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块的粉蒸肉”吃不成了，被那饿狼疯抢食过的茶盅里只剩下了一堆黑麻麻油乎乎的烂泥！我和盐酸沮丧透了，为了安慰我们，老妈从我提的朔料网袋里掏出一个最小的红薯，用报纸胡乱擦了一下，用小刀剁成三块，让我们两兄弟“嘁嘁喳喳”地啃在嘴里，
“这么远来帮我，就算是给你们俩的加班点心。”
这解码的意思是，妈妈可没有偏心眼给你们俩“偷吃”红薯啊！
有了实惠，那极度“悲痛”的气氛才缓解过来。
回家后，面对那茶盅里剩下的烂泥“宝贝”，老妈早想出了老妈的办法，她把那些在打斗中从“狼”口里抢回来的，不顾一切从地上抓起来的——黑乎乎，沾着泥土，奇形怪状的“粉蒸肉”煮了一大锅油汤，再把农场分回来的红薯切成细丝，倒进锅里一起煮，然后，用面粉打芡粉让整锅的薯条油汤变成一锅“女乃油”浆糊汤，最后撒上葱花，弄得满屋子香气扑鼻!
等待时，人人以老妈的锅头为圆心走来走去打转转，盐酸则干脆站在圆心里，眼睛瞪得直直地盯住那香气四溢的汤锅，个个都恨不得早一刻美崤下肚。
闻着粉蒸肉的香味，眼咕咕地等了半小时，一人一大碗热腾腾香喷喷的薯条“女乃油”浆糊汤终于端在手上，老妈当然是志得意满，赢得满场喝彩。一大家人高兴的吃着，三弟含着眼泪哭笑着骂那条饿狼，肚子慢慢鼓起来，我感到好久没有这么“圆满”，这么舒服了！
吃完那“粉蒸肉红薯汤”，有了力气，老爸才慢慢道出回家的原因，原来是老爸得了怪病，全身的皮都快月兑光了，县医院没有专门的皮肤科医生，治不了，好心的院长才出于职业道德冒着犯“立场”错误的风险开出了证明，警告如不及时给予适当的治疗“病人可能有生命危险”，建议让父亲到成都四川皮肤医院治疗，这才有了老爸“下放”5年以后的第一次回家团聚！
老妈的眼睛定定地瞪着老爸，半句话没说，我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上个月老爸只寄了一半的工资回家，说他生病了，花了些钱看病，老妈却回信说家里快没钱买米下锅了，但再下封信老爸寄回的不是更多的钱而是几大块从自己身上月兑下的人皮！
这月一直没收到老爸的信，老妈还天天盼着，这下，人回来了，当然高兴，但显然，钱就没得盼了！
老妈的心情是说不出的喜和愁，笑容浮在脸上，解不开的心结却清清楚楚地挂在她的眉梢上。
“是啊，家里一定是真的快揭不开锅了！”
我也跟着老妈犯愁。
上个月，老妈黑着脸吵着赶五叔搬学校去住，叫他自己去学校申请“助学金”，她告诉五叔，她拼命挣扎维持的“家”已经实在无力再供养他了！
这要从十几年前说起，那时我的地主兼糖厂老板的爷爷女乃女乃在老爸老妈参加的十八兵团的“解放四川”和“土改运动”的“熊熊烈火”中被没收了全部糖厂和田产，相继去世。袁家五兄弟中老爸是老大，那时也才23岁，已经有了我们三兄弟，再加他自己的四个兄弟姊妹，那时最小的五叔才比我大哥大一岁，“长兄如父”，全部家庭的重担都通通落在他和老妈的双肩上！
也好在老爸背叛了地主家庭，参加了革命，在南充十八兵团川北日报工作，才有了那个能力担起了袁家“如父”的责任，他很快利用自己的关系让19岁的三姑在远远的四川平武财税局找到一份工作，又送18岁能干的四姑出川去就读贵阳医学院，再与有了工作的三姑分别负担起年龄最小的五叔与三叔。
一晃已有十多年，那时5岁的五叔已象我们的大哥一样和我们三兄弟一起成长从幼儿园读到高中，50年代初老爸老妈两人的收入不错，戴“右派”帽子前共有110元左右，在一般工人月薪只有十几元，鸡蛋才5分钱一个，猪肉3毛7分一斤，大米1毛钱一斤的年代，两口子供四个孩子，一个保姆当然没问题。但自从他两人双双因“祸从口出”，一夜由“革命青年”变为“反革命右派分子”被监督劳动改造，“只发生活费”后，妈妈只能精打细算，靠原来的一点点积蓄“拖”了几年，现在已到山穷水尽地步，拖不动了，实在拖不动了！
晚上，睡在床上，想到妈妈见到爸爸的沉重表情，我好担心，因为这是我重来没有见到过的！五年没见面，应该高兴的妈妈，却……
我不愿再想下去，可能是在“两害取其轻”潜意识的支配下，我的手不知不觉地模到了那信——那烦了我一整天的信，模出来后以“无所谓”的心态撕开了它，里面露出一张明显被眼泪浸泡摧残变皱的红色细格纸，上面，一个个歪歪斜斜的大字在细格间费力地飞舞：
“我妈妈‘估到’（强迫，成都话）我跟她嫁去陕西……她很坏，她是一个‘唆唆’（妓女）……你要用力读好书，银叉和字典会有的……谢谢你帮助我学习……我妈说陕西近得很，就在四川隔壁，……我一定还要回来！……
告诉你一个秘密，“那个酥饼”是我放在你书桌里的。
再见……
信的结尾没有任何署名。
7.8.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