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第二四回曾国藩天津办案左宗棠甘肃剿回（上）
第二四回曾国藩天津办案左宗棠甘肃剿回（上）
俗话说：“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浪客中文网”洋务运动先后持续了三十多年，各种议论亦与之相始终。初期，极端守旧派官僚倭仁等攻击洋务运动是“违背孔孟之书、尧舜之道”，是“以夷变夏”，是“竭中国之国帑、民财尽输之洋人”。鼓吹“中国有数千年礼义廉耻之教，持此足以抗御列强”。中期，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则指出：“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西洋之强岂专乎器哉？其官民甚和，其心志甚齐，其法制简而肃。”表示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的羡慕，反对官办企业，主张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后期，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则认为，对于西方国家，“不师其法，惟仿其器，竭天下之心思财力以从事海防洋务，未收富强之效，徒使国兴聚敛，而官私中饱，此不揣本而齐末，故欲益而反损。”主张效法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改良封建**政体。
客观地说，由于洋务派的努力，使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轮船、矿山、铁路、电报等新事物，但是，其东施效颦式的举措，只是在封建制度的母体上“嫁接”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枝芽，其结果必然会出现许多畸形怪状的产物。洋务派控制着不少大企业，他们谋取暴利，贪污挥霍，却没有使自己成为真正的资本家，而是把企业垄断起来，成为封建军阀集团争权夺势，割据地方的政治资本和经济基础，并成为压制和阻挠民族工业发展的反动势力。一部分洋务派则崇洋媚外、投降卖国，成为民族败类和历史沉渣。
在洋务运动中，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曾因购买外国舰队，被李泰国、阿思本敲诈了二百万两白银。事隔数年，奕?又一次上当受骗，闹了一场极其荒诞的丑剧。1867年3月，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届满，准备卸任回国。蒲安臣向奕?建议，派中国代表团出访欧美各国，总税务司赫德亦竭力从旁怂恿，奕?为之动心，便向慈禧太后奏报道：“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臣奏请派员出访欧美各国，侦其情伪，为我所用。”得到旨准后，奕?决定聘请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代表中国前往西方各国访问。为了避免英、法两国见怪，又请了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充当蒲安臣的助手；另派了两名中国官员作为随员一同出访。这便是清政府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出国访问。
蒲安臣率领的“中国外交使团”首先到达美国访问。在美国，蒲安臣以“大清国大皇帝特派钦差大臣”的身份，到处发表演说称：“中国欢迎你们，尤其欢迎传教士。要求你们把光辉的十字架插到中国的每个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蒲安臣还擅自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一个所谓的《中美续增条约》，该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使美国诱骗和贩卖中国劳工的事实合法化，为美国传教士到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开辟道路。
