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那些孽缘的开始，到底要怪方潇的沉鱼落雁，还是那些男同胞们太脑残，真是叫人不得而知。
我哈着气对沈家浦说，“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那个什么十大餐厅的评选一完，咱俩就一拍两散。”
他没说话，握着方向盘的手偷偷使劲儿，等红灯的时候才抽空转过头看了我一眼。懒
我假装饶有兴致地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光秃树干们，假装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一拍两散”这么不贴切又引人遐思的词汇。
又过了好久，车子终于开进市区，新年第一天，街上路上人满为患，车不好走。我有点不耐烦地敲着车门上的扶手，一直叹气。
这时候沈家浦忽然侧过身来端详我，特较真儿地那种端详。我被他看得不自在，正濒临在要爆发的边缘，沈家浦用很轻的声音说，“你，不记得我吗？”
我在心里“扑哧”一下笑出来了，我苏诉是一什么人啊，出生的时候既没漫天霞光普世，小时候被家长抱出去算命也没人说我有王侯将相之面，干吗谁谁还都想让我惦记着他们啊。我有多大能耐啊我。
“不了，”我猛地摇了摇头，“还是相忘于江湖吧。”
沈家浦还想说话来的，我猜。不过他什么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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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正月以后北京的气温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回暖。记得初中的时候我刚学会上网聊天，特热衷于在网上认识五湖四海的朋友。那会儿谁一听说我家在北京都是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很抱歉地问，“沙尘暴特厉害吧？”
几年前北京黄沙漫天的形象估计是彻底烙印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了，等到我上大学的时候一到春天还有外地的女同学头裹着纱巾出门。我以为那是时下最新的流行也就没太在意，过了几天估计那女同学也被憋得够呛实在忍不住了才来问我，“北京啥时候刮沙尘暴啊？”
她这么一问，我倒才恍然觉得，似乎有很多年没有那种沙粒吹进眼睛里还要眯起眼睛迎着风举步维艰的日子了。
在这么生机盎然大地回春的日子里我却忙得四脚朝天。不但要跑前跑后地筹备“全国十佳西餐厅”评选，还得抽空应付一下儿学校的毕业设计。
要不是我们班长打电话来火急火燎地问我在天上还是地下，我想我都忘了毕业证还没揣进自己裤兜里这件事。
这些日子在社会上模爬滚打得如火如荼，搞得我早已丧失了一颗纯真的学子之心。
回学校答辩那天我遇见了很多好久不见的同学，其中一个从前跟我关系不错的女生还一脸邪笑着问我是不是终于可以和分隔两地的初恋小男友厮守在一起了，我勉强地点了点头，笑得特尴尬，但她却误以为我在不好意思，一直捂着嘴乐得花枝乱颤。幸亏她捂着嘴说不了话，不然我可不敢保会不会忽然拉下脸来不顾我们多年的同窗情谊。
答辩结束后班长说想组织班里最后一次春游，到坝上草原骑马去。我对骑马实在没什么兴趣，更何况我刚联系了几个所谓的美食专家过两天到餐厅去敞开肚皮大吃一顿，于是就给推了。
当时班里不少人围在楼道尽头，我听见一个女的阴阳怪气地说，“嗨，苏诉肯定不会去啊，我听说她傍上一大款，现在肯定忙着呢。”
我倒没什么特别的反应，刚刚关怀过我和谢磊重逢生活的那姑娘不干了，上去就推了她一把，嘴里一直没忘问候对方的母亲以及祖上。
一时间两方和各自的亲友团呼啦一下凑成一堆儿，七得不可开交。
我趁乱赶紧朝楼梯走过去，一秒也不想多待。
其实我是本着“惹不起我躲得起”的人生信条想要息事宁人，没想到那女的还来劲了，一直在我身后叫嚣，“哎苏诉我说得有错么，你跑什么啊，牛逼你就承认啊，这算……”
我一边顺着台阶往下走，一边儿头也没回地喊了一句，“帮我往死里打丫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真有人替我出气，就算没有，权当我嘴上说着玩儿也行。
到一层的时候我还隐约能听见那女的杀猪般的嚎叫，我忽然想起来，大一那年春天，梳个长辫子蒙着纱巾操一口乡音问我北京为什么还不刮沙尘暴的女孩儿，原来就是她。
要说这人变得可真快，这年头人性都变，更何况人心。
我一路这样儿安慰着自己，回到沈家浦的餐厅。这段时间他的餐厅就是我的根据地，我每天都要躲在不大的一间办公室里，不停地打电话，拉宣传，谈合作。
这些日子没怎么见着沈家浦，让我感觉格外庆幸。虽然我在餐厅工作，但经常一忙起来就忘了吃饭，连续一个月下来体重基本又可以恢复到从前的水平线了。
刚想到逃离资本主义压迫工农翻身做主人的喜庆时刻，沈家浦的电话打来了，口气听着有点儿急，不知道什么邪恶势力让资本家都能不淡定了，“苏诉，计划临时有变，你下个礼拜就动身去上海。”
我大惊失色，“啊？沈总，这么着急，这边儿还有好几个网站的合作还没谈拢呢，不是说五月份么，我这……”我一般很少叫他沈总，这回也就是随便叫叫。
“没谈下来的就取消，”沈家浦连犹豫都不带犹豫的，“我给你定了下周的机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