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第三十九章告别“宴会”（下）
“别说假如了，世界上确有许多未曾发生的历史，用‘假如’是无法说得清的。”唐有神说。
“你倒说说看，有那些未曾发生的世界历史呢？”申自庆反问道。
“假如美国没有爆发**战争，将会怎样？假如希特勒打败苏联，将会怎样？假如肯尼迪还活着，将会怎样？假如没有戈尔巴乔夫，将会怎样？对一个在历史事件中不走运、并非一帆风顺的群体或民族来说，强调机遇和偶然性的作用的理论很容易盛行。成绩差的学生总是倾向于认为考试成绩的好坏全凭运气……”唐有神说。
“是的，就像我们坐牢一样，实际上是运气太差，社会上比我们官位高、贪污受贿数额大的多的很，可他们就是平安无事，或者有人举报就有人保护。”申自庆说。
“举报有屁用！你唐大主任的举报不就是石沉大海吗？”毕春西不无讥讽地说：“实际上，现在纪检委、反贪局来查案，首先看的就是能在中间捞多少！现在的很多的官员都是自己投资上来的，跑官买官请客送礼化了不少钱，就非常在乎自己的位子，既然化了钱，总要设法捞回来，难免不留痕迹。所以那些纪检委、反贪局的来查案，几乎就没有放空枪的时候，一打一个准，几乎百发百中。而这些当官的就只能听从人家的摆布，只要抓住你一点问题，那你就算被他们搞定了。五千块的事情得出五万块摆平，两万块的事情得出十万块派摆平，然后为你开月兑，不了了之。所以，钱能转祸为福，转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
唐有神火气十足而又冷静地说：“我就不相信坏人能够逍遥法外。有的人慷慨激昂，说自己并不是坏人，坐牢乃命运使然，难逃之劫。我们也相信有的人坐牢的确是命运的安排，人生的神秘就在于，你不知道面前的道路通向何方，或者说上帝为你安排了哪些朋友和敌人。”
林茂深赞同地说：“唐大主任说得对！我们的罪过的确不像杀人抢劫那样血腥昭彰，难免一谈起来就热血沸腾、振振有词。像我杀人，也是迫不得已，对方有过错造成的嘛。其实，我们不断重复和唠叨这些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里还是褒扬着善的旗帜，所以身在牢笼，却不想将自己归入‘坏人’的行列。好人能青史留名百世流芳，坏人自然百姓诅咒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甚至不得好死。所以，取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而经验的取得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
毕春西说：“是啊，林副市长讲得深刻。凡大大小小的官员在案发后总要为自己当初受贿找一块漂亮的‘遮丑布’。哪怕在审判的时候，也抛出了自己的‘遮丑布’和‘挡光板’——譬如说逢年过节看望是规矩，‘过节收钱’看来很正常，这是惯例。有时候我也不愿意收太重的礼，但是没办法，他们死活都要把信封放下才行。有时候，部下来看我，只是简单的几句寒暄后，丢下信封就走。但许多人对我们的‘高论’不以为然，往往嗤之以鼻，报以不屑和讥笑，谁都知道只有坏人要坐牢，好人怎么会坐牢？难道都是冤假错案不成？因此，我们还是要有自知之明，需要在痛苦和教训中反省，在炼狱毒火和铁窗生涯中，一点点参悟生活的真谛。因为古往今来成大事者，无有一帆风顺的例子。”
申自庆说：“毕局长反省得蛮深刻嘛！看来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真正做到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缚，不为欲所惑，这是非常难的。”
唐有神说：“进退荣辱乃勇士常情，不必过于在心，从现在起慎独省身，正心立品，还为时未晚嘛。”
申自庆说：“我已经想好，在坐牢期间，计划读一些有关性文化方面的书，研究一些东西方性文化的差异，思考一些社会民族问题。十多年的牢狱生活，我好比等于上了两所大学，一所是知识大学，另一所是意志大学。如果说‘双规’是上初中，看守所是读高中，到监狱劳改就是名副其实的上大学了。对于任何落马的官员来说，知识和意志的加盟，无疑等于一次月兑胎换骨的改造，是洗礼，是修炼，是刻雕。”