派蒲安臣出使西洋，招来了朝野一片臭骂。各地的奏折、表章如同雪片般飞进朝廷；有的谴责奕?“认贼作父，丧尽国格人格”；有的斥责总理衙门“丧权辱国，甘做洋人之狗奴才”；有的指责奕?“背叛祖宗，实为大清朝之败类”。奕?每天读着这些奏章，直气得脸色铁青，怒火中烧，但却既不能杜绝国人之非议，又无法制止蒲安臣在国外信口雌黄。蒲安臣使团在美国逗留了数月后，又流窜到欧洲各国，继续招摇撞骗，大放厥词。近两年时间，使团经英国、法国、德国，辗转“访问”到俄国时，蒲安臣患病死亡，才结束了这一幕极其荒谬的滑稽剧。蒲安臣的死讯传到北京，奕?如释重负，始得安宁。
忽一日，法国公使闯进总理衙门，怒气冲冲地提交了一份照会，声称有十二名法国传教士和三个俄国人在天津被打死，要求清政府缉拿罪犯，赔偿损失；否则将兵戎相见。奕?闻讯十分震惊，急忙答应：“彻查严办。”次日，英、美、俄、意等国也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驶入天津海口进行示威。清政府慌了手脚，既怕外国人借机开战，又怕各地百姓群起相应。根据总理衙门的请求，朝廷立即下谕：“着各省督抚，严饬所属地方官，务须切实晓谕，妥为弹压，并将各处通商传教地方，随时保护，毋任愚民借端滋事。”又急令直隶总督曾国藩赶往天津处理教案。
要说这天津教案的起因，则相当复杂。原来，两次鸦片战争，使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传教的权利。那些外国传教士披着“劝人为善”的外衣，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处乱窜，他们在各省霸占田产，建造教堂，干涉司法，拐卖人口，收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进行精神文化侵略。美国牧师裨治文曾宣称：“我等在中国传教之人，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英国公使则承认：“一个传教士的作用，抵得上一个营的士兵。”并鼓吹道：“我们要用十字架征服中国。”
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大都戴着学者、医生、慈善家的假面具，从事欺骗宣传活动。他们通过办育婴堂、医院、学校、报刊等方式，掩盖其侵略本质，从精神上引诱、麻醉中国人民。事实上，外国传教士能够吸引到的信徒，在各地居民中只占极少数人。教会除了从思想上蛊惑他们外，还以教徒实际利益的保护人自居。信教的群众中，有不少人是为了逃避封建势力的无穷压榨，摆月兑地方绅士的各种摊派、捐款而入教。这种权利得到教堂的保护，亦为清政府所承认。但更多的则是一些流氓、地痞、无赖投入外国教会，依仗洋人的势力为非作歹。他们作奸犯科，无所不至：讹诈良善、欺凌孤弱、抢占人妻、横侵人产、抗纳粮税、殴毙平民，种种妄为，难以尽述。一些地方官绅痛恨教民托庇洋人，而摆月兑了自己的统治网，就竭力挑起不信教的人对教徒的憎恨、敌意和仇杀。
应当承认，在外国传教士中，也确实有个别人是虔诚的基督徒，以宗教为职业，没有违法犯罪的事实。还应当承认，一部分中国教民亦确实是虔心向善，安分守法的。但是，绝大多数的外国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犯下了许多伤天害理、草菅人命的罪行；绝大多数教徒形成了一股令人憎恶的社会势力，必然会激起善良百姓的无比愤怒。更应当承认，宗教信仰自由，本是老百姓个人的私事，他人无权干涉。但若利用宗教谋财害命、干涉司法，则无疑是一种犯罪行为。
江西巡抚刘坤一曾上报朝廷称：“传教士所到之处，不择良莠，广收徒众，出入衙门，干预讼事。讼词无理者，可以变为有理，钱债应还者，可以不还。莠民以教士为保护伞，教士以莠民为羽翼。俗谚有云：未入教胆如鼠，既入教便如虎。故百姓之积怨日渐日深，教士之声名日渐日坏。百姓言及天主教，则异口同声，恨之入骨。”各地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就自发地行动起来，举行反抗外国教会势力的斗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先后爆发的南昌教案、重庆教案、酉阳教案、遵义教案、南阳教案、扬州教案、台湾教案等，均在全国引起极大地震动。清政府对这些教案的处理，总是以对内屠杀百姓，对外媚顺洋人意志，赔偿巨款而了结。
