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灭亡，往往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其最主要的无外乎内忧外患的反政府力量的叠加作用，这在历代王朝均是如此。
阎崇年在《明亡清兴六十年》里第二讲开篇就说：“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万历之怠惰。”（《清仁宗实录》嘉庆九年三月壬寅）“怠政”二字是万历皇帝最主要的特点。
万历帝朱翊（yi）钧，10岁登极，58岁病死，做了48年皇帝。这48年可以分作三个时期：万历元年～十二年为初政时期，因为年龄小，不掌实权；十二年～二十八年为亲政时期；二十八年～四十八年为怠政时期。万历帝怠政，长达20余年，致使中枢瘫痪、党争不已、国库拮据、边务废弛，尤其是造成辽事大坏，使辽东努尔哈赤乘机崛起。
而在万历帝死后，自己一直不喜欢的长子明光宗朱常洛继位不到一月随因“红丸案”而暴毙。
技艺高超的“木匠皇帝”明熹宗朱由校（公元1605－1627年），明光宗朱常洛长子，朱由校经过“移宫案”的风波，为群臣拥立继位。在位7年，因嬉乐过度成病（一说曾落水，留下病根），于1627年服用“仙药”而死，终年23岁，庙号熹宗。
纵观天启帝的一生，固然荒唐昏聩，究竟是一个欠教育的顽童的行径，不是恶人（虽然他的昏聩对明朝造成的祸害无穷）。归根结底应归罪于天启帝的祖父万历皇帝，万历不喜长子，不关心他的教育，长子自身难保，自然导致长孙的教育更被忽视，乃至熹宗继位时据说大字不识几个，遑论朝政。熹宗终究是“凡事愦愦”（太监王体乾语）而已。病重时，信王入见，熹宗拍着榻说道：“来！吾弟当为尧舜。”命他继位，次日，召见内阁大臣黄立极，说：“昨召见信王，朕心甚悦，体觉稍安。”八月乙卯日，天启帝驾崩于乾清宫，终其一生。《明史卷二十二.天启帝本纪》评价说：熹宗“在位七年，妇寺窃权，滥赏婬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熹宗朱由校驾崩无子，临终遗诏，以其五弟朱由检即皇位。朱由检在18岁即位后，面对著危机四伏的政治局面，殷切地寻求治国良方，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与前两朝相比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
天启七年（1628年）十一月，在铲除魏忠贤的羽翼崔呈秀（？—1627年）之后，再将其贬至凤阳，途至直隶阜城，魏忠贤得知大势已去，遂与一名太监自缢而亡。此后又杀客氏，崔呈秀自尽，其阉党260余人或处死、或发配、或终身禁锢。
与此同时，*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托付他收复全辽的重任。为剿流寇，崇祯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闯军的将领。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然皆功亏一篑。
闯王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后往河南聚众发展。朱由检一生操劳，旰食宵衣，每天夜以继日的批阅奏章，节俭自律，不近，天天生活在操劳、恐惧、痛苦、烦躁与焦虑之中。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九，因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竟遭辅臣的批评，崇祯连忙自我检讨。
自崇祯元年（1628年）起，中国北方发生可怕的旱灾，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崇祯七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
旱灾又引起蝗灾，使得灾情更加扩大，河南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其饥民多从李自成。崇祯朝以来，陕西年年有大旱，崇祯二年五月正式议裁陕北驿站，百姓多流离失所，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又大饥，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月复胀而死，六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崇祯十四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崇祯十六年，北京人口死亡近四成。江南在崇祯十三年遭大水，十四年有旱蝗并灾，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
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明廷苦于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三饷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饷的情况普遍，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朱由检的滥杀也日趋严重，总督中被诛者七人，巡抚被戮者十一人。明思宗亦知不能两面作战，私底下同意议和。
但明朝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皆以为与满人和谈为耻。因此明崇祯对于和议之事，始终左右为难，他暗中同意杨嗣昌的议和主张，但一旁的卢象升立即告诉皇帝说：陛下命臣督师，臣只知战斗而已！，明思宗只能辨称根本就没有议和之事，卢象升最后战死沙场。
明朝末年就在和战两难之间，走入灭亡之途。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山、锦州失守，洪承畴降清，崇祯又想和满清议和，兵部尚书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被处死，与清兵最后议和的机会也破灭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临没顶之灾，崇祯帝召见阁臣时悲叹道：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在陈演、光时亨等反对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一日，大同失陷，北京危急，初四日，崇祯任吴三桂为平西伯，飞檄三桂入卫京师，起用吴襄提督京营。六日，李自成陷宣府，太监杜勋投降，十五日，大学士李建泰投降，大顺军开始包围北京，太监曹化淳说：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三月十六日，昌平失守，十七日，围攻北京城。三月十八日，大顺军以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诸门，守军或逃、或降。下午，曹化淳开彰仪门（一说是十九日王相尧开宣武门，另张缙彦守正阳门，朱纯臣守朝阳门，一时俱开，二臣迎门拜贼，贼登城，杀兵部侍郎王家彦于城楼，刑部侍郎孟兆祥死于城门下），农民军攻入北京。太监王廉急告皇帝，崇祯在宫中饮酒长叹：苦我民尔！太监张殷劝皇帝投降，被一剑刺死。
崇祯帝命人分送太子、永王、定王到勋戚周奎、田弘遇家。又逼周后自杀，手刃袁妃、长平公主、昭仁公主。崇祯手执三眼枪与数十名太监骑马出东华门，被乱箭所阻，再跑到齐化门（朝阳门），成国公朱纯臣闭门不纳，后转向安定门，此地守军已经星散，大门深锁，太监以利斧亦无法劈开。三月十九日拂晓，大火四起，重返皇宫，城外已经是火光映天。
此时天色将明，崇祯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崇祯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最后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死时光著左脚，右脚穿著一只红鞋。时年33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
上吊死前于蓝色袍服上大书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三月二十一日尸体被发现，大顺军将崇祯与周皇后的尸棺移出宫禁，在东华门示众，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
，梓宫暂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边。四月四日，昌平州吏赵一桂等人将崇祯与皇后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清朝以帝体改葬，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谥曰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发现皇库扃钥如故，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代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怅。
读者读到这里，大家都觉得实在是死得有些冤枉，正如他自己说的，崇祯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将自己这个在位十七年的皇帝责任推卸的干净。
《正说明朝十六帝》这样说性格，“思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
历史自然是公正的，从爷爷开始所欠的债，最终由这位多疑而且刚愎自用，导致用人不专，出现崇祯朝五十相局面的末代皇帝一起偿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