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蒙古人最早信仰萨满教。萨满教崇拜神灵，把世界分为三种：天堂在上,诸神居之；地为之中,人类居之；地狱在下，恶魔居之。而掌教的巫师则宣称自己集万能于一身，除了能役使鬼魅为人祛除灾难外，还能占卜吉凶，预言祸福。他主持传统仪式，代氏族成员求儿、求女、求五谷丰登、人畜两旺，为氏族成员治病等。在早期，则参与解决部落的重大疑难问题，直至决定首领的继承，战争与和平等。成吉思汗就曾设置“别乞”（教长）,专门管理萨满事务。
17世纪以后黄教虽然传入蒙古地区，但萨满教的遗迹在蒙古人的生活中仍然保存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祭天:祭腾格里（天）是各种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种，在山丘等高处立木头或石堆等标记，以此代表“腾格里”。在每年春秋两季进行祭祀。立标的山丘被视作禁地，这是蒙古人中最普遍的祭天形式。祭天分红祭与白祭。红祭时用整羊或羊的心脏。随着黄教的广泛传播，红祭逐渐被废除，改为白祭。白祭主要指的是以酒和女乃制品来祭祀。此外，祭天时指定一只羊为“供品”，但不把它宰杀，给戴上“色得尔”（表示神圣的记号，即给羊脖子上拴上彩色布条）后给天磕头。戴“色得尔”的羊是神圣的，是腾格里的财产，任何人不得冒犯，不得宰杀，直至它自然死去。
祭地:祭地也是蒙古人自然崇拜的一种。蒙古人有“天父地母”之说,认为大地上有名的山川和奇特的草木都有自己的主神。蒙古人把鲜女乃和女乃酒每天早晨酹向所在地的山巅，表示致祭。蒙古人非常崇敬具有奇特形状和颜色的山崖、丘陵山及温泉，认为那里有精灵居住，因此祭祀它们的同时,又禁止人们在那里砍柴，杀生和动土。
祭敖包:这是蒙古民间最普遍的一种祭祀活动。敖包是草原上习见的供人祭祀的山堆,顶上要插柳枝为丛，立竿为柱。“垒石成山”,“视之为神”，它是山神、地神及游牧民族保护神的化身，是萨满教原始崇拜的典型。祭祀时间一般在农历5-7月,祭礼仪式一般由扎萨克喇嘛、王公贵族主持。喇嘛要焚香颂经。而每一过路人都在敖包上面放石子或随手拾到的东西，同时乞灵于被假想在那里的神。过路人边祷告放石敖包上面，边伸手向前乞求保佑一路旅行平安。
祭火:祭火也是蒙古族最古老的祭典之一。在新疆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中至今还保留着一些遗迹。在节日喜庆、婚丧大事上祭天、祭地之一就要祭火。点灯节（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就是祭火的一种表现，是典型的黄教活动中渗合着萨满教遗迹的表现。
“萨满”一词源自通古斯语jdamman，意指兴奋的人、激动的人或壮烈的人，为萨满教巫师即跳神之人的专称，也被理解为这些氏族中萨满之神的代理人和化身。萨满一般分为职业萨满和家庭萨满，前者为整个部落、村或屯之萨满教的首领，负责全族跳神活动；后者则是家庭中的女成员，主持家庭跳神活动。萨满，被称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他可以将人的祈求、愿望转达给神，也可以将神的意志传达给人。萨满企图以各种精神方式掌握超级生命形态的秘密和能力，获取这些秘密和神灵力量是萨满的一种生命实践内容。
明代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新旧并存并且复杂多样，既有古老的图腾崇拜，又有原始的萨满教；既有蒙元时代颇为流行的景教信仰，又有西域回回人信奉的伊斯兰教。至于蒙古人在16世纪末叶第二次改宗，引进藏传佛教新兴的一支格鲁派黄教后，黄教成为明代蒙古人的主要宗教信仰。
一、马儿古儿吉思可汗的景教信仰及相关事迹
北元蒙古大汗兀客克图合罕马儿古儿吉思（keg-tuqaγanmargurgis），太松可汗月兑月兑不花之幼子。马儿古儿吉思，明代汉籍又译作麻儿可儿、马儿可儿吉思、麦儿苦儿吉思、马儿苦儿吉思、马可古儿吉思等。萨冈彻辰《蒙古源流》中说，这位可汗名来自佚名《黄史》。keg-tu，意为“坐在驮箱里的”，因年龄幼小当出征时放在驮箱里而出名。明朝人从这位可汗开始称年幼的蒙古大汗为“小王子”。
关于马儿古儿吉思这个蒙古可汗的名字，日本学者冈田英弘早已指出：“其名即叙利亚语‘圣乔治（saintgee）’之谓也。叙利亚语为景教（nestorianchristianity）之公用语。由此可证该教之遗脉于十五世纪尚存于蒙古。”1
