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自己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比自己大了29岁的美国戏剧作家，会成为她的第二任丈夫。而且，她在他的这里，寻找到了自己已经失去了很久很久的精神家园。
也许，所有早熟的天才都有着大同小异的人生经历。这使得赖雅和张爱玲一经相识，便互相引为知己，相见恨晚。
异性相吸的“性”，可以指“性别”，亦可以指“性格”。而赖雅与张爱玲，无疑在这两点上都符合了“异性相吸”的定律。
赖雅的性格色彩强烈而丰富，知识渊博，口才出众，豪爽爱交际，并有很强的戏剧化特征和政治倾向，是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理论都抱有一种近乎理想主义的热情；而张爱玲个性内敛，清静无为，不喜欢主动交际，亦不喜欢同许多人应酬，对政治尤为厌恶，力求置身于一切潮流之外。
他们共同有的是：出众的才华，与一颗善良的心。
他怜悯她的孤苦，她同情他的落魄。两个人同病相怜而惺惺相惜，虽形同水火，而相融相谐。
赖雅在当晚的日记中对张爱玲庄重大方、和蔼可亲的东方美德充满溢美之词。赖雅他失眠了，闭上眼，总看见她月亮一般的脸在眼前晃动。
张爱玲与赖雅的第一次见面，双方都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第二天晚上，在大厅里，不知为什么，张爱玲的心里老是想着那位赖雅先生。她的目光不禁偷偷地滑过大厅的每一个人的脸。可是，没有他。张爱玲心里浮起了淡淡的失望。
“爱玲小姐，晚上好！”张爱玲回头一看，赖雅正站在她背后呢，朝着她微笑。
“你好！赖雅先生！”
“叫我甫德吧，朋友们都这么叫我。你的英语说得很地道，你来美国很久了吗？”。赖雅诚恳地问。
“不，我来美国才半年，我一直都呆在纽约。”
“是吗？！”赖雅颇感惊讶，凭着张爱玲熟悉的英语，他以为她已经来美国很久了。
他们俩第二次见面后随便小谈了片刻，赖雅由此了解到张爱玲从香港到美国才6个月，并一直住在纽约，而张爱玲也感觉到了赖雅的随和、诙谐、知识丰富。
然而老天爷似乎对这场异国之恋并不赞成，在他们相识的第三天，一年之中最猛烈的暴风雪袭击了这一地区。皑皑白雪封锁了文艺营。一夜之间，雪封着的千树万树酷似梨花开。整个文艺营广袤的大地披上了银装。天寒地冻，冷冽彻骨，张爱玲还从来没有经过这么寒冷的冬天。
大家聚集在大厅里忧心忡忡，议论纷纷。然而，赖雅与张爱玲却依然春风满面，只是坐在餐桌旁喁喁对谈，旁若无人。他们每交谈多一次就更多一份惊喜，哪有闲心去在意风急雪大，他们巴不得这场风雪可以把这个山谷埋了，一生一世都不要和外面的世界再连通。
风雪稍息，艺术家们都挤缩在温暖的大厅中。张爱玲和赖雅则趁机避开营友们躲避到回廊上聊天，谈了很久很久，谈话的内容也渐渐深入，颇有“酒逢知己千杯少”之感。再后来的日子里，他们便肩并肩地去幽谷中散步，看松鼠在枝头上跳来跳去，又或是看鸟雀从巢里惊飞出去，震落积雪，弄得他们一头一身，很是惬意浪漫的感觉，张爱玲仰脸笑起来，脸儿如月亮，在白雪地里黑森森间的闪亮。
在与张爱玲的交谈中，赖雅发现了张爱玲秀外慧中的东方女子的魅力，他觉得他面前的这位中国女人真是又端庄又大方，这种纯粹的东方女性给予了赖雅全新的审美世界，在他接触的女人当中，还没有这样一位既有文学才华又有女性魅力的漂亮女性。
是的，在赖雅的眼里，张爱玲简直就是一位东方女神，高雅、娴静、秀气，他几乎要被张爱玲迷住了。他不断地询问着中国的状况，不断的问着张爱玲故乡上海，询问着那样大的魅力的中国文化。并且赖雅十分感兴趣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居然跑出来的这位上海女人。
他的热情的共产主义信仰使张爱玲大为吃惊，而他爽朗豪侠般的作家风度也使张爱玲另觅到一片天地，他的才华和他对艺术的独特见解，使张爱玲觉得他就是一部完整的美国戏剧史，读他便读懂了美国的文化。
虽然两个人也有见解不甚相同之处，比如政治，一个信奉共产党，认为马克思主义才是世界的希望；一个认为这不过是一些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罢了，人类的前景不是哪个主义所能够左右的。相比较起来，年长的赖雅倒比年轻的张爱玲更为乐观、更为理想主义；而张爱玲对人生及生命的深刻体悟，对艺术及其人类文明的独特见解，也使赖雅大为吃惊。
自此以后，他们的交往就逐渐更加深入了。在听完彼此的“传奇”后，都不禁感叹“生命的无常与人生的美丽”。两颗心越来越近了。
他们的感情继续往前快速发展着。3月底，他们开始到对方的工作室里作客。4月1日，他们则开始并肩在大厅里坐着共享复活节的正餐。张爱玲本来是不轻易相信人的，这次，她觉得赖雅是可以信任的，张爱玲就将她的前作英文版的《秧歌》拿给赖雅看了，并且希望得到他的指正。赖雅再次吃惊了，他为书中娴熟的英文和优美的文笔所折服。这时他们已经开始单独的交往了。
雪后初霁的日子。赖雅轻轻敲开了张爱玲工作室的门。
