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修采并不是第一个跑来重庆向邓名诉苦的,不久前于佑明联合其他浙江将领已经派人跟着空船返回,狠狠告了刘晋戈一状,同时也说了不少熊兰的坏话。当时邓名正在忙于寻找战机,准备追击撤退的李国英,因此没有时间安抚浙江派,还问他们为何不向提刑衙门申诉。
这个答案当然不能让浙江派满意,使者们委屈地指出,袁象和刘晋戈是刎颈之交——听说当初刘晋戈在东川府负伤,正是袁象照顾了他一路,称得上是前者的救命恩人。
“这就是我让刘晋戈办事,而让袁象负责提刑的原因!如果反过来的话,无论袁象干得是不是天怒人怨,刘晋戈都会装看不见。”邓名在心里说道,不过这句话万万不能从自己嘴中吐露出来,只能好言安慰这些使者一番,称袁象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品德高尚、主持正义,让他们先设法去与提刑衙门沟通,如果等邓名回到成都时还没有解决问题,他当然会亲自过问。
等见到秦修采后,邓名才感觉到成都的问题比他想象得严重。成都百废待兴,对各种工具、器械的需求旺盛,只是因为百姓极端贫困所以工商业才持续萎靡。邓名设计出欠条来替代货币,也有刺激工商业发展的意图。据邓名的理解,信用货币和银行都是在用明天的繁荣为保证,以渡过今天的难关——创造出明天的繁荣景象。
得知刘晋戈多收了很多粮食,邓名在最初生气过后,很快就发现刘晋戈反倒是创造了一个良机,正好可以名正言顺地推广纸币——如果没有刘晋戈的擅自征税,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说服百姓用粮食交换欠条——从这点上来说,刘晋戈倒是纸币改革的大功臣。
离开成都前,成都的工商业已经因为货币的刺激而出现发展的苗头,邓名当然不愿意这个情况被逆转。信用货币是用未来的繁荣为抵押的,这笔欠账不但要还,更要付利息,如果未来没有繁荣,这么一大笔债是没法还上的,工商业也会被打回原形。
因此邓名不想草草应付,而是把军务抛下,认真斟酌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他把秦修采再次找来:“你立刻返回都府,告诉熊行长,不能允许物价这样跌下去。”
刚听说成都的物价下跌,邓名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本来他想当然地认为,随着大量人口涌入,成都的物价应该节节攀高才对。但通过一晚的思考,邓名发现了自己的思路误区所在,那就是新来的人口是没有货币的,所以在人口涌入造成的物价上涨中,上涨最快的是货币这种最重要的商品。
因为新的移民没有货币才导致物价下跌,想通了这一点,邓名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给所有的新移民发补贴。若是所有的人口袋里都有钱了,那么物价当然会上涨,从而刺激工商界雇佣更多的短工、购买更多的原料和工具并且扩大生产规模。
不过转念一想,这种滥发补贴似乎会导致其它问题,所以邓名决定把补贴发给一批急需购买生活、生产用品的人群。
邓名对秦修采说:“我已经写好给刘知府的信了,让他立刻拿出一百二十万元的欠条发给今年刚从军中退役的同举人,制止物价下跌。如果不够的话,我会让他拿出更多的欠条。”
看到秦修采流露出不明白的样子,邓名就拿出写给刘晋戈的信,让秦修采看了一下。在信中邓名先是对刘晋戈的政绩大为称赞,说自己通过各种渠道得知,知府衙门在积攒了大量的粮食的同时,还拥有了至少三百万元以上的欠条储备。
“……不过政府除了挣钱以外,如何花钱也是很有讲究的。对政府来说,钱不能用来驱逐外敌,所以需要设法用钱取得人心、交换到装备。如何做到这些呢?我们一步步来,这次我给你的任务不算太难,先帮我收买一下人心、军心……”
邓名给刘晋戈的信很长,口气也很亲切。秦修采在心里揣摩着邓名给自己看这封信的用意,觉得自己已经深谙提督的意思,除了熊兰以外,绝对不可以把看过这封信的事情泄露给其他的人知道。
收买军心的具体措施就是给退役的士兵发钱。不是每个退伍军人都享受三年有效的二百元补贴么?邓名让刘晋戈马上给这六千名退伍军人每人发二百元,而且要告诉他们这是额外增加发放的,并不影响他们未来三年内的补贴领取。
邓名要刘晋戈自己去斟酌该如何宣传政府这次发放的意义,能够让成都周围的百姓觉得从军服役会有现实的好处,就达到目的了。在信的末尾,邓名还给予刘晋戈更大的权力:“若是刘兄弟觉得一个人二百元太少,效果不好,可以加发更多,只要总花费控制在二百万以内就可以。我期待着刘兄弟的好消息。”
秦修采看完信后,双手捧着还给了邓名。后者把它收到信封中,封上口,按上自己的印章,交给士兵送走。
