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恰罗夫提到的这件事极其敏感。网中调部二局目前正对多恰罗夫提出的建议进行研究，甚至还没有进入向上级请示的阶段。但仅仅一个月后，中调部布设在南越金兰湾的一条联络线就失去了联系，这不能不让杜自远感到紧张。他现在能做的，也不过是进行调查，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秘密联络线中断。
这个时候，杜自远在北京饭店门前停好车。他看见自己那辆落满灰尘的旧吉普车，在一长排擦得可以照见人影的轿车中间，显得那么寒酸落魄，忍不住苦笑一下。他转身走上饭店门前的高台阶。
这座建于1907年的北京饭店，是市内最好的饭店之一。现在已经收归政府所有。从外地进京的党政军高级干部都住在这里。但饭店里面的装饰，仍然保持着欧洲奢华的巴罗克风格。杜自远再次感觉到自己这一身蓝色的旧卡叽布制服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他走到316号房间门前，轻轻敲了敲门。
将近十年未见，杨克勤仍像他在华北局情报部时一样，瘦削、冷峻、严肃。
他在杜自远面前放下一杯茶，直截了当地说：“好吧，自远同志，你把当年那份报告中的情况，再详细说一下。”
杜自远心里把整个情况缕了一遍，然后开始说：“杨书记，情况是这样。在南京时，武凤英……杨书记，武凤英这个人你还有印象吧？”
杨克勤严厉地盯着他，“我派出去的人，我当然会有印象。如果什么事我没有印象，我会向你提问。”
杜自远明白，这是一句批评，嫌他啰嗦。他尽可能简要地说：“武凤英，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底，得到一个情报，国民党保密局情报处，曾于一九四六年一月至六月期间，向陕北地区派出一批特务。他们的代号都以‘水’字打头，例如水曲柳、水鸟、水草等等。这批特务的绝大部分都被我们逮捕并枪毙。但有一个人漏网，他的代号叫‘水葫芦’。”
杨克勤点点头，“你接着说。”
杜自远继续说：“从种种迹象来看，这个‘水葫芦’已经潜入华北局情报部内部，并且很有可能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岗位上。”
杨克勤冷冷地盯着他，“有什么证据？”
杜自远明白，杨书记不可能不生气。他那时是华北局情报部的主要领导之一，并且分管重大情报工作。保密局特务潜入情报部，应该是他的严重失职。
杜自远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平和一些，他说：“首先，闽浙赣边游击纵队副司令员李云林去南京治伤的事，就是由‘水葫芦’泄露给保密局的。其次，武凤英曾通过我转交给你一份侯连海与王振清的谈话录音。但是，关于这份谈话录音的事，被‘水葫芦’泄露给美国中情局特工梅斯。梅斯从‘水葫芦’那里知道，这个录音已经到了华北局情报部，并且只有少数情报部高层听过这个录音。武凤英当时问梅斯，这个录音是否是从‘水葫芦’那里获知。梅斯没有否认。因此可以确定，潜伏于华北局情报部内的‘水葫芦’，不仅是保密局的特务，而且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务。这些，就是我确认的证据。”杜自远说完，默默地看着杨克勤。
杨克勤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沉思片刻问：“你派人给我送过报告之后，还得到过什么其它消息？”
杜自远摇摇头，“没有。武凤英告诉我，保密局把这个‘水葫芦’藏得很深。武凤英曾经从保密局情报处的档案室里窃取了二十四份秘密档案。我仔细看过，没有发现其中有‘水葫芦’的线索。我曾经将其中其他方面的线索报告华北局情报部，情报部立刻回电要我提供线索的出处。我担心这个情况会被‘水葫芦’察觉，就没有提供。我后来返回情报部时，将这二十四份档案带回情报部。”
“这些档案现在在什么地方？”杨克勤认真的问。
这下子，杜自远也迟疑起来。他说：“杨书记，这几年情报系统变动极大，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些档案在什么地方。”
杨克勤注视着杜自远，轻声说：“你说的这个‘水葫芦’，一九四六年才打入我们内部，应该不会担任较高的职务，是不是这样？”
杜自远点点头，“我也这样想。他的级别职务可能不高，但他可能处于比较关键的岗位上，否则他看不见那份录音。”
杨克勤点点头，没有再说话。他回头望着窗外。
这个时候，房间里就很安静。杜自远看着他，不敢动也不敢说话。
