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芝龙的黑人军队忠实可靠，而且这些“黑番鬼”“猛过白番鬼”，军饷也低于白人。而且黑人擅长铸造和操作火铳，为郑氏家族的发展提供了部分武器保障。《在华方济各会会志》中就载:
"这些士兵是郑芝龙从澳门和其他地方弄来的。……他们的连长叫马托斯(luismatos)是一个聪明、理智的黑人一官手下一直有大量的从澳门来的棕褐色的基督徒为其效劳。他们有自己的连队，是优秀的铳手。他(指郑芝龙)最信任他们，用他们护身、充兵役。"
这些黑人为郑氏家族事业的发展和巩固贡献不少。他们十分忠心，捍卫自己的主人，为主人赴汤蹈火，为主人而战，并得到中国人的良好待遇。许多时候，黑人还通过语言的方式和勇敢的行为来表达对主人的忠诚。郑芝龙对来自澳门的黑人是十分宽容的，传教士记载：有一次，黑人通宵达旦地庆祝耶稣升天节。黎明时鸣号放枪，郑芝龙突然听到这巨大声响，吃了一惊，因为他事先未得到消息。得知原因后，他就下令赏众人酒水、糕点，并赐银作为白天继续庆祝的费用”。郑芝龙对手下非常宽容、爱护，难怪那么多澳门黑奴逃出澳门前来投奔他。
随着其后郑家军队权力为郑成功掌握，这支黑人精锐部队也成了郑成功的手下。据记载；在郑成功进攻南京的战役中，这支黑人部队参与的南京城墙下和长江边的血战；在收复台湾的战役中也有黑人部队参战。其实这不是当时唯一的黑人部队，当年明清两代广东地方的官员都曾大量雇佣黑人为士兵，1637年英国的威德尔率舰队从果阿航行至澳门，他们的勘探河流情况的探测队于中途被中国舰队拦住，不让他们前行，明朝舰队上的通事(翻译)就是一些从澳门逃出去的黑奴。中方官员通过通事规劝这支队伍返回。最终这支英国的探测队返回了澳门。《方济各会中国书简汇编》中也记载了从澳门逃出来的黑人基督徒成了“广东省军队的总兵(capitangeneral)”的手下，竟有200多个黑人基督徒。
至于这批黑人的最后归宿，几乎就没什么资料可查了。明代蔡汝贤长期任广东布政司参政，职掌邦交贡赐之务,因职务与地利之便，得以累积他对来华欧人的观察与记录，绘制成《东夷图像》,其中记载:"尝见将官买以冲锋，其直颇厚，配以华妇，生子亦黑。久蓄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为诸夷所役使，如中国之奴仆也，或曰猛过白番鬼云。"也就是说确实有黑人和华人妇女结婚生子的事，但我认为这些能和华人结婚的毕竟是少数，当时中国人普遍的认为他们是“黑鬼”的。可能这批郑家的黑人雇佣军就此孤单老死在了台湾岛上。
才子，难免潇洒风流，而在于男女之事上，又多是浪漫不羁。也就是说，倘若一个才子，居然不懂得浪漫，那他多半是白当了。清人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引《朝野异闻录》，说到唐寅，那才是一个够水平的的浪漫文人，多情才子，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这封号，无论在文学史上，还是在普通老百姓心里，都是有口皆碑一致认可的。“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今按诸书所载，寅慕华虹山学士家婢，诡身为仆，得娶之。后事露，学士反具资奁，缔为婚好。”无需多言，这讲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唐伯虎三笑点秋香”的故事。
当然，野史所记不能全信，至于唐寅是否真的做过这种事，或者，没做过这种事，在一定程度上已无关紧要了。但他一定浪漫，而且相当浪漫，这是可以肯定的。在李国文《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中，他也提到了唐寅，而且还言此及彼：“明代中后期，才子型的文人，强调个性自由，轻易不肯随人俯仰。纵情诗酒，放浪形骸，恃才狂傲，率性而为，成为当时非主流文坛的时尚。风气所至，唐寅会为他心爱的华学士府上那位漂亮的小妮子，诡身为仆，这浪漫，够意思。”明代文人的这种变数也给当时的文学带来相当的变数，中国文学第一奇书《金瓶梅》不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出现的吗？
14世纪末15世纪初，明代的经济已初显资本主义萌芽，尤其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还形成了一定的气候。经济的发展使农耕社会逐渐向城市社会转型，而那些生活在城市的“居民”对文化需求显然要比农民要多要高。用李国文在书中的话来说：“因此，一，他们要求在文学画廊里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二，他们要求作家们写出适销对路的文学作品。于是，文化，也就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当写出来的文字可以当作“商品”，当文化生产开始受制于市场时，它所带给文人的影响完全不亚于政治，甚至还强于政治。“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唐寅在《言志》中表达的正是不再买账于官方，不再受累于礼教的宣言。