其实，申自庆到看守所后有时也很悲观，他曾经消极地想：人命危浅，真如朝露。生年欢爱，无几时，一旦溘逝，一切皆成泡影。他有时也悄悄地流泪，尤其是夜晚，想到妻子和孩子，想到毛颖，想到那些痛心的往事，就老泪纵横，把枕巾都湿透了，以至印在白色的枕头上都是斑斑泪痕，犹如唐诗所描写的湘妃竹一样，印着二妃幽怨的血和泪。
申自庆突然又问林茂深：“哎，林副市长，你平时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穿的是什么服装？”
“就是我现在穿在身上的这套西装。”林茂深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你知不知道西装的来历呢？”申自庆又问道。
“不曾了解。”林茂深答道。
“哈哈，你没文化！西装起源于欧洲。据说西装原来是渔民的穿着，他们终年与浪为伍，在海里谋生，敞领少扣的衣服穿起来方便，适于海上捕鱼，后来逐渐演变成如今的样式。在西装中最为考究的，当属背后开岔的燕尾服，它原是中世纪欧洲的马车夫的装束。马车夫穿上后幅开岔的衣服，是为了骑马方便。穿西装，按规矩都得系一条领带，衬衣上还都有着一个硬领，那是古代的将士们防御敌人、保护自己的一种措施，咽喉部位的衣领，都是用皮革和金属特制的，用以防备敌人的利箭射在致命的喉部上。西装在清朝晚期传入我国，很快被激进的青年们所接受。一时，‘西装’成为新思想的象征。穿西装的人越来越多，而象征保守思想的长袍马褂则日趋没落。你林茂深穿西装坐牢，悲哀啊。”申自庆好像在给林茂深上课。
“我才不讲究这些呢，高兴怎样就怎样！”林茂深不以为然地说。
“难怪你要栽跟斗。你难道不知道古代就有官服的讲究？”
“我好像在电影上看到过。”林茂深说。
“在古装戏和戏曲片中，常会出现一些大小古代官员身穿各色袍服，袍服上绣着各种图案。这些图案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有何依据呢？古代官服从来都是分别颜色的。从唐代开始，三品以上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的大红袍，佩银鱼袋；六品以下绿袍，无鱼袋。如任宰相而不到三品的，其官衔中必带赐紫金鱼袋，州的长官刺史，亦不拘品级都穿大红袍。清代公服原则上都是蓝色，只在庆典时可以用绛色；外褂则平时都是红青色，素服平时改用黑色，依官位不同大小不许滥用。仅就其袍服来说，有蟒袍和补衣服。蟒袍是官员穿的上面绣有蟒形的长袍。一品至三品是九蟒五爪；四品至六品是八蟒五爪；七品至九品及未入流为五蟒四爪。补服，是加在蟒袍之外的外褂，正中用金线绣织鸟兽形：一品仙鹤；二品鸡；三品孔雀。武官为兽形：一品麒麟；二品狮子；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是海马。也有例外的御史和按察使等监察、司法官员，却一律穿獬豸补服，因为古人认为‘獬豸’是一种能辨曲直的神羊之故。”申自庆依然不厌其烦地讲了一大套。
“可惜现实中的‘能辨曲直的神羊’连影子也见不到了，社会早已失去了标准。不，事实上也有标准。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益。为了利益，其他什么都可以舍去，什么都可以不顾。处在一个浮躁社会的官员，必然也是浮躁的。浮躁的官员构成了一个浮躁的政坛。政坛中的利益本来就很大，而官位相对较少，于是拼抢得也就格外地激烈。有时为了一点芝麻小官，也会打得头破血流，我早已经看透了！”林茂深不满地说。
“的确，我们处在一个特别浮躁的年代，权力的**，私利的膨胀，使很多官员迷失了‘楼台’。其实，我知道，为官者应该是孤独的。**地思想，**地工作，保持一种清醒，更多地关注在浮躁下面的民生，领略不同的爱，不同的苦，不同的艰辛与温暖，才能执政为民。”毕春西也有同感地说。
“别唱高调了，我们是做不到的。古人说：‘金钱如粪土，道义值千金。’品位可以无所不在，伴随着我们一生。不论怎样下定义，品位都是一种生活的盛宴，是着重精神层面的风雅情趣，它不仅是一种艺术，一种优越感，而且是一种习惯。但现在就连选拔官员的制度本身，也缺乏监督，品位也很低。”唐有神说。