杨绍猷先生说：“景教也没有在蒙古绝迹，马可古儿吉思（乌珂克图汗）的得名亦与景教有关。”2乌兰援引法国汉学大师、大蒙古学家伯希和的结论，进一步解释说：“margurgis，来源于叙利亚语，mar是聂斯月兑里派基督教教职名，gurgis原音为giwargis（相当于英语中常见的gee——乔治），转为突厥语和蒙古语的krgus或grgus，再转为kurgis或gurgis。”3
马儿古儿吉思可汗是北元蒙古大汗中惟一一位信仰景教4的人。这说明元朝灭亡后，在退回到草原的蒙古人中，仍然有人在信奉景教。两《黄金史》（即佚名《黄金史》和罗桑丹津《黄金史》，下同）对这位大汗的事迹记载很简略。佚名《黄史》说，瓦剌的首领也先因内讧死后，太松可汗的小哈屯萨睦尔太后拥立他即位，后被成吉思汗之弟哈赤温后裔多豁郎台吉（doγolangtayii）所弑杀。萨冈彻辰《蒙古源流》此段内容基本上来自佚名《黄史》，但说多豁郎台吉为doloγantumed之人，即相当于汉籍的多罗土蛮（即七土默特）部人。此人即明代汉籍的瘸太子或瘸王子。
据《明实录》载，马儿古儿吉思可汗在位12年，即从明景泰六年（1455）到成化二年（1466）。据17世纪蒙古文史书，他是由哈剌嗔（qarain，清译喀喇沁）部的孛来太师拥立的。据明代汉籍可知，孛来杀死瓦剌强酋阿剌知院之后自任太师，并拥立马儿古儿吉思为可汗。他与另一位东蒙古的强臣别里古台后裔毛里孩王相争，把持马儿古儿吉思可汗时期的朝政长达10年之久。他在明成化元年（1465）十一月为毛里孩王所杀。5
两《黄金史》所记马儿古儿吉思可汗的在位年与《明实录》的记载出入不大。6佚名《黄史》、萨冈彻辰《蒙古源流》所说他被多豁郎台吉所杀与明代汉籍中所记他为孛来、瘸太子二人所害相符。
二、瓦剌异姓贵族的伊斯兰化
17世纪蒙古文史书中记载的巴秃剌丞相（batulaingseng），蒙古学界一般认为即明代汉籍中记载的马哈木（此名系阿拉伯文muhamud或mahmud，回回穆斯林常用男性经名，意为“被赞颂的”），而阿速惕人阿鲁台太师（aruγtaitayii），即明代汉籍中记载的东蒙古强臣阿鲁台；阿台可汗（ataiqaγan）即明代汉籍中记载的阿台。蒙古文史书又说，巴秃剌丞相之子为巴黑木。乌兰在其《〈蒙古源流〉研究》一书中指出，霍渥斯、和田清、伯希和等多数学者都认为巴黑木即马哈木的同音异译，而《蒙古源流》误为马哈木之子月兑欢的原名。7
蒙古文史书还记载了也先、太松可汗（即明代汉籍的月兑月兑不花或不花可汗）手下的不少大头目。如阿剌帖木儿丞相（alaγtemuringseng）、阿卜都拉·彻辰（abdulaseen）、阿把巴乞儿·大同（ababidaitong）等等。
蒙古文史书以神话故事的形式记载了瓦剌首领也先与太松可汗交战前双方对峙的阵容，提到了不少重要人物。8这些人物并非虚构，历史上确有其人，这一点蒙、汉文史书能够相印证。著名蒙古学家伯希和较早注意到蒙古文史书所提的一些瓦剌人名，谈到sadula和abdulaseen等人，并指出《蒙古源流》的abdulaseen是穆斯林人名，应写作阿卜都拉·彻辰。9
这里seen是蒙古语，意为聪明、智慧，而阿卜都拉即阿拉伯语abdallāh或abdullah，一般音译作阿卜杜拉，系伊斯兰教徒常用男性经名，意为“真主之仆”。值得一提的是，元代文献史料也常见此名，按元代译音惯例，此名多作“阿都剌”或“暗都剌”。瓦剌的异姓贵族权臣也先，就是借助这位阿卜都拉·彻辰的出谋划策，挑拨太松可汗（月兑月兑不花）与阿黑巴儿只吉囊两人的关系，因而打败了太松可汗并诱杀了阿黑巴儿只吉囊。这样也先为篡夺蒙古大汗的宝座扫清了障碍。
宝音德力根据《明实录》所记受到明廷赏赐的月兑月兑不花可汗和瓦剌首领也先所部的人员名单，对这些人物做了一些考订。其中esentayii即也先太师；alaγtemur即明代汉籍中记载的阿剌知院；abdura，在佚名《黄史》中作abdula，姓帖良兀惕或帖良兀思氏（telenggud或telenggus），此人当即《明英宗实录》正统四年（1439）正月名单中的“大夫阿都剌”；sadula就是明正统四年（1439）正月名单中的“平章撒都拉”，十年（1445）正月名单中的“大夫撒都剌”，此名也是伊斯兰教徒常用男性经名；egetei可能就是日后背叛也先、送伯颜猛可孛罗忽吉囊（bayanmngkebolquinong）到东蒙古的getei太保。ababidaitong应连读，他（即阿把巴乞儿·大同）就是也先之弟大同王阿把巴乞儿。10
