
就算在战争中逃过了大难，战争结束后，也仍有可能逃不过日军的虐待——港大的学校本部不久就成为了港大师生的集中营，后来这个集中营又搬到赤柱了。港大校舍不只荒废，还被破坏，很多文件与记录都不知所终了，包括有关张爱玲的资料。
中学毕业时张爱玲填过的最怕一栏是“死”，然而这时候的“死”离她这样的近，于是死亡变成了最稀松平常的事情，不值得恐惧，也不值得同情。将死的人已经不算人，痛苦与扩大的自我感，切段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仿佛是伤口上慢慢长出厚厚的痂，有一层“隔”的感觉；又仿佛累极了的人做在冷板凳上打瞌睡，极不舒服，可到底也睡着了。
——人们便是这样一天天坚强起来，人们便是这样一天天冷漠起来。
香港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寒冷的冬天。
在战争的背景下观照自己，张爱路承认自己的苍白、渺小，“自私与空虚”，“恬不知耻地愚蠢”。几年后，张爱玲在她的回忆里这样写着：“时代的列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做在列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日寇占领香港，英国政府撤出了香港，香港大学随之停办。张爱玲的大学仅读了三年，还没有来得及毕业，就丧失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不可靠的理想与计划眼睁睁地看着它成了泡沫。张爱玲志向高远的读书计划就这样意外的终结了。这怎么能说不是命运呢？？
香港的战事，留给张爱玲的，并不是这清坚、决绝的历史始末，而是战争中这些毫不相干的人和事，她并能从中找寻出了回味的乐趣。就像一株正在吸收养分的青竹，将自己的竹鞭深深地伸到人生土壤的纵深处，吸收各种各样的养料，使她在简短的、围城的灾难中拔节而出，并有了深刻的人生体验。她以为：“脏与乱与忧伤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正是在人生的“脏”与“乱”中，张爱玲获得了另一种人生养分，香港大学的三年，是对张爱玲后来的创作道路的影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并为她登上中国文学舞台作好了准备。
战争让张爱玲成熟了，她即将开始了她的独立生活，她已经立在了社会的舞台上，锣声一响，她就要登场了。
荒凉寂寞的上海文坛上，一个有着绝世才华的女作家就要横空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