“这个问题我最清楚不过了。比如现行的官员考察制度，是存在很多问题的。你明明知道这个官员有问题，但你并没有查出他的问题，现在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去查他的问题。所以，只能使用他。而且，在对他的使用上，还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也就是说，在有些时候，你明知道某一个干部是一个不称职，或者有举报是怀疑对象，很有可能是有问题，但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仅要使用他，甚至还得提拔他。”林茂深说。
“这么多年来，我们考察干部，提拔干部，走访询问对象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干部。于是我们提拔的干部，都只能是干部眼中好的干部，基本忽略倾听老百姓的呼声。我们干部考察的材料写得都是花乱坠，冰清玉洁，即使有缺点也属于太仓一粟，微不足道。我们考察的干部难道都是闪闪发光的金子、都是怀瑾握瑜的楷模、都是十全十美的被提拔的对象？这些年像我们这样被查处的干部、被判刑的干部几乎考察的材料也都是清一色的优秀干部！在我的档案里，年年都是优秀**员！这种现象太令人深思了，太不正常了！”申自庆冷不丁地说。
林茂深说：“我也获得过‘优秀党员’、‘百佳区委书记’、‘市十大勤政廉政建设标兵’等荣誉称号，组织部门对我个人进行的9次年度考核，有2次为优秀等次，其余为称职等次，我也曾是公众视野里基本属于‘好干部’的形象。纵观我10多年的从政历程，先后共经历了6次职位变动，组织部门按程序分别对我进行了考察，每次考察我都轻松过关，而且评价比较高。其中对于我的缺点，都采用了一样的表述：‘从政时间不长，工作经历较短，工作中还不够大胆。’考察则是同一个结论：‘有时有点计较，心胸还要开阔一些。’”
申自庆说：“如今的干部考察更多地体现为一些形式化的东西。往往是上级派三、两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三、两，开三、五个座谈会，接触三、二十个人，不同的人考察出来的结论也都大同小异，如果不看名字就根本判断不出来这个人是谁。干部考察过程中已经形成一股不敢说真话、说实话的‘好好先生’风气，有问题的干部也常常被轻易地放过去。”
林茂深说：“干部考察工作中，不写出缺点或不足很正常，实际上谁也不愿意影响被考察人的升迁，一般的做法是为他‘量身定做’一个无伤大雅的缺点，其随意性比较大。假如实在找不出缺点，就将‘不注意身体’之类也列为缺点。可笑的是在我的考察材料上竟连续用了3个‘不够’：‘全局观念不够强，缺乏朝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不够深入，预防违纪违法的措施不够有力’。但即使这份触及我的问题最多的材料，也始终没有指出什么具体事情，并在下面的叙述中，又将这些问题淡化，为我打了‘圆场’：‘同时，该同志能够结合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真正把自己摆进去。’”
申自庆说：“当时我受贿的行为已经露出苗头：我借给孙子过生日、母亲去世，妻子住院变相收受贿赂、礼金达40多万元，在干部群众中已造成不良影响，已经有人向纪委举报，而给我的考察材料的评述则分别为：‘律己较严，敢于抵制不正之风’和‘模范带头，律己较严’。”
唐有神说：“据我所知，在干部考察中发现了问题不深入，只了解一些皮毛、表面的情况，在眼下已经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了，因为一些考察对象往往是主要领导拍板定好的。如果考察工作出了问题、有了岔子，也不好向领导交代，考察组的人本身也不希望考察出问题。干部考察内容主要集中在政治立场、工作态度、能力和水平、工作作风、廉政建设情况等几个方面，这些大多是比较原则、比较笼统的，一般对考察对象都会从这些方面去罗列。有人将这个称为过‘材料关’，在干部升迁的众多关口中，这是最好的一关。”
