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第四三回袁世凯若隐若现孙中山不屈不挠（上）
第四三回袁世凯若隐若现孙中山不屈不挠（上）
话说慈禧死后，清廷的大权落到了摄政王载沣手里。载沣特别担心各省督抚尾大不掉，尤其对手握军权的汉族官员猜忌甚深。他以小皇帝宣统的名义发布上谕，封自己为陆海军大元帅，统领全国兵马。任命皇室贵族铁良为陆军部尚书，削去各省督抚的军权，勒令各省将军队一律交陆军部调遣。对实力雄厚的袁世凯则免去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职务，调任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袁世凯遭此排挤，干脆以退为进，上书清廷称：“现患足疾，步行艰难。特请求恩准辞去各项职务，回原籍养病。”载沣览奏大喜，当即顺水推舟，批准了其辞职请求。
袁世凯被赶出朝廷，回到河南，住在彰德的洹上村。他名为退隐山林，实则窥测方向，时刻准备卷土重来。他虽然被免去了军权，但是北洋新军纯系军阀队伍；他一手提拔的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王士珍、张勋等将领均是其忠实党羽。这些将领三天两头跑到洹上村，与袁世凯密谋。各省督抚中的汉族官员、立宪派人士亦纷纷前来拜访，密商对策。
一日，上海咨议局议长、立宪派头面人物张謇专程造访袁世凯。张謇试探道：“国事纷乱，立宪之事举步维艰，还请袁公能登高一呼，鼎力推进。”袁世凯道：“袁某已辞官隐退，不问朝政。立宪之事，自有朝中大臣办理，袁某不敢与闻。”张謇评论道：“朝中诸大臣皆庸碌无能之辈，只会误国，不会治国。”袁世凯笑道：“先生此言差矣。中国是官本位社会，是决定脑袋。同一个人，坐在金銮宝座上就是皇上，说的话就是圣旨；坐在朝堂上就是宰相，就可发号施令，治国理政；如果坐在田垄上就是农夫，只能伺候庄稼。以袁某而论，去年还是封疆大吏，今日不过是一农夫耳。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矣。”张謇奉承道：“袁公过谦了。袁公乃当世之枭雄，汉官之领袖。今日退隐林泉观天下，韬光养晦待时飞。来年东山再起，收拾乱局，非袁公莫属。”袁世凯闻言心头暗喜，口头谦虚道：“先生过奖，让袁某汗颜。”张謇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立宪大事关系国运兴衰，袁公岂能袖手旁观？”袁世凯道：“君子谋道，匹夫谋食。袁某乃一介匹夫，所谋者，惟一日三餐耳。”张謇再三请求道：“老朋友之间，还望推诚相见。”袁世凯推月兑不过，随口应付道：“立宪不能靠匹夫，亦不能靠一己之力，必须联络众人，协力推进。”张謇道：“该如何推进，请袁公教我。”袁世凯授意道：“此易事耳。为君计之，可用请愿一法。广泛联络各省咨议局、督抚官员，向朝廷请愿。集众人之力，其事必成。”张謇犹豫道：“集众请愿，似有威逼朝廷之嫌；难免遭青史贬斥。”袁世凯笑道：“先生何其幼稚也。所谓大忠大奸，全是后人扯淡。大丈夫身处乱世，当思有所作为；投身政治舞台，毁誉在所不惜。古之成大事者，无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以袁某之见，不能流芳千古，何妨遗臭万年。”张謇拍手笑道：“袁公妙论，在下受益匪浅。”二人哈哈大笑，遂倾心吐胆，彻夜密谈。次日，张謇告辞。
张謇回到江苏省咨议局，立即通电各省派代表齐集北京，向清政府提出了早日召开国会的要求。遭到拒绝后，张謇发动各省咨议局代表，共同组成“国会请愿代表团”，住在北京，号称“文明革命”，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请愿活动。在袁世凯的幕后策划、遥控下，张謇等人频频上书，大造舆论。清政府被逼无奈，答应把原定九年为期的立宪新政，缩短为三年之内完成。随后，清政府成立了有二百人组成的中央资政院；其中一半是由皇帝指定的“钦定议员”，另一半是由各省咨议局议员中推选出来，并经各省督抚核定的“互定议员”。资政院设总裁、副总裁，由朝廷指派王公大臣担任。张謇等一批立宪派人士终于挤上了政治舞台。
当张謇在北京发动请愿，筹谋立宪之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内部却出现了严重地分歧。原来，同盟会自发动一系列起义，连遭失败后，孙中山在越南、日本、香港等地均难以安身。只好将会内事务委托于黄兴、胡汉民二人主持，他则远走美国和欧洲各地，专事筹款，以资接济。同盟会本是由若干小团体联合而成的松散组织，原有的小团体观念相当顽固。当此群龙无首之际，同盟会内部出现了日益严重地意见分歧和派别倾轧，终于导致了组织分裂。