山舞银蛇，好一派冰雪风光。赖雅与张爱玲在雪地上走着，簌簌有声。赖雅取出了那本《秧歌》。
“甫德，你不喜欢，是吗？”。张爱玲小心翼翼地问。
“不，爱玲。没想到你的文章写得那么漂亮。文笔又是如此优美。”赖雅读后，大赞她的文笔后认真地说。
“我读你的《秧歌》或是《粉泪》，就好像看电影，里面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
“可是……”张爱玲似乎有些不信。
“可是政治观点和艺术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张爱玲从他的眼里读到的是真诚。
张爱玲微笑着告诉赖雅说：“我以前写过剧本。”
“真的？那为什么不再写起来呢？”赖雅不遗余力地赞美她说：“你很适合做编剧，你编的电影一定很好看。”
张爱玲的心又活起来，犹豫地说：“其实也不是没有机会，我的朋友宋淇，在香港电影懋业公司做制片部主任，他说可以代我接洽到剧本业务的。”
“很好啊。我可以在这方面给你一些建议和经验。”
她不禁笑了。现在她已经很了解他了，他聪明，然而头脑简单，轻信人言，总希望能够给予别人帮助，自己付出比得到更快乐；他有非凡的灵感与领悟能力，性格中充满戏剧感，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而缺乏生活的计划，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童；他说张爱玲是从戏剧里走出来的人物，然而他自己，才更像是一个从童话里走出来的人——圣诞老人。
他们在道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赖雅开始给张爱玲讲他人生中的一些奇闻轶事和早年的一些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张爱玲听得津津有味，浑然不觉夜幕降临。归来的路上，天寒路滑，赖雅轻轻地握着张爱玲的手，怕她滑倒。张爱玲觉得有一股暖流流过心间。她觉得干涸的心田正被一种春的甘露滋润着。
雪地上，留下了两串深深浅浅的脚印，一直伸向远方。……
到了4月底，天气渐渐转暖。张爱玲与赖雅的关系也开始越来越亲密。不久，他们便开始完全单独往来。因为赖雅的风趣幽默，赖雅的宽厚仁慈，张爱玲心头那种苦旅天涯的愁苦情节也开始越来越淡了。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他们常常在晚饭后携手去散步，谈话的中心也渐渐地转到了中国方面。
比如谈话的主题转向中国的书法艺术、中国政治著作，甚至包括共产主义和**产主义的敏感话题，他们也屡屡提到。他们并不想以说服对方为最终目的。只是把对方看成最值得信赖的人。
张爱玲虽然写过“反gong”小说，但那中间谋生的考虑大于政治立场，她对于政治是很淡漠的，现在听“左倾”的赖雅谈共产主义，她并不觉得有什么抵触，而只是觉得他的经验、见识与随意性格能给人不少快乐，能帮助她纾解心头之郁。在交谈过程中，尽管他们之间有这么多的不同，但他们发现彼此越来越投缘了。
赖雅也常常到张爱玲的工作室对她的新作《粉泪》的结构给以建议和指导性意见。赖雅对于《粉泪》的赞誉说，那不是小说，简直就是一部精彩绝伦的剧本。
这时的赖雅，他还并不了解这位年轻的女子在中国时曾有怎样的声名和荣彩，然而文章字里行间以及张爱玲举手投足所散发出的一种共同情调——上海情调着实扼住了他，令他目夺神给，震惊到窒息。
看到太美好的事物，往往会使人感到害怕，一种面对真神的恐惧。
张爱玲看着茫茫的雪野，穿过他的眼睛看向他的身后，仿佛要找出他的雪橇藏在哪里，还有那只拉雪橇的麋鹿。
赖雅仿佛读出了她的思想，摊开手做一个无奈的表情，说：“对不起，亲爱的小姑娘，我把你的礼物忘在袋子里，袋子忘在南极了。”
她再次扬声大笑起来。笑声震落了树上的积雪，这次轮到松鼠被惊吓了。
这个冬天，他们一起在张爱玲工作室的火炉边上读书、聊天，张爱玲的孤独的心在这柴火边的相聚中一点点温暖起来。早在中学时期，她就在校刊上发表过《心愿》一文，“如果我能活到白发苍苍的老年，我将在炉边宁静的睡梦中，寻找早年我熟悉的穿过绿色梅树林的小径。”
如今这情形，就好像心愿提前完成——她虽然还年轻，炉边的人倒已经老了。
像这样与赖雅聚在柴火边聊天的情形，也是她的小说《留情》里出现过的场景：
“小小的一个火盆，雪白的灰里窝着红炭。炭起初是树木，后来死了，现在，身子里通过红隐隐的火，又活过来，然而，活着就快成灰了。它第一生命是青绿色的，第二个生命是暗红的。”
赖雅便是那伐倒了的参天大树，他的生命已经由青绿色时代走到暗红，虽然活着，然而就快成灰了。
张爱玲的心里充满了悲悯。她没有赶上他的青绿色时代，她思忖着是不是守着他由暗红到灰白。
而赖雅的心里，则更是悲哀——东方女子本来就不显年龄，张爱玲在他的眼中，简直就是个羽毛未丰的雏燕。赖雅第一次为自己的年龄产生了巨大的遗憾，简直觉得此生虚度，怎么好日子刚开始，自己倒已经老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