林茂深说：“前几，有位记者到看守所来采访我时，记者带着一些干部考察的问题采访时问我：‘你最大的优、缺点是什么？’我答：‘优点是不服输，争强好胜，有魄力，其实这也是缺点，容易得罪人。’记者问：‘如果在考察材料里，一个人的缺点是魄力不足，会影响他提拔吗？’我答：‘肯定影响，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缺点。现在的考察材料一般都找一些不影响升迁的缺点拿来说一说。’记者问：‘每次考察后，有没有人找你谈过缺点？’我答：‘从来没有，领导只谈一些鼓励的话。’记者问：‘你知道你考察材料里的缺点吗？’我答：‘基本知道。’”
唐有神说：“你这个人如此好大喜功，听不进不同意见。譬如在担任区委书记期间，搞了那些所谓的个性化的政治举措，还搞了那个京城‘标志性’一样的建筑，的确是有点魄力的。”
林茂深说：“过去我曾经总结过考察干部的通病：一是缺乏‘个性’，考察材料千人一面，甚至存在雷同抄袭；二是避重就轻，存在着说好话不说真话、只栽花不栽刺、多成事少惹事等‘老好人主义’的做法；三是弄虚作假，蒙蔽过关，忽视乃至纵容了考察对象的缺点或错误，最终导致害了考察对象本人，像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
申自庆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官场上际会风云固然不易，退步抽身其实更难，像我们这些人，碰到那些煞有介事的纪检办案的，几句话就问得你头上冒汗，只想他们走得越早越好，谁肯说实话？一个地方要看田里的庄稼、屋里的电器、碗里的菜肴，才能真正体现富裕的程度，用这些来考察一个官员的政绩，是贤能？是愚昧？是不肖？哪才叫百发百中。如今看人光看笑脸，看送得殷勤，听左右人的边鼓，听他本人吹嘘奉迎……”
林茂深说：“我当区委书记的时候也曾经想做焦裕禄，但看到个别领导干部逐渐走向堕落之外，还有他们的子女吃、抽、穿、用极为豪奢，时间一长就知道了其中的秘密，他们这些钱是来自父母的权力和影响，是开公司、做生意牟取的暴利，我既羡慕，又不平，我也握有一定的权力，需要一定的交往。于是我开始思考社会空间向何方发展，将来个人又何以立身，与其一旦江山易主心愿落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经济准备。弄钱的**一产生，信念也就从根本上产生了动摇，受良知的折磨，开始只是让我的二女乃收钱，我自己受贿还出现过许多次反复。我记得那是个割稻子的时节，我到一个乡镇调研的途中，车在路上出了故障。下车后，我看到大片的稻子都收割完了，只剩下一小片没有割，很是显眼，地里有个老人坐在地上割稻子，割一点，向前挪一点。我上前问道，‘你怎么不用收割机呀？’老人回答说割一亩地要15元钱，太贵了。我问道，‘你怎么不站起来，这样割太慢了！’老人回答说，腿疼是打仗留下的病根。我很感动，马上到轿车里，从包中拿出1000元钱给他，老人却坚决不肯收下……”
唐有神说：“你这是‘强盗发善心！’”
“不！当时我真是出自内心的良知。”林茂深诚恳地说。
“按照传统的说法，中国人的‘良知’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因此，朱熹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这四种‘心’，又是仁、义、礼、智这四种‘德’之所本。假如你经常想到那个拖着病腿割稻老人的贫困，把他们的冷暖放在心中，你会变成囚徒吗？官员成批‘倒下’绝非偶然，探究官员**的根源，就在于他们对官员良知的淡漠和作秀，而他们所任的又是炙手可热的‘肥差’，而对此一‘肥差’的选拔任用，却缺乏有效的考察和监督机制。北方有位市委书记大肆收受贿赂，买官卖官，他被‘双规’后供认，自己为当上市委书记一职，曾给时任省委组织部长送过80万元人民币。如果连选官的官都**了，其所‘选’的官员的廉政生态能让人相信吗？”
林茂深说：“那当然，省委组织部长的地位很特殊，一般他是常委，受同级党委或上级党委的监督。但一般来说，书记跟组织部长的关系都很铁，这种监督往往是乏力的，至于处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的纪委，更没有办法监督他，而上级部门在实际工作指导中往往监督不了那么多官员。这样，实际就形成了组织部长权力监督真空的局面。”