对此，我曾参照索引在《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找到过几个相关典故。江南名士何元朗在会见宾客时，当场月兑下**的鞋子行酒，王世贞为之还做长诗一首；戏曲家臧晋书与娈童游乐，被弹劾罢官归里，汤显祖做诗送别；屠隆千真万确患花柳性病而死，在他发病期间，汤显祖(怎么又是他？)做诗：“长卿(即屠隆)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需要补充一点，在古代得了性病并不关乎道德品质，相反它还被视为风流韵事，因此，汤显祖这组诗绝无中伤好友的嫌疑。
什么时代成就什么样传统，什么作家写就什么作品，这话是一点都没错。记得先前读过一本书，名叫《巴黎的放荡：一代风流才子的盛会》，它写的也是一帮风流人物，只不过是不同时空下的不同人物。那是20世纪初的法国巴黎，在那儿，俨然已成为了世界艺术先锋首都。像毕加索、马蒂斯、特立斯坦.查拉、安德烈.布拉东、马克思.雅各布、莫迪利阿尼……他们往往装扮奇异，举止怪诞，性格孤僻，还时常酗酒、**、群殴、吸毒、甚至偷盗。生活上放荡不羁的他们最终在“慷慨大度”的巴黎留了下来，当然，他们也留给了巴黎灿烂的艺术文化。
明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给人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有人说明朝政治禁锢，帝王刻薄寡恩，宦官势大、密探多，是个黑暗的时期。但明史专家毛佩琦认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昌盛时期，明朝的历史被我们误读了300年，《新闻午报》刊文做出解读，以下为原文：
都说明王朝有三大特色：宦官势大、密探繁多、官员结党。这一观点长期以来占据了评价明朝历史的主流地位，导致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始终笼罩在灰色的迷雾当中。日前，明史专家毛佩琦在《百家讲坛》破解“明十七帝谜案”，以史实证明，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昌盛时期。
毛佩琦说，长期以来，明朝的历史被大大地误读了。很多人认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期，政治禁锢，文化“酱缸”。而毛佩琦却认为，认识明朝必须要回到几百年前的历史原点，“只有还原明朝的本来面目，才能给出一个接近事实的评价”。
毛佩琦指出，明朝事实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昌盛时期，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许多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是明朝时期流传下来的。一个修筑了南京城、北京城、紫禁城、天坛、长城，推动了郑和下西洋，编纂了《永乐大典》时代，必定是盛世。戏曲舞台上至今长演不衰的经典剧目《法门寺》、《游龙戏凤》、《大红袍》、《打严嵩》、《海瑞罢官》、《桃花扇》等等，演绎的都是明朝的故事。“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经济作为支持，高度发达的社会文化是难以维系的，明朝的历史被我们误读了300年。”
多数人心目中的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刻薄寡恩的皇帝。朱元璋生性猜疑，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朱元璋大兴冤狱，诛杀功臣，对官民实行残暴的**统治；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使内廷宦官易于控制政权，导致宦官专权，民乱纷起。但是，毛佩琦却认为，明朝之所以能够延续277年，朱元璋则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