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上海后的张爱玲，以一种“回了家的奥德修”的眼光和口吻，发出了种种“到底是上海人”的“惊叹”！！在自己试想冲击上海的文坛时，写了大量有关“上海人”的作品，并且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紧紧地将上海与香港联系在一起。发生的故事在香港，而里面的人物又都是上海人，特别又把自己的小说和上海人的嗜好联系在一起，比如什么“上海人的生活”、“上海人的服装”、“到底是上海人”芸芸。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我写它们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上海人见识多广，满眼里的西洋景，满街的摩天大楼；
上海人是个看不起别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的群体；
上海人是个中西文化的混杂，是殖民地里的“东方奇观”；
上海人有着莫名的自身“满足”与“优越感”的群体；
上海人是个“暧mei”与“苍凉”群体；
上海人是个摩登里的“古旧”，是繁华下的“千苍百孔”；
上海人是个大都市里的“小市民”的生之难堪；
到底是上海人，上海人是有着“奇异的智慧”，有着“无奈处境”的感慨；
到底是上海人，上海人是有着传统和高压现代生活汇聚下的产物；
到底是上海人，上海人是有着“处世的艺术”的一帮群体；
到底是上海人，上海人是与其说是优越、骄傲的资本，毋宁说是误读。
到底是上海人，上海人的文化、上海人的风情，这是张爱玲作文首要考虑的。她的小说很快在上海走红，也确实是因为了她的这份世故和亲情。
在张爱玲的笔下，那些可怜的上海人也是可爱的上海人；
上海这个使张爱玲做着“天才梦”的地方……
上海这个使张爱玲梦升起的地方……
上海这个让张爱玲实现梦想的地方……
张爱玲最终选择了一条天才的道路，一条依靠内心与梦想而生活的道路。
事实上，她自己早就说过：“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就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别无生存的目标。”在狂热的天才梦想下，有着执著的进取与轰轰烈烈的人生期望，张爱玲走上职业写作的道路是必然的。
“以梦为马”，是我们凡尘俗世中无数人的梦想，但无数人终究要被现实的尘埃所淹没，真正能如此的，往往只是极少数的遗世独立的歌者。张爱玲恰恰就是其中之一。在1942年春，张爱玲从香港大学回到上海以后，她就决定将文学写作当做此后自谋生活的方式。事实上，后来写作也成了她生命存在的生活方式。而这一切，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她似乎很早就与写作有着不解之缘。
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到张爱玲在成年后几乎断绝往来的父亲。她的父亲虽然是满清遗少，生活放荡，败家本领一样不缺，致使后来破败潦倒而死。但在另外的一个方面，张廷重又与自己的父亲张佩纶一样，是一个旧式的有家学底子的人。张佩纶本人既是官员又是学者，在中法马尾战役后被发配察哈尔期间，著书不倦，计有《管子注》、《庄子古义》、《涧于集》、《涧于日记》等作品传于后人，后来还出版过全集。张佩纶甚至还是一个热情的业余小说作家，他和夫人李鸿章的女儿李菊藕合作出版过武侠小说《紫绡记》。小的时候张爱玲就曾经见过，版面特小而字大，老蓝布套，很是精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张爱玲的父亲自然比较喜欢文学，以一个传统士大夫的方式，将文学视为自己情感与信仰的一个绝对的来源。在张爱玲的最后一篇作品《对照记》中，张爱玲这样回忆道：
“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沉默地走一两丈远，又开始背诵另一篇。几乎没有重复的，我听着心酸，因为毫无用处。”这里的描述还是可以看出张廷重是有文化底蕴，是有文学天赋的满清遗少。
父亲很早就喜欢张爱玲胜过弟弟，主要原因就是在文学天赋这里，尽管张爱玲只是一个女孩子，但是父亲喜欢她小时候就表现出来的灵气。父亲帮助、并且培养她在文学方面的兴趣。无疑，父亲本人的文学素养与他对张爱玲创作才能的认识及鼓励，都对张爱玲日后创作兴趣的形成与创作才能的发挥，有着甚大的影响。然而在张爱玲的文章里，很少提到这一层。不知道她的父亲在女儿的文章中对自己的“好”只字不提，而对自己的嫖赌毒、糜烂不堪的形象描述倒是屡屡出现，此时，作为一个父亲，我想，他的心一定是痛的，感情一定是绝望的。
我们再回望张爱玲早在9岁的时候就开始向编辑进攻了，那时候她给编辑写信：“记者先生：我今年九岁，因为英文不够好，所以还没有进学堂。现在先在家里补习英文，明年大约可以考四年级了。前天我看到编辑室的启事，我想起我在杭州的日记来，所以寄给你们看看，不知你们可嫌它太长了不？我常常喜欢画画子，特别喜欢画古装的人，喜欢填颜色，你们如果要我就寄给你们看看。”
这篇稿子是投给上海《新闻报》的。可以想象张爱玲从小就有写作的兴致与热情。
张爱玲最初的一篇小说大概是在7岁时候写的，陆陆续续写了十几年到今天，最让我欣赏的是她在17岁的时候写过一篇《霸王别姬》里那苍凉的美丽。在小说中，虞姬是项羽背后一个苍白的、忠心的女人。张爱玲在自己想象的脑海中这样描述着虞姬的心情：
