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变化
因为借了许多钱，我开始盘算着怎样还，算来算去至少也得三四年时间。
若是我有坚持补课应该还的快一些。可是最近每星期六日上两节大课觉得有点累，可能是借钱这事，来身就是一种压力吧。我想，这样长期下去坚持会不会累倒呢？前些日子还为学生越来越多感到自豪，这些天反而觉得没什么意思。因为我开始怀疑在透支生命。
其实对我来说，这样的透支，比发病要轻松的多。每一次犯病，就好像自己是个被大卸八块之后又重新安装起来的布女圭女圭。浑身软绵绵的好几天。没有人看得出我是在拖着虚月兑过的身子在勉强行走，而在我眼中路上的行人那么有力。
我记得在以前我根本不想跟任何人接触，许多时候不理解人们的所作所为，比如，他们为何那么有兴致有说有笑地聊天呢？他们为何做事情总是那么匆匆忙忙呢？急什么呢？有什么可以着急的呢？这些能力我不具备了，我得避开他们。可能是那些抗抑郁的药起作用了，特别是在我上班后，我意识到，得想办法回到正常状态，所以那时能按时吃药，结婚那些日子人们来来往往，我不像以前那样反感，当然也有妈妈的安排，她不让人们打扰我，而冀国栋也很勤快，时不时地领着我走来走去，不停地劝慰我，许多小事都顺从我的意思。在我所失落的能力之中，其中一项就是忘却了快乐，忘记了以前种种快乐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在北京和广州治疗时那些心理医生应该也起了作用，他们教我回忆一些美好的事情，直到我头脑中有了一点快慰的感觉。
后来，我就遇到了李大哥，遇到了李保平。我想，我的病在很大程度上有了明显的好转，因为我以前完全失去了制造快乐的能力，包括享受快乐能力。现在我可以寻找快乐，也能明显地感觉快乐了。我想我应该离过正常人的生活不远了。
关于借钱，其实我并不过多的担忧，因为从小到大，妈妈一直是个大管家，她好像从来没让我在钱上发愁过，年前我曾问她，咱们借这么多钱怎么办？她说，愁什么，咱们三人挣钱，借个十万八万的很容易还。你只管借，我们还就是。
这些日子，别看我提出离婚的事，对于妈妈来说，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我跟从前不一样了，她总是在暗自观察着我的变化，一切都由着我来。她说，以前看见你跟个傻子一样，那才叫愁呢？人们都说你疯了，我不相信，到底咱们是有文化的人跟村里人不一样，想当年，她在村里插队时见过好几个疯子，她怀疑那些疯子中，有许多人只不过也像我一样是抑郁了，只是村里人不明白怎回事，一个正常人疯就疯吧，也不懂得治疗。可能是人们觉得村里多一两个傻子也很大正常，更何况村里人迷信，说是这种人遇到了什么妖怪或招惹了什么神仙。
对于妈妈来说，离婚这事，她是不愿意多说的，一方面她觉得愧对冀国栋，毕竟把个有病的女儿嫁给了人家，再说了婚后人家也积极地走南闯北给我治疗，她知道，其实小冀对这桩婚事也不满意，但小冀是个好人，尊重长辈，也尊重自己的选择。另一方面她觉得如果我是个正常人，她也不会把我嫁给小冀，我学历比他高，长得又比他好得多，就是因为有病才大打折扣。我们商量好离婚的条件，妈妈听说我能借到钱，也并不为钱发愁，唯一担心的就是疑惑提出离婚是不是我的一种病态行为？两三多月了，她一直在试探我，现在她明白了——我已经清醒了，是在清醒的状态中觉得自己嫁给小冀很亏，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关于我和保平“鹦鹉组合”的事，妈妈也问过我，是不是对保平有意思了。我说，没那回事，这只是一种巧合，实际上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保平本来就是个高材生，他各门功课都学得挺好，而且也是块教书的料，换成教别的课，他也能行。而我则是误打误撞，我自己也没想到教英语还能出成绩。妈妈说，她已听到有人传言你跟保平关系不一般了，而且保平这孩子一下子能借给你那么多钱，这说明肯定不是一般关系。现在社会借钱哪有不容易啊，亲的近的都不想借给你一分钱，更何况是个两旁外人？
关于妈妈的这种想法，我说，人跟人不一样，我从一开始就能感觉到李大哥和李保平就是跟一般的市井小民不一样。妈妈问我，王斌不是也跟你关系挺好吗？我一时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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