实在说，天下的官员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如果因为失察、失职而面对责任的时候，谁都会先掂量一下这个责任有多重。有的人躲避，有的人推卸，有的人转嫁。也有人会承担责任，但这真的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杨克勤回头看着杜自远，然后轻声说：“我这次去浙江工作，是在南京下的船。原来准备去拜访一下江苏的几位领导同志。但刚一下船，就遇见了你派的那位交通员。他认出了我。这是个老同志，办事极其严谨。他在陕北和北平转了几个月，没有找到我，就把你给我的报告埋在地下。他在南京一直做一个普通的码头工人，生活很艰苦。但他一直在找你，也在找我。我很感动。自远同志，说起来，这是我推卸不掉的责任，我应该承担责任。”
杜自远也垂下头，从前的上级敢于承担责任，让他心里稍稍轻松一点。但这也是一件让人很难过的事。
他说：“杨书记，我也有责任。这几年，我没有再查一下这件事。”
杨克勤说：“你的责任是后面的，次要的。我的责任是前面的，主要的。我没有认真清查我们的队伍，让敌人钻了空子。”
听到这个话，杜自远刚刚轻松一点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
杨书记说：“自远，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杜自远有些迟疑，“杨书记，我现在有点为难。我的工作方向主要在国外。国内的事，调查部内部的事，我不好插手。”
杨克勤一摆手，“这样吧，这两天，我和你们的部领导谈一谈，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请他们继续指定你来处理这件事，给你授权。你回去以后，先查一查那批档案在什么地方，再查这个‘水葫芦’，一定要尽快把这个人找出来！”
杜自远认真地点点头。现在，“水葫芦”案已经成了他心里最重要的事了。
但是，这次谈话后所调查的结果，却大大超出杜自远的预料。
两天后，中央调查部的一位副部长，一位从来没在中央调查部里露过面的副部长，把杜自远找到他的办公室。
让杜自远意外的是，这位副部长的办公室设在中南海里面。他姓陈，人们通常称他为陈主任，这是他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职务。
杜自远抵达中南海时，幸亏这位陈主任的秘书出来接他，否则他很难进去。
这位陈主任面相和善，但语言锋利。他的每一句话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杜自远的耳朵里，尖锐而严厉。
他们一直面对面站在窗前，那样子就像两个老朋友在聊天。但自始至终，杜自远没有被允许说一句话。这位陈主任也并没有要询问他的意思。他一直在斥责杜自远。杜自远毫无办法，只能默默地听着。
这位陈主任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件事，要以你的党籍做保证！你必须尽快完成！你现在就要采取必要的措施！”
陈主任回到办公桌前，抓起一个信封，直接塞进杜自远手里。然后向他挥挥手，那意思是，你可以走了。
杜自远回到调查部的办公室里才敢打开这个信封看。这是一封介绍信，看上去是非常普通的那一种。但这也就是杨克勤所说的“授权”。介绍信里只有一句话：各党政军部门、及各省公安部门，现有杜自远同志受中央委托前往你部联系重要工作，务必协助解决。这封介绍信的下面，盖的是**中央办公厅的公章。
这种公函越是模糊，权力越大。许多人把这种公函称为“尚方宝剑”。但杜自远发现，它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一个星期后，刚刚开始进行调查的杜自远，被吓出一身的冷汗。
杜自远为了做好这次秘密调查工作，在二局内部给自己挑选了两个助手。一个是亚洲处处长楚伯林。他是去年从原华东局政治保卫部调来的干部。杜自远曾经看过他的档案，相信他绝不会和原来的华北局情报部有任何关系。另一个则是刚刚从部队转业的干部，原来在军部做保卫干事，他叫秦东海。
他们两个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寻找杜自远当年从南京带回来的二十四份档案。
其实杜自远并不用出示陈主任交给他的介绍信。无论是中调部、公安部，还是军委情报部，他都有很广泛的人脉关系，甚至还有一定的权限。他总是先和这些部门的熟人打好招呼，然后派楚伯林和秦东海去查找档案。
但是，这一箱子共计二十四份从国民党保密局窃取出来的秘密档案，竟然失踪了。无论在哪一个部门的档案室里都没有找到。
档案室一向是情报部门最重要的部门。档案室的内部管理十分严格，各种档案的调入与收存都有严格的手续。借出或调出档案的审批手续更是严上加严，同样有详细的借阅记录。但是，他们没有在任何部门的档案室找到这二十四份秘密档案的任何调入或调出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