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国家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也就是彻底粉碎旧制度的反扑，必须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是一般胜利，是赶走地主和资本家，夺取政权，打退帝国主义的进攻，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而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或最后胜利、最终胜利，则是彻底免除旧制度的死灰复燃。
——伊利亚维萨里奥诺维娅斯坦琳
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意味着生产的安排是在获得利润的目的下进行，而不是在满足社会需求的目的下进行。
这样的生产过程制造了大量的消费品的，也剥夺了无产阶级本就不高的消费能力。一方面产量被尽可能地提高，一方面工资被尽可能地压低。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一方面是大众的消费能力愈发低下。
这就造成了生产的相对过剩。
生产的相对过剩不断累积，最终会造成资金周转过程的断裂，然后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在这样的经济危机中，大量的生产力被消灭了，于是生产力水平降低了，生产的相对过剩被缓解了。然后资本主义才有机会迎来新的发展。
不论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不是因为“生产的相对过剩”，至少他的过程是起到了和经济危机一样的作用——大量的生产力被消灭了，不但消灭了死的“生产力”（资源与工具），也消灭了活的“生产力”（劳动力）。生产的相对过剩被消耗掉了，战争之后的旧大陆满目疮痍，但是对资本而言，这同时也意味着勃勃生机。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脉，把住了脉之后，天才的预言家能够起到的作用并不次于穿越者。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在世界大战中，三个帝国主义国家被打垮了，一个近乎崩溃了，一个被大大削弱了，同时两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登上了舞台。生产力被破坏，帝国主义国家被打垮，这就使得矛盾被大大缓解了。所以在战后，迎来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总体上的复苏过程应该是不出人意料的
“但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被缓解了，却没有真正地解决。这又是受着一系列政治因素影响的：新世界代表米拉都正在崛起，与旧世界代表英吉利不愿意就此没落，几成废墟的高卢想要攫取大陆霸权，但是莱茵兰却得到海洋国家的支持，复兴也是指日可待——这也就意味着，就算付出了那么多鲜血，世界大战还是没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总体上的复兴必将伴随着局部的危机，而且终将以另一次总危机告终，也就是说，另一次世界大战”
在布尔什维克内部，有一项争论是人尽皆知的：那就是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欧洲大革命的火焰熄灭之后，究竟怎样推进社会主义的事业？原本计划中的支援指望不上了，还要不要跟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要不要跟他们“和平共处”？党内颇有些声音，认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没前途的，早晚要完蛋。他们声称向西方国家出口谷物的行为是将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绑在资本主义的国际市场上面——实际上，这种论调的主要支持者就是外交人民委员布龙施泰因。他们认定的解决方法只有不断地推进革命，不断的输出革命才行。为此与资本主义世界不能够有任何的缓和。
相反，斯坦琳则认为应该先建设苏维埃国家，先在一国内建设起社会主义制度来。为此可以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交往，同时也要与他们进行斗争。“居东土以待天下之衅”，等待下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不断革命论者的确能够找到很多锋利的理论武器来批判斯坦琳的观点——不幸的是他们却没有任何现实可行的手段可以采取。如果说想建成社会主义就要不断地输出革命，不断进攻，尤克托巴尼亚却并没有这样的实力去支援欧洲的无产阶级运动推翻列强政府。如果要怪，那也只能怪艰苦奋斗的广大革命者——包括他们自己——硬是在尤克托巴尼亚这个农业国搞成了革命，而莱茵兰的同志却不幸失败了。
结果当然不言而喻，活人不能叫尿憋死，在《真理报》上面交锋了十几个版面之后，党内再次统一了认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可以有条件实现的，这也是世界革命的基石。
由此便也产生了新的长期战略——五年计划不过是一个短期的工业发展规划，而苏维埃国家是存在一个建立在上述判断之上的长期规划的，简称叫“大工程”——五年计划则是“小工程”。如果概括地说，这个规划就是在福熙元帅所谓“二十年休战”期间内，积蓄力量，为着即将到来的下一次世界大战做准备。1
措施主要是三方面的：