首先和同盟会分裂的是以章太炎为首的光复会。章太炎曾因《苏报》案被清政府逮捕，坐了三年监狱，刑满释放后，从上海跑到日本，受到了同盟会员和学生界的拥戴。章太炎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在知识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和陶成章在东京密谋，鼓动一些同盟会员，主张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继任。张、陶的主张遭到黄兴的坚决反对后，立即制造公开分裂，表示月兑离同盟会的领导，重新恢复光复会组织。随后，陶成章带领一批光复会员到新加坡、印尼各地进行活动，大肆制造舆论，攻击孙中山，与同盟会互相排斥，争相拉拢海外华侨。
同盟会员焦达峰、孙武、张伯祥等人，对孙中山专注于两广、云南发动武装起义心怀不满，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鼓动一部分人成立了“共进会”。虽未公开宣布月兑离同盟会，但已成为与同盟会并列的组织。他们发表宣言称：“共进会者，合各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汉族统治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责任甚艰巨也。”他们用旧式会党“开堂、烧香、结盟、入伙”的办法，蜕化成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团体。另有一些同盟会员自甘沉沦，成为无政府主义者。
面对纪律涣散、组织分裂的颓局，黄兴、胡汉民团结一批骨干分子，在香港设立同盟会南方支部，决定再发动一次起义，以振奋人心。他们派人潜回广州，渗入新军之中，秘密策反，企图运用新军的力量，一举夺取广州。其时，广州官府组建的新军约有三个团的兵力，其军官多半在国内或国外接受过新式军事训练，士兵大部分受过中小学堂教育，有一定文化知识，易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同盟会成员渗入后，很快在新军中产生了吸引力。曾在两江总督端方手下当过炮兵，后加入同盟会的倪映典，奉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命，在广州设立机关，吸引了新军中的大批官兵参加革命。倪映典计划在1910年春节期间发动起义，以广州郊区的新军为主力，与地方会党相配合。但在起义日期尚未最后确定时，风声已经泄漏。一部分新军因小事与巡警发生冲突，自动鼓噪起来。倪映典被迫仓促宣布起义，率领一千多名新军进攻广州城，守城清军凭垒抵抗。枪声骤起，炸弹轰鸣。广州提督袁树勋闻信，急调一万多名清军左右夹击；众寡悬殊，起义军陷入重围之中。形势不利，起义军迅速出现分化，一部分军官临阵倒戈，投降官军，致使军心大乱，四散逃命，仅剩下三百余名骨干奋勇作战。艰难支撑到天黑，倪映典战死，三百余名骨干全部牺牲，其余部众缴枪投降。
广州起义失败后，许多同盟会员情绪沮丧，意志消沉。激进分子汪精卫则情绪亢奋，满怀绝望之情去从事暗杀行动。他和黄复生等人携带炸弹，潜入北京，计划炸死摄政王载沣。抵京后，因行动不密，被官府发觉而遭逮捕。肃亲王善耆亲自处理该案，没有按惯例斩杀，而是在监禁的名义下给予优待。汪精卫感激涕零，投降变节，成为肃亲王善耆的心月复。后获释出狱，又被袁世凯以重金收买，成为混在革命阵营中之内奸。
不久，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得知失败消息，立即起身横渡太平洋，经檀香山而回到东亚；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等同盟会重要骨干开会。针对众人情绪低落，孙中山慷慨陈词：“闹革命难免遭受挫折，创大业不怕流血牺牲。要完成救国救民之宏图大业，需要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各位同志务必铭记：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勇，再接再厉。我们此次会议，重在总结经验，以利再战；重整旗鼓，再振雄风。”会议开了三天，在孙中山的鼓舞下，大家信心倍增，一致认为：要振奋精神，积极筹备，决定在广州再发动一次起义。为了确保起义成功，重在筹足经费，购买枪械。鉴于过去依靠会党和新军力量均遭受挫折，故此次起义，准备集合各地同盟会中之精英，组成敢死队——选锋，精心安排，与清政府决一死战。
会后，孙中山即奔走于南洋和美国各地，向华侨募款。数月之间，为起义募集了近二十万美元的经费。黄兴、赵声等人在香港成立了统筹部，作为组织起义的领导机构。黄兴担任统筹部长，赵声为副部长。他们一面派人到广州附近各地联络新军、会党、民军，以备响应。一面从各地抽调骨干、精英八百人齐集香港，组成选锋队，然后分批潜入广州。他们在广州城内以商店和住户的名义，设立了近四十个秘密据点，用以刺探敌情、转运军火、藏匿选锋队员，为起义作准备。他们把敢死队员分成四路，由黄兴、赵声、陈炯明、姚雨平各统领一路人马；计划于1910年4月13日实施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