申自庆说：“以前涉及买官卖官的大都是党政‘一把手’，但现在随着领导层对干部选拔问题的重视，组织部门被赋予了相当的实权，在领导班子的任用选拔上越来越起着主导作用。而由于缺乏监督机制，组织部长一旦丧失自律，就有可能使拍马、送礼、拉关系网等现象蔓延，甚或在转制时期把国有资产公司当成私人礼物送人，个别组织部长就成为了政体中的‘官员批发商’，网织乡党。其结果，在地方干部的任用选拔上不是优胜劣汰，而是有时会出现‘优汰劣胜’的反常现象——不同流合污者下、善钻营者上。”
林茂深说：“我太知道了，要是一个地方的组织部长出问题就会危害无穷，要是他凭借自己的关系网去选拔评价干部，这些干部最后都成了利益共同体，所以往往一查就是一大串。而组织部长出问题，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更是体制上的问题。在公众眼里，组织部是一个带有一定敏感性和隐秘性的部门，现在连组织部长都大肆受贿，这一‘神秘’机构凸现在公众视野里，人们就不难发现组织部长一职也呈现出缺乏监督和挟持重权的现实生态。”
唐有神说：“近年来，在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上采取了票决制、追究责任制等一些改革措施，但这些措施并没有解决核心问题。票决制运用不好，仍然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任命制，只不过这种权利从常委扩大到党委委员，追究责任制让行政首长来承担责任，但实际工作中掌大权的往往是党委书记，这必然会产生副作用。目前党内的干部监督机制比较薄弱，‘包括组织部长在内的省委常委一般由党代会选举或由中央直接提名，但党代会的选举很容易走过场，官员的任命一般是上级党委‘内定’好了的，甚至连差额选举都不存在——而没有选举，也就失去了对此一‘选举’监督的基础。”
“林副市长，你当区委书记的时候，是怎样批发官帽的呢？”裘德升好奇地问道。
林茂深说：“我当时作为一个区委书记要批发官帽是件很容易的事，提拔调动干部先由组织部推荐，再由常委会研究讨论定夺去留，而我自己只是10名常委之一，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干部作用原则上，若其他常委不举手同意，我一个人是不可能将谁调动的，但我可以将原来人事调动工作集体审批的做法改为成立调动领导小组，自己任组长，一支笔签字，大权独揽，常委会只是走过场，每次讨论干部我总是先定调子，只要我认可了，常委会就必须通过。如果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我就马上安排组织部再汇报一次，直至通过为止。经过对干部的重新洗牌，我既巩固了个人的绝对权威，又聚敛了大量钱财。我所收的钱也是过年过节他人送的礼金，并且，当事人在送礼金时并没有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我帮忙的要求，明说的话很直白，感谢林书记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更多情况下是采用暗示的方式，有的甚至是一个眼神。每逢党委、政府换届，我每次开会首先讲换届，并不时在言语中露些口风，俨然我主沉浮之势。于是乎，求高升的，要保位的，想调好岗位的……一个个怀揣生金，粉墨登场。我记得在这些人里面，当时的区财政局长是给我送钱最多的一个，他时年46岁，一心想高升一步，进区级班子，偏偏那年浔溪区的财政工作在睦湖排名倒数第一，我大为生气，放出话来要撸掉他的局长宝座，这一来，他慌了神。一个春节长假的晚上，他提着一个黑色塑料袋来到我家，我不在，我妻接待了他，他的话很直白：‘感谢林书记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今年财政工作没做好，林书记的批评也是应该的，今我登门致谢，想请林书记继续多关照，这次换届能不能到政府？为了表示谢意，送了点小意思，请你转告林书记。’我回家后打开塑料袋，发现小意思居然是整整20万现钞，便不再提财政局长换人的事，他悬着一颗心暂时落了地，但仍不敢松散又两次送给我的二女乃鲁丽黎4万元。转眼到了是年底，区级机关负责人面临调整，年龄控制在46岁以内，已经到了46岁的他发现自己是可去可留的对象，为确保留任，他以拜年为名再次向我奉上10万元，这一次我觉得很意外，说你已经表示过了，还搞这些名堂干啥？