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名离开叙州前安排李星汉留守成都，负责训练部队；同时让任堂去奉节报信，由他自行斟酌怎样向文安之汇报咒水之难。任堂无可奈何地上路了，背地里还嘀咕为何要让自己负责去报告这个坏消息，已经两年半了，奉节从邓名手下收到的从来都是好消息。
穆谭也与任堂同行。周培公似乎要和邓名谈什么事，已经派了密使到达奉节，邓名分身乏术无法亲自去见周培公的密使，就让穆谭代劳。用邓明的话说，那就是穆谭比较善于谈判，而且和两江官员的关系也不错。
“到了奉节，我们俩一起和督师说咒水这件事。”乘船的时候，任堂满怀希望地对穆谭说。
“不，提督说了这个事是你负责的。”在人前的时候，穆谭和任堂已经开始用邓名的爵位和军阶称呼他，但私下交谈时，还习惯性地用老称呼，不止任堂和穆谭，四川的同秀才们也是一样。
穆谭把头摇得如同拨浪鼓：“我笨嘴拙舌，不会说话的。”
“谁说的？”任堂愤然反驳道：“提督都说了你善于谈判。”
“唉，”说起这个任务穆谭也是一肚子的牢骚：“什么善于谈判，明明是臭名昭著，现在连都府都有人对流言信以为真了，偏偏我还不能说我收下的礼物都被提督拿走了。”
“不是还给你剩了些么？”
“我背了多大的恶名啊，那一点点津贴算什么啊……再说，我完全是为提督效力，不然谁肯为了那么一点钱自毁名声啊？”
两人向邓名要求加薪的提议遭到了否决，邓名表示很理解他们的难处，所以给他们招聘幕僚的权利，而招募来的幕僚和参谋政府会发给工资。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恨不得让官员一个人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怎么舍得给他们多发工资？后来朝廷也意识到实际的工作超出了官员的个人能力，一个知县要负责司法、教谕、税务等工作，需要好几个师爷协助他。但官府认为这些幕僚是官员私人的助手，朝廷没有理由承担他们的费用——无论贪污、收仪金或是其他什么灰色收入，反正由官员自己解决，朝廷不会掏钱帮官员养人。
而结果就是这些人确实成为了官员的私人助手，如同亲兵拴在将领的效忠链上一样，师爷也拴在了他们的东家身上。或许亲密程度没有将领和亲兵那么牢固，但当东家和朝廷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这些人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东家一边，哪怕帮东家策划投敌也是义不容辞。
因此邓名决定把这个关系改一改，任堂和穆谭这两个人还好办，只要成立一个参谋机构就行了；但这两个人的要求提醒了他，邓名临走前制定了一个大方针，那就是包括知府在内，他们如果需要幕僚的话，可以列一份需求名单，然后像志愿兵一样签署两、三年的短期雇佣合同，幕僚的薪水一律列入官府的开支——邓名把这些人称为临时工。
在邓名看来，雇佣这种临时工有许多好处，他们属于官府的人，拿着官府给的薪金，上下级的关系会松散一些。好比知县固然会向知府拍马屁，但肯定不会像幕僚那么死心塌地。不过邓名也知道，对于旧的主人、幕僚关系，这种改变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还很难说。
最大的问题就是审核到底需要雇佣多少幕僚。以前都是官员自己雇，他们肯定不养一批光吃饭不干活的闲人；现在由官府出钱，搞不好就会有人拿这个职位送人情，安插亲戚朋友——尤其是成都和叙州的两位知府，他们既有权决定雇佣的人选和数量，又掌握拨款的权利……所以邓名暂时只定了一个大方针而没有具体措施，他打算在路上慢慢琢磨如何制衡。
到了奉节之后，任堂和穆谭发现这里的大人物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夷陵的刘体纯、巴东的党守素，连以前和邓名相当疏远的施州王光兴也来了。既然刘体纯来奉节了，那李来亨自然不能动，不过他也派了一个副将和刘体纯一起来；而且据刘体纯所说，郝摇旗也正在赶来的路上。郝摇旗和贺珍达成协议，让贺珍负责指挥汉水流域的明军，而他抽空来奉节参加委员会的会议。
咒水之难让文安之的心情很不好，本来因为重庆大胜而一片欢腾的奉节也因此陷入了沉寂。不过夔东众将的反应并不是这么强烈，他们在文安之面前显得非常沉痛，但在文安之离开委员会后，大家的话题马上就转到了他们更关心的问题上。