“即使项王果真统一了天下，自己做了贵妃，前途也未见得有多么乐观；因为现在，他是她的太阳，她是月亮，她只是反射他的光，是因为拥有他，她才感觉到有意义；如果他当了皇帝，有了三宫六院，那就会有无数的流星飞入他们的天宇，与她分享着她的太阳。因此，虞姬在私底下里还是盼望着这个仗就这样一直打下去的。”
“困在垓下的一个晚上，夜冷星寒，虞姬听到敌方远远传来‘哭长城’的楚国小调。她急匆匆地回到帐篷里准备禀告项王，但是又不忍心唤醒他。虞姬细细地打量着项王，发现他那披在额头前的乱发已经有了几根灰白色的银丝，并且阳光的利刃已经在他坚毅的前额上划上了几条深深的皱痕，他的睡熟的脸依旧含着一个婴儿似的坦白和固执。”
“项王醒了，也听见了四面的楚歌，知道刘邦已经尽得楚地。虞姬的心在绞痛，当她看见项王倔强的嘴唇转成了苍白色，他的眼珠发出冷冷的玻璃一样的光辉，他那双眼睛向前瞪着的神气是那样的可怕，使她忍不住用她宽大的袖子去掩住它。她能够觉得他的睫毛在她的掌心急促地翼翼煽动，她又觉得一串冰凉的泪珠从她的手心里一直滚到她的臂弯里。这是虞姬第一次知道这个英雄也是会流泪的动物。”
“项王喝着酒，他要她跟他一块去突围，死也要死在马背上。虞姬摇摇头，不愿意跟他去。‘噢，那你就留在后方，让汉军的士兵发现你，把你献给刘邦吧。’虞姬微笑着，她很迅速地把小刀抽出了鞘，只一刻，就深深地刺进了自己的胸膛。项王冲过去托住她的腰，她的手还紧紧地抓着那镶金的刀柄。他附着她，用他的含泪的、火一般光的大眼睛凝望着她。虞姬张开眼，仿佛又受不住这强烈的阳光似的，又闭上了它们。项王把耳朵凑到她的颤动的唇边，他听见她在说一句他听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收梢’。”
这篇是早在张爱玲17岁时的文章，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深深的打动过我，整个故事、情节编的细致、细腻、惟妙惟肖，仿佛一抹凄美的微笑凝结在生命的末梢，在张爱玲那样的年龄、那样的年代，她就看到了生命中的美，进而又用美代替了生命。深深地让我震撼，更让我看到了她的文学底质。
后来这篇文章被圣玛丽亚女校的国文老师汪宏声先生称之为能与郭沫若写过的《楚霸王之死》相媲美。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有可能有过之而不及。这个判断大约不会太出乎事实，因为郭沫若之才及他对时间的敏感程度，他的确很难达到张爱玲这种高度。
今天把这段想法、这篇文章拿出来晒一晒，无非是再一次想证明这篇文章预示了张爱玲她日后的人生态度；
这篇文章证明为张爱玲的横空出世早期就有预示；
这篇文章证明了张爱玲以她的梦想为生活；
这篇文章证明了在这种潜意识的背后，是她对自己才能的强烈的自信；
这篇文章再一次证明灿亮的文学新星即将横空出世。
这时候，张爱玲去拜访了母亲的娘家亲戚，黄岳渊老人，因为这位亲戚在张爱玲幼年时就知道她喜欢舞弄文墨，且很有才气。黄岳渊老人是个园艺家，自己侍弄了一方花园，常邀请亲朋好友来此园游园，其中大多都是墨客、文人、琴师、名伶。刚好张爱玲在这里碰到了一位黄岳渊的老朋友周瘦鹃。
这个人就是曾经以写不能圆满的爱情故事“哀情短片”著称而被称为“哀情巨子”周瘦鹃，他并且被认为是“蝴蝶鸳鸯派”及“礼拜六派”的通俗作家，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就集创作、翻译、编辑于一身，同时周瘦鹃也是园艺爱好者，经常来到黄岳渊的花卉园子和黄岳渊在一起切磋园艺花卉。他是黄岳渊老人的座上客，与黄岳渊老人的交情甚笃。
周瘦鹃是一个有着强烈爱国心的作家，他六岁的时候正值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向北京进犯。周瘦鹃的父亲正在重病中，但也天天看报纸，8月14日，侵略者攻陷北京。这个轮船职员——一个普通平民，在病榻上一跃而起对膝下的三个儿子大呼：“弟兄三个，英雄好汉，出兵打仗！”不到一日，就与世长辞。这激越的呼声从小就在周瘦鹃的胸膛里回荡。所以，尽管他的小说多言情，但他的爱国之情也同时并举，并因此闻名于文坛。
日本侵略者对中华的欺凌，使周瘦鹃老人如鲠在喉，许多时候没有动笔，只是侍弄园艺，以精神寄托。周瘦鹃与黄岳渊说自己现在正计划着手通俗文学期刊《紫罗兰》的复刊准备工作。
而这时来看望黄岳渊老人的张爱玲却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她早已在父亲温吞着弥漫着鸦片“奇香”的旧宅里读过周瘦鹃的《恨不相逢未嫁时》、《此恨绵绵无绝期》等哀情小说。比起张恨水，她并不非常心仪周瘦鹃，但妈妈与姑姑非常喜欢这个作家，张爱玲只是喜欢他作品的通俗、才情横溢、国学深厚，与喜欢周瘦鹃的通俗章节里所见到的华丽词曲，这是张爱玲读通俗小说最愿意把玩不休的。
经过一年的练笔与准备，经过一年的思索，经过一年的再蓄势，张爱玲为自己的登台做着大量蓄势的准备，张爱玲准备正式冲击上海文坛了，她的第一篇中文短篇小说于1943年春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杂志上刊出，标志着张爱玲文学生涯的正式开场，而此前、此时，不过是序幕或者大戏开锣前的“跳加官”。
大戏开场，主角登台，一声叫板就赢得碰头彩、满堂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