其一是，建设国防力量。军队是国家综合国力的结晶，目的是用十年时间将红军建设为旧大陆首屈一指的军队，用二十年时间让红军拥有压倒全世界帝国主义军队的力量。其中十年和二十年的目标设定是根据帝国主义矛盾总爆发的上限和下限确定的。当然不能排除帝国主义战争在这之前爆发的可能性，但是概率会较低，强度也不会很高（主要是工业机器没有恢复，新的兵员也未能成长起来）
其二是，支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其中高卢和莱茵兰是重点工作区域，无产阶级的组织强度很高，麻烦之处在于要和社会民主党争取群众。英吉利的运动暮气沉沉，工作能力不大。而在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米拉都和扶桑，大资产阶级的实力很强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十分严重，主要得靠地下组织的形式开展工作。
最后，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存在着联合起来绞杀无产阶级革命的倾向，但是也有彼此内斗的倾向。目前看来比较明显的矛盾是英（吉利）米（拉都）矛盾，扶（桑）米（拉都）矛盾，高（卢）莱（茵兰）矛盾，战胜国集团与战败国集团的矛盾，新世界和旧世界的矛盾，“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矛盾。英吉利最擅长在“大陆国家”之间搞平衡，我们也可以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搞平衡，挑动他们狗咬狗。
其中第一点是主动的措施，所以理所应当以自力更生为主。第二点和第三点则需要客观条件允许才能操作，简要说来，资本主义国家愿意缓和，我们可以跟他们缓和，如果他们坚决对立，我们就从背后搞他们。
那么，战后的实际情况到底是如何呢？
战胜国集团对尤克托巴尼亚红色政权的态度，是经历了一个“低潮——缓和——停滞——下滑”的过程的。而且现在仍然处于下滑之中。
协约国组成的“十五国干涉军”自然是不必说的，即使在干涉军打道回府之后。他们仍然在尤克托巴尼亚的邻国扶植反动代理人，教唆他们进攻革命。其中跳得最高的几个“国际友人”包括：瑞典国王卡尔十四世，这个已经376岁的老东西念念不忘的是自己年轻时候交易给旧帝国的芬兰领土。维斯瓦共和国的独裁者毕苏斯基，他的志愿是恢复历史上维斯瓦联邦的庞大版图，而维斯瓦跟尤克托巴尼亚相爱相杀的历史说起来就长了
在国内白匪基本被平息的7503年末到7504年末，红军在芬兰战线和西乌克兰战线跟“瑞典白军”和“维斯瓦白军”又是一通激战。总体说来，西线的情况不错。红军虽然顿兵华沙城下，至少保住了旧帝国的布格河边界。毕苏斯基跑去在国联大会上哭哭啼啼，声称不能忍受人民生活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暴政下。战争贩子丘吉尔也鼓噪起来，在议会下院公开叫嚣着要“派几艘战列巡洋舰”去波罗的海“维护国际公理”。不过苏维埃政府只是不软不硬地回了一句：
“‘安森’号的菊花已经饥渴难耐了吗？”
顿时老爷们背后一股冷汗发出——于是乎大家通过了一个不痛不痒的谴责协议，宣布要对尤克托巴尼亚进行封锁（“他们现在才宣布？”同志们调笑着。）。然后就回家睡觉去了。毕苏斯基一番“哭秦庭”毫无用处，于是便调集一帮民族主义作家为自己歌功颂德，吹嘘起“维斯瓦河上的奇迹”来。为了不让这家伙彻底失望倒向红脑壳一边，国联就打起了冤大头莱茵兰的主意，把但泽割给了维斯瓦共和国，也让这个新生国家有个出海口。
在北极圈的战事相对而言不那么顺利——红军渐渐不饿肚子了，可是还缺衣服。而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峡湾里面作战实在太过考验红军简陋的后勤系统，于是在《里加条约》里面，苏维埃政权失去了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冻土，不过保住了首府赫尔辛基。卡尔十四的野望没有完全达成，还跟布尔什维克结下了梁子——不过他倒不太担心这个，毕竟整个“文明世界”站在他一边。
等这些战事都平息下去之后，转机也就到来了——世界大战之后，旧大陆被打成了一锅浆糊，除了麻烦，什么都缺。慑于群情激奋的人民，资产阶级也没法阻止一些偏左翼的政党上台——在英吉利是工党，在高卢是社会党为首的左翼阵线。因此西欧政坛一度传过来一股“暖流”。加上尤克托巴尼亚能够提供粮食，一时间居然产生了一种“苏维埃国家被国际社会接纳”的空气。
然而有“熟悉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内幕情况”（其实就是看了几集《是，首相》而已）的家伙开始大声疾呼起来了：
“同志们！你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还不知道帝国主义国家的‘民主’是怎么回事吗？所谓民选政府的部长什么的，充其量不过是挂在线上布偶。真正运作政府的职业官僚和资本家们才不会那么容易就接受人民民主国家”
果然，“左翼政府”们风风火火执政一番，声势造得很大，结果却不好——大抵是这些工团运动者们并没有什么管理国家的经验，更不用提他们遇到的种种掣肘。民选政权“击鼓传花”一番，又“完璧归赵”了。与苏尤签订达成的各种意向，或者被拖延，要么就干脆推翻，找这么看下去，下一次潮仅仅是时间问题。
可是，这样一条**大堤上不是没有缺口的——那就是在在日耳曼第二帝国战败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莱茵兰魏玛共和国。
1准备世界大战的观点实际上在战前的苏联几乎是共识——证据就是足够压倒整个欧洲的2万辆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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