刘体纯认真地再次确认：“左都督肯定不会来了，对吧？”
“是的。”任堂答道，他全神贯注地等着刘体纯向他说明为何奉节会聚集这么多重要人物，他看到周开荒也是一脸严肃。
“嗯。”刘体纯脸上明显地露出失望之色。
“这件事和剿邓总理有关。”
刘体纯的话让任堂又楞了一下，他当然知道剿邓总理是周培公，不过有必要在明军的会议上对敌人用敬称么？
“这位就是周布政使的密使，”刘体纯把一个富商打扮的中年人介绍给任堂和穆谭：“他是和我们一起来的。”
周培公的使者向川西众人行礼，然后开始介绍长江中下游的情况。据密使所说，明军走了之后，两江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而蒋国柱和张朝都束手无策。
赋税积欠是明朝的常态，在崇祯朝以前，明朝对于积欠常常进行减免，即使实行了考成法以后，一般收到七成的税赋就视为合格。但考成法是一件威力巨大的武器，当崇祯朝把清理积欠和考成合格挂钩后，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前途就拼命地征税，导致大批农民家破人亡。而满清入关以后，继续清理积欠。不过满清主要针对比较富裕的江南而不是已经破败的北方；而且清廷一直注意对灾祸地区实行减免，再加上满清的武力威胁和用屠刀建立起来的凶恶名声，清廷得到了大量的赋税，但却没有引起大规模的起义。
到顺治朝后期，为了维持洪承畴的五千里防线，清廷对两江和湖广的考成一直是以十分为合格，也就是说不管中途有多少损耗，不管用什么办法，官府一定要拿到足额的赋税。这种严厉的考成使得东南百姓的负担大增，平民一年到头辛苦地劳作，却没有丝毫的结余。至于底层的佃户更是悲惨，田租平均已经高达产出的六成。
顺治十六年，在万历年曾高达每亩数十两的南京田价就只有十两了，苏州则不到十两。农民被沉重的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自耕农的负担渐渐向军屯士兵看齐，而佃户基本已经与军屯无异——没有人愿意花钱去扮演军屯屯兵的角色，当买地无利可图时，田价就随着不断地下降。
郑成功和邓名两次攻打江南，而福建、四川各条战线上的开支依旧浩大，这让满清政府必须坚持以前的赋税政策。现在两江的小地主也开始破产，他们为了完税不得不借贷，然后卖地偿还，这导致田价继续走低。
在种地难以养活自己后，农民的购买能力也越来越低，越来越舍不得购买布匹，过年做衣服都舍不得购买商家的产品，而是完全依赖妻女的纺织，这让两江的经济作物区也开始萎缩。简而言之，满清为了继续把战争打下去而全力压榨东南数省的百姓，导致东南的财力到了枯竭的地步。
“今年秋收过后，又有很多人出售田地，而愿意购买的人非常少。江宁周围的水田，现在花个五两银子就可以买下一亩，如果买得多，三、四两也不是不行。”周培公的密使说道。
田价已经贱到这个地步，地主和佃户都不可能再购置农具，不可能增添牲口，可想而知明年的产量会继续降低。更多的人要靠借高利贷来偿付赋税，然后不得不想尽办法抛售土地还账——偏偏还没有多少人肯接手。就算是对经济原理一窍不通的两江官员，也知道这意味着离经济崩溃越来越近。
如果放在从前，蒋国柱和张朝不会有丝毫的犹豫，那就是继续按照朝廷的命令收税，如果发生民变就出动军队镇压——反正他们只是流官，民生根本无法与朝廷的权威相提并论。但现在蒋国柱和张朝都有了别样的心思，他们也和吴三桂一样，不能对民生凋敝熟视无睹了，无法一味横征暴敛下去。
只是北京的税赋任务依旧要完成，今年他们不是战区，没有减免赋税的借口。
“周布政使的打算是什么？要我们攻打两江吗？”。穆谭听完后立刻问道。
“是的，原本希望邓提督能够去江南转悠一圈，至少为几个府争取下来明年的免税。不过这次我们实在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饷了。”
“不给我们粮饷，那我们为什么要去？难道要我们自己带粮食吗？”。任堂顿时怒形于色。虽然川西早有攻打江南的计划，但这个时候要是不愤怒地嚷上两声，怎么让对方知道自己的难处呢？
而穆谭没有立刻叫苦，他偷偷看了刘体纯一眼，觉得大概周培公那边还有什么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