这些同举人什么都要买,手里有了欠条,很快就会使用出去。除了这六千人以外,新移民的购买需求也要考虑。邓名深信只要帮他们渡过眼下的难关,他们明天会创造出很多财富来回报社会。
“回去告诉熊行长,他的放贷范围不要仅限于退伍军人了,这些新来的老百姓也可以放贷。不过要收利息,不能白给,毕竟他们和同举人、同秀才不同,还没有为朝廷贡献过力量。”邓名想了想,又道:“应该对那些勤奋做事的人有更多的鼓励,比如那些愿意在闲暇时间去商行做工的人,可以得到数额较大或是利钱较低的贷款。至于一般人嘛,我觉得把贷款额度设为一千元就可以,年利息收百分之五好了。”
很多刚刚抵达成都的移民身无余物,但即使他们只是种地而且只开垦了十亩,到年底也能够向朝廷缴纳一百元。而这不过是他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十几分之一,因此邓名认为向这些移民提供贷款是很有赚头的一件买卖,更不用说还能因此刺激工业发展。
对此秦修采固然不反对,但他仍然担心粮价。他向邓名指出,仓库里的粮食就算保存得再好,也会逐渐地吃光,要是欠条大量流通,粮价上涨是必然的趋势。而到了那个时候,若是刘知府不肯用粮食回收欠条,粮价飞涨就无法控制。
“对,你说得对。万一将来粮价控制不住,我不会责怪熊行长的,让他放心大胆地做事。现在恢复生产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当初不让他发太多欠条就是怕物价飞涨,影响了生产。”邓名宽慰秦修采道:“我从江南带回了大量粮食,今年就是没有产出,也足够大家吃了。”
但秦修采的疑虑依旧没有完全打消。熊兰和他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曹操认为军心比粮官的性命更重要,为了维持军心而不惜杀掉一个粮官;现在邓名嘴上说没关系,也可能是真心实意,但若是需要在平息民愤和保住熊兰之间选择的话,熊兰对自己胜出并没有太多的信心。
“你还有什么事吗?”。见秦修采几次欲言又止,邓名主动问道。
“熊行长打算建立一个义仓,用来存米。”秦修采小心翼翼地说道。熊兰知道此举侵入了知府衙门的权力范围,不但会遭到刘晋戈竭力反对,也可能会让邓名不满:“这个义仓只做两件生意,用八十元购入一石大米,或是以一百二十元的价格出售一石大米。绝不改变售出或购入的价格,也不能拒绝交易。”
秦修采的建议让邓名顿时愣住了。当初他曾经设想让都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以一百元购入一石粮食,但考虑到粮价不可避免的价格波动,以及储存成本、质量好坏等因素,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邓名只是对刘晋戈提出一百元一石的参考价格,具体的采购价格和采购数量让他自行斟酌。
而秦修采的这个设想看上去似乎具有操作性,只要存在这么一个机构,那么成都的百姓就会对粮价有基本的信心。
“很多百姓不愿意把欠条拿出来用,就是他们怕到了收获的时候,粮价跌到每石五十元、四十元,甚至十元、五元的地步。”秦修采以为邓名听不懂,就给他解释起来。这种粮价暴跌现象其实是常见现象,谷贵伤农、谷贱亦伤农。每当收获以后农民就要缴纳赋税,在这个时候,粮商和官府往往就会合伙极力压低粮价,农民不得不以十分之一的价格出售大量的粮食来换取足够的白银。有时因为官府的逼迫,农民不得不把口粮和种子粮都贱卖出去;等到缴纳赋税之后,粮价就会直线上升,为了活命农民又要去借高利贷,用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把贱卖出去的粮食再购买回来。
现在成都府还没有粮商,刘晋戈做为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也不知道这种官府的敛财手段。不过并不是每个百姓都对这种手法一无所知,在看到欠条的价格不断上涨后,就有人感觉听到警钟敲响了。
“如果收实物作为赋税,政府就要逼着百姓多缴耗损,有时甚至会高出正税的数倍;改为白银缴纳后,除了损耗还要加上高买贱卖,老百姓真是没有活路啊。”邓名听得连连摇头。
秦修采告诉他,在大明和满清的治下,当官府和粮商熟练地勾结在一起后,粮价的波动高达十数倍是正常现象。只有超过百倍,导致百姓卖儿鬻女也活不下去时,官府才会出面平抑物价,让各个利益集团适可而止。
如果熊兰建议的这个义仓建立起来的话,成都粮价涨跌的最大幅度就会被限制在三分之一左右。若是这个制度能够维持百年的话,那在任何朝代,都将是一个值得大13-看-网、标榜青史的德政了。