1870年5月，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办的育婴堂内，有不少幼童因流行病死亡，引起了各界百姓的广泛关注。天主教举办育婴堂，其目的是想以慈善事业博得中国人的好感，诱人入教。一些地痞流氓则乘机迷拐幼童送给教堂，以领取酬金，久而久之，竟形成了一股歪风邪气。天津城乡发生了多起拐骗儿童的事件，还发现数起被残害肢解的儿童尸体，闹得流言纷纷、人心惶惶。6月，天津地方官府拿获两名拐骗幼童的罪犯，天津知府张光藻审讯时，罪犯供词牵涉教徒。张光藻为避免与教徒纠缠，审明犯罪事实后，即将二人就地正法。几天后，又拿获一名拐犯武兰珍，其气焰颇为嚣张，并当堂直供系天主教堂指使，且有教堂之打手王三为之提供麻药。张光藻当即派人将张三诱捕归案，张三亦当堂供认有拐卖儿童之事。此事哄传后，天津人心大愤，各种传言均涉及到望海楼天主堂。“天主教拐骗儿童”，“育婴堂残害幼童”的消息不胫而走；数日之间，天津城内群情汹涌，民怨沸腾。
事涉洋人教堂，张光藻不敢擅自做主，将案情报告给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崇厚答应三日后会审。张光藻返回衙门途中，只见街上群众纷纷传言，望海楼天主教育婴堂内又死了数十名幼童；引起了极大地社会公愤。愤怒的群众拦住张光藻的大轿，要求官府“保护幼童，为民做主”。张光藻被迫落轿答复道：“尔等如能指证出真实罪犯，本府一定缉拿归案，依法严惩不贷。”人群中一青年大呼道：“育婴堂内的洋医生把幼儿剖月复挖心，割耳挖眼，做什么医学实验。真是惨不忍睹。”张光藻道：“尔可有真凭实据？”青年道：“我也是听说。”张光藻道：“荒唐。凡办案一要有真赃实犯，二要有真凭实据。尔等仅凭传言，让本府如何办案？”人群中一老者提议道：“知府大人说的对，我们应当到育婴堂去，搜查证据，擒拿罪犯，交官府治罪。”此言一出，万众响应，众人随即向望海楼育婴堂涌去。张光藻起轿回衙。
天津民众数千人聚集到育婴堂前，推选出十名代表到堂内检查。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闻讯后，带领数名随从气势汹汹地赶到育婴堂，大肆咆哮，蛮横粗野地把民众代表轰出教堂。民众代表又来到知府衙门请愿，张光藻派人传话道：“待会审拐犯后，再行定夺。”
三日后，张光藻押解两名拐犯至北洋通商大臣衙门会审。不料，两名罪犯均当堂翻供，矢口否认其犯罪事实，并反咬一口说天津知府诬陷良民，请求北洋大臣为其伸冤。张光藻气得脸色铁青，怒叱罪犯：“刁徒奸诈，胡搅蛮缠。”北洋大臣崇厚则训斥张光藻道：“荒唐。如此办案，何以服人？”张光藻愤怒至极，起身离座，向崇厚一揖，道：“案犯翻供，反诬下官；下官暂且回避。”言讫，拂袖而出，返回府衙。
“罪犯翻供，反诬知府大人”的消息，如闪电般传开。是日，天津各界群众近万人正在望海楼教堂前举行抗议示威；闻讯后，无不义愤填膺，自动聚成浩大的游行队伍，向北洋通商衙门行进。天津知县刘杰得知此情，急忙赶往现场劝阻，未能奏效，只好尾随游行群众直奔通商衙门。护卫衙门的一队清军持枪列队，守住大门。游行群众受阻，聚集衙外，填街塞巷，群情激昂，人声鼎沸。
当此群情汹汹之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持枪从人群中钻出，强行闯入北洋通商衙门，抢上大堂实施威逼。丰大业暴跳如雷，勒令崇厚立即释放两名拐犯；旋即开枪恫吓。崇厚吓得面无人色，急忙宣布：“无罪释放”。丰大业仍不满足，与其随从西蒙各提起一把椅子，胡抡乱砸，肆意发泄，将堂内什物捣毁一空。吓得崇厚和众衙役连滚带爬，逃往后院躲避。丰大业发泄之后，傲气十足地走出通商衙门，忽见天津知县刘杰正在劝阻百姓散开。丰大业有意寻衅，当即向刘杰开枪。刘杰急忙闪避，子弹击中其随从高升。枪声吓不倒人民，示威的群众怒不可遏，一拥而上，挥起铁拳，劈头盖脑地乱砸一通，当场殴毙丰大业及其随从西蒙。示威群众如同火山爆发，满腔怒火喷涌而出。“杀洋鬼”，“灭洋教”的吼声响彻云霄。蓄怒已久的天津人民乘势冲向望海楼，砸烂育婴堂的大门，蜂拥而进，杀死法国传教士十余人，救出幼童一百余名。望着这些被折磨的骨瘦如柴、气息奄奄的儿童，在场的人无不气炸肝胆，齐呼：“为孩子们报仇”，“烧掉这座魔窟”。愤怒地呐喊迅速变成了实际行动，片刻之间，育婴堂和望海楼便燃起了熊熊的大火。随后，人们又分头行动，赶往城中，放火焚烧了法国领事馆、英国和美国的教堂；共打死洋人、洋教士十五人。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火烧望海楼事件”，亦即“天津教案”。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名为育婴却害婴，伪善难掩真罪行。天津人民杀洋鬼，万众一心救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