可见ababidaitong应指一个人，其中daitong与大同对音完全相符，是职官名“大同王”的省略，而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则将其译为“阿巴布尔吉、泰东”，显然把“大同王”的“大同”，即daitong这个职官名误为人名，这样把大同王阿把巴乞儿一个人误为阿巴布尔吉、泰东两个人名。(11)
ababi是阿拉伯文abubakr（译音无定字，元代有时音译作“阿不别克儿”，这与《明实录》的“阿把巴乞儿”这个音译相似）的蒙古语读法，意为“幼驼之父”或“穆圣的伙伴”。该名是穆斯林常用男性经名。
瓦剌统治集团中有如此多的人取用穆斯林常用男性经名，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另外，从瓦剌的首领也先之祖父马哈木和其弟大同王阿把巴乞儿以及其孙亦卜剌因（或作亦不剌）也采用穆斯林常用男性经名来看，也先家族中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不在少数。
三、西部部落出身的癿加思兰、亦思马因、亦卜剌（亦卜剌因）等人的伊斯兰化
17世纪蒙古文史书记载了癿加思兰、亦思马因、亦卜剌因等人的出身部落。《蒙古源流》说，癿加思兰为oyirad人，又说是uyiγud人。罗桑丹津《黄金史》作uyiγud人。佚名《黄金史纲》作oyirad人。明代汉籍称他为族属故居哈密北山的野乜克力部。
蒙古学界早就认定明代汉籍中的癿加思兰，即17世纪诸蒙古文史书所称之伯格哷森太师。就癿加思兰的出身部落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争议。日本学者和田清认为癿加思兰是住地在哈密北山一带的野乜克力人。珠荣嘎认为野乜克力是oigur（斡亦古尔）的异读onigur（斡尼古尔）的音译，oigud（斡亦古特）或畏亦忽惕（委兀惕）则是oigur（斡亦古尔）的复数。(12)宝音德力根认为蒙、汉文史籍把乜克力人记为畏兀特（uiγud）、委兀慎（uiγurin），是因为当时的蒙古人视乜克力人为畏兀儿化的蒙古人。(13)
据伯希和研究，癿加思兰可能是突厥语名称bg-arslan，似可音译作伯克·阿儿思兰。癿加思兰，《明实录》天顺四年（1460）春正月己丑条又作伯阿儿思兰王。和田清已指出伯阿儿思兰即癿加思兰的异译。阿儿思兰（arslan）是突厥语狮子的意思，见于畏兀儿各国的王号中。(14)
癿加思兰拥有阿儿思兰王这个特殊王号，这就意味着此人已经突厥化。我们只要稍微留意一下中国古代西域的历史，从原来信奉佛教的西域古国一变而为穆斯林国家的历史变迁中不难发现这方面的例子。这里以信奉佛教的西域古龟兹国白氏王朝为例，该王朝灭亡后，“其新国主有可汗（kagan）及师（应作“狮”字——引者）子王（arslan）之号，显已完全遵从突厥风习。”(15)
伯克（bek或beg），突厥语音译称号，其原意为“首领”、“统治者”、“王公”。bg一字元代译为别、伯、卑、毕，后世译作“伯克”，新疆维吾尔等族今尚沿用。意为“贵族”。(16)
在16—17世纪，掌握一定军队的游牧军事贵族或其他实力人物往往称为伯克，意为“军事长官”、“将军”，与波斯—阿拉伯语称号“异密”（emir，突厥语，意为“那颜”即长官。阿拉伯语mir即来自于此，音译作“艾米尔”，意为“领袖”、“王子”、“领导者”、“官员”）相同。总之，癿加思兰采用“伯”或“伯克”这一军事官名称号，足以表明他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另外，明代汉籍称他与其族弟亦思马因（i**ail的译音）同属于居住在哈密北山一带的野乜克力人。众所周知，出自同一部落的其族弟亦思马因之名是个典型的穆斯林名字。由此推测癿加思兰同样信奉伊斯兰教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
结合蒙、汉文史料记载可知，癿加思兰以女（世纪蒙古文史书称其女名为yekeqabartuunggen，音译作也可·哈巴尔图中根，意为“大鼻子”中根哈屯）妻东蒙古的满都鲁可汗，自任太师专权，曾一度独断专行不可一世，最后被其族弟亦思马因和满官嗔（mongγolin，又音码译作蒙郭勒津）部的月兑**等人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