他说：这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你放心！于是我又收下了。这位财政局长轮番发动，重金攻势，果然见效，换届后如愿留任财政局长，而上任才两年多的原交通局长因只送了我2万元，没能保住位子，换届后被调到农工办任主任。一个镇党委书记则花15万元将交通局长的位子弄到手，另一个镇党委书记也花十来万元将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位揽入怀中。”
申自庆说：“我就不相信，官场有不收礼的官员，无非多少而已，你林书记也收得太多了一点。因此，收礼也得讲点艺术，我一般是三不收：一是办不到或没法办的事情不收，二是领导或熟人托办的事情不收，嘴巴不严的人不收，两个人一起送的不收。这是收礼的准则，为降低官场风险而进行的一种适应性调整。小圈子的钱，对圈外人则持有很高的警惕，在小圈子内醉生梦死，尽展其贪婪本性，而在工作和生活的大圈子里则戴着廉洁慎微的假面具，就能赚个完全与事实悖离的好口碑。我也是个言出必践，老少不欺的人，我收了谁的钱，一定会许以乌纱帽，钱多钱少，帽子的分量就不同，我严格地按岗位的含金量，待价而沽，偶尔有办不成的，必定原封不动的退款。如此诚信买官者自然也就放心多了。一方面，我等于给买官者吃了颗投入必有回报的定心丸，我在单位里每调整一次干部，就能收益几十万元，在单位里造成了一种政治小气候，那些眼看着能力，资历，人品，政绩都不如自己的反而比自己早提拔，心里的滋味也不好受。办成了事收钱，办不成事不收钱，可以大大降低东窗事发的可能性。我卖的‘菜’也就是公权力，这种所谓买官卖官的诚信本身就是**果的现金政治交易和赌博，我现在坐牢了，愿赌服输，无话可讲。”
唐有神说：“还有，官场上争权夺利，铲除异已，是行政权力的过分集中的表现，成了一些官员为谋取金钱和名利铤而走险的原动力。如今一些官员遇到不合心意之事，动辄雇用杀手，以黑社会的方法解决问题——这似乎已成为官场中的一个潜规则。细究这些年官杀案件，其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图晋升，如副职杀正职，有的是保官位，如杀害举报人，知情人，有的则是因为情变，如杀害妻子或情妇等等，像我们的林副市长就是典型的杀二女乃的凶案例子。此外，干部体制存在的先性缺陷，滋长了上下级官员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以致惟上媚上成为百行不怠，屡试不爽的潜规则。”
“你这个人说话不客气，怎么一说就说到了我的头上？唉，我倒要请教你，啥叫潜规则呀？”林茂深问道。
唐有神说：“潜规则是人们私下认可的行为标准和约束。这种行为约束，依据当事各方的造福或损害能力，在社会行为主体的互动中自发生成，可以使互动各方的冲突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所谓约束，就是行为越界必将招致报复，对这种厉害后果的共识，强化了互助各方对彼此行为的预期的稳定性。我们对这种在实际上得到遵从的规矩，不管它是否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当事人对隐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确的认可，通过这种隐蔽，当事人将正式规则的代表屏蔽于局部互动之外，或者，将代表拉入私下交易之中，凭借这种私下的规则替换，获取正式规则所不能提供的利益。”
“哦，原来如此。那么对黑社会充当保护伞，也就是一种潜规则啰？”林茂深问道。
“那当然。曾几何时，黑社会似乎离我们的生活遥远而又陌生。尽管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一次又一次的‘严打’，可‘黑社会’依然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近年来，黑恶势力不断腐蚀渗透政界，导致公共权力不是为民所用，而是为黑社会所用。有的警察充当了黑社会老大的保护伞，公安局局长、政委长期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开赌场和场所提供庇护。在暴力、金钱、权力、美色等的驱动下，官员、记者、律师、警察、法官等都可能成为黑社会的工具甚至一分子。应该说，这样的黑社会形成了气候，要铲除起来更加艰难。”