“现在都府连一家粮商都没有,若是提督现在下达这个命令,不会有任何人反对。”秦修采察言观色,觉得邓名似乎已经动心要同意了:“而且以八十元买进,以一百二十元卖出,盈利虽然有限,但也能维持仓库、人手所用,不但不用向知府衙门讨要薪俸,甚至还能反哺藩库。再者,也能为官府储备一批粮食,无论是遇上荒年还是征战,都会有大用的。”
“说得不错,建个义仓势在必行。”邓名听得连连点头。
正如秦修采所说,要是在四川以外的地区推行这个义仓制度,那恐怕会激起本地粮商、缙绅、官吏的激烈反对;或者说,在其它地区,秦修采和熊兰根本不会生出建立这个制度的念头。没有粮食就没有一切,什么工商、军备都无从谈起。秦修采的建议让邓名很高兴,只是他不打算让银行和政府的职权重叠。
邓名说道:“不过交给银行办不合适,我会另外派人负责做这件事,告诉熊行长让他放心,我会用这个办法控制粮价的。”
没有粮商不是好事,公家的东西容易被偷,莫名其妙地的损耗。不过若是秦修采不和邓名说,将来粮商肯定会勾结官府、欺压百姓……这个义仓可以由政府采购,当粮价低于一个标准时,就必须持续地购入;当粮价高于警戒线时,就要无条件地抛售库存。将来实行起来,多半还会有各种离奇的事发生,不过总的思路应该没错。
邓名在心里琢磨着:“刘晋戈现在干的事情明显属于投机倒把,现在都府没有粮商多半也是因为没人能比政府更能投机倒把……看来应该禁止政府直接购粮,以后只能进行平抑物价的购买或出售,这样民间的粮商也才会出现。”
秦修采虽然没有能够替东家要到这个义仓的经营权,但只要说服邓名采用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熊兰和秦修采私下商议时也拿不准邓名的意图,不知道他是不是存心要用这个手法来变相提税。
“熊行长还想扩招一批收银员和保安……”秦修采提起了最后一件事。
“要多少人?”
“三个经理,五十个收银员和一百五十个保安。”秦修采老实答道。
“这么多保安吗?”。邓名奇怪地问道,随后又释然了,他记得熊兰的保安好像要兼干杂活,也许确实需要不少人。
“是啊。”在秦修采的印象里,士兵当然要比家丁多,任何军队都一样,他回答道:“整修衙门,搬运机器,制造雕版都要用到保安啊。”
“刚才你说要五十个收银员?”
“对。”秦修采重重地点头。多招一百五十个保安,要是连五十个收银员也养不起,那岂不是生产效率太低了?虽然一百五十个士兵未必能养得起五十个有战斗力的家丁,但比例不高一些怎么显得出熊兰的治军水平呢?
“熊行长干得很好啊。”邓名又惊又喜地感叹道。银行交给熊兰还没多久,听秦修采的报告,现在银行已经有了几十个收银员——银行需要这么多业务员,那每日一定工作繁忙,客户很不少啊!没想到熊兰居然还要继续扩编,这充分说明了熊兰的工作热情,同时也说明熊兰对成都的金融前景非常乐观。
“谢提督夸奖。”秦修采连忙替东家谦逊一番。他不禁有些沾沾自喜,在心里琢磨着:“果然,一听需要这么多收银员,提督也觉得东家治军得力啊。”
“好,我同意。”虽然多招人就意味更大的政府支出,不过与储备金融人才相比,欠条算得了什么?邓名不假思索地同意了熊兰的扩编计划。等到秦修采报出薪酬待遇后,邓名心里更轻松了,暗自想道:“还真便宜,养一个收银员并不比养一个甲兵贵多少!”
“还需要一个银行总经理,三个银行部门经理,”秦修采说完后,又郑重地向邓名报告道:“关于他们的选拔标准,熊行长是这样定的……”
“嗯。”邓名聚精会神地听着,打算与秦修采好好就这个标准探讨一番,并趁机了解一下熊兰等人对金融问题的认识。至于秦修采嘛,他对即将拿出手的这份人事选拔条例是很有自信的,无论是经理还是收银员,他们的身高、体重、战场经验,事无巨细都有相应的规定。
但这时李星汉走进来:“提督,綦江上游发现有鞑子大军来袭。”
“从贵州来的吗?”。邓名转头看着李星汉,面上露出惊讶之色。
“是的。”李星汉严肃地点点头,附身在邓名耳边说了两句。
“原来是这样。”邓名不再与秦修采讨论,而是让他立刻返回成都,一切都按照熊行长的规矩办。说完之后邓名还在心里自嘲了一句:“虽然我对银行有超前的认识,但也很浅薄,还是应该相信这个时代的人,他们会自己模索出一条适合成都的金融之路的;再说这又不是选拔甲士,我一直在军中,要是选拔士兵或许我还可以给熊兰提点建议。”
“遵命,提督。”秦修采感激涕零地领命退出。虽然只有二百人而已,但是在成都这样重要的心脏位置,邓名对熊兰招募兵勇的行为不但完全同意,还授给他便宜行事的权利,这是什么?这是态度啊,这是邓名向熊兰表明他的充分信任。
“赵良栋的旗号,确定没有看错吗?”。秦修采走后,邓名问李星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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