申自庆说：“据我所知，是某些国家公务人员利用或操纵黑社会组织，各自扶持一股黑恶势力，明争暗斗。有的政府官员甚至雇佣黑恶势力来铲除自己的政治对手。重金雇佣当地黑恶势力行凶报复，或制造车祸等等。有些情形下，有的甚至是党政干部黑白集于一身，直接导致了权力黑恶化，有的基层公安领导干部敢于无法无，甚至扬言自己有三把刀：‘第一把刀，我是警察，谁敢不怕我；第二把刀，我是黑社会，谁敢不服我；第三把刀，我有关系网，上面有人罩着我，谁能把我咋样？’”
唐有神说：“这些黑恶势力善于通过种种手段直接变‘白’，给自己谋取政治资本，罩上政治光环。毋庸讳言，眼下卖×、贩卖毒品、开赌场、走私等黑色活动所产生的巨额利润，也在繁荣着当地的地下经济。反过来，巨大利益又滋养着黑社会的发展和膨胀。”
裘德升说，“没错，我们农村里也有黑社会，他们出于生存需要，那些富起来了的黑道人物就会寻求保护伞营造关系网，以壮大自己的实力，拓展政治活动的舞台。”
林茂深说：“我认为，黑社会问题不仅是治安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治本之策不在于通过运动式的方法进行专项扫荡，而在于清洁政治土壤。如果不能解决权力制衡、责任政府和表达自由等政改问题，并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那么打击和遏制黑白合流的前景一点也不乐观，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那些黑道人物靠亡命起家，在为非作歹方面具有常人所没有的胆量，他们为了谋利，啥事都是可以干出来的。无论黑恶势力进入哪个领域，只要有机会，就会以‘黑’护商，以商养‘黑’，以‘白’保‘黑’，‘黑’‘白’并重，以求长黑不衰！”
申自庆说：“我好像依稀看到我们已经面临陷入黑社会资本主义的危险。但我们不能因此就简单说，现在的中国就是在退化。其实，黑社会并非新生的黑暗，没有哪个国家曾经根除过黑恶势力。但遏制黑社会犯罪的出路，不是不要法治，不要宪政民主，不要自由市场经济，甚至倒退回计划经济时代。要知道，虽然那些年月似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但那是一个公民犯罪少，国家犯罪多的时代。遏制黑社会的根本出路在于政改，在于淡化官念，重建官德。”
唐有神说，“做到这些谈何容易！要根治官场肌体中的这一恶变现象，必须完善用人失察责任制度对因考察失察，胡乱提拔任用，导致劣官混入官场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上级官员，并严查及追究失察之责，才能奏效。”
林茂深说：“据说某地有一个外号叫阿太的农民，曾经靠窥探官员**作要挟，成为当地呼风唤雨的人物。最终导致一个市委书记等大小官员几十人下台。这种转而寻求地下监督，启用体制外的非常规手段耐人寻味。建立直接对首长负责，并享有特权的秘密机构，是封建人治社会才常用的手段。600多年前的明朝为巩固皇权，强化**，先后建立了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对各级官员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全面监督，但是这样依然没有能遏制官场**。”
唐有神说：“我们都是权力**的牺牲品，说这些都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
名为狱友饯行，实为忘情地倾吐一些心中的不满。官囚们整整聊了几个小时，东扯葫芦西扯瓢，但聊的全是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他们全没有阶下囚的自我意识，有的全是一些牢骚和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