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嫁给了一个我不认为是病残的人，而我们在一起很快乐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就像他什么毛病也没有那样地生活。这是一种有益健康的视而不见，缺少了它，我们的关系就没有了希望。即便是无关生死，这也是每个人都要做的：忽视缺点，不顾虑失望，关注那些积极的方面。彼此的爱让我们看到彼此最美好的一面，甚至是强迫我们去看。
这并不表示说我们就没有疑惑，我们当然会有怀疑。但是，这样的疑惑倾向于在我们已经对关系投入了很多之后才会浮出表面。尽管这样说会让人听起来非常冷酷无情，但是它和我们其他的投资是一样的，正如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Kahneman）和特沃斯基（Tversky）的发现：损失隐约可见，而且远大于相应的收益。当你把这一发现应用到爱情生活时（而不是股市）时，它就意味着：当一个亲属关系开始让人不开心时，失去它的恐惧对我们来说可能要远远地超过对自由的珍惜和对解月兑的希望。如果交往中出现了毛病，我们会把它搁置一边，努力适应，或者我们尝试着弱化我们的担忧。我们会寻找借口（他今天倒霉透了，或者他的童年很惨），我们会编织替代性的解释（她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我肯定是误会了），或者我们可能只是削弱失望情绪（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生日）。我们会挖空心思来维持幻想，对麻烦或痛苦的事实视而不见。我们用幻想来保护我们的生活。
因为我们的个性和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爱的人，因此，我们不希望看到他们受到任何威胁。因此，在嫁给迈克尔以后的绝大多数日子里，我都不去想他的虚弱，或者是他的心脏。我们继续徒步旅行，还经常游泳。我可能是这样进行合理地解释的，通过让他保持身材，我就能让他保持健康，或许我也会保持健康。但是，我也是在做戏，似乎我的丈夫跟我的同龄人一样地强壮和健康。我只能相信这一点。
我的情况也许是一个爱情蒙蔽了所有物理现实的极端案例。但是，当涉及爱情的时候，理性的理解产生的影响是如此的微乎其微，就算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和最理性的人也会对此大为吃惊。
一天晚上，迪克（Dick）告诉我：“我记得母亲打电话给我，向我诉说她的手臂和胃部正在疼痛，已经持续了差不多20多分钟了。”迪克是一名内科大夫，经验丰富，头脑冷静，而他说话做事喜欢一针见血，从不留余地。像许多医生一样，他喜欢诊断所带来的智力挑战，不可能做事后诸葛亮。“她对我说可能是她吃的东西的事。我立刻回答，是的，肯定是你吃的什么东西造成的。我就挂断了电话。”
当他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迪克的妻子林德赛（Lindsey）看着他，一脸的茫然。她也是一名医生，但我们正在谈论的不是她的父母那边的事。
“所以我就挂了电话，把谈话讲给林德赛听，她看着我说：‘不对，不是她吃的食物的事，她是心脏病正在发作。’当然她是对的！所以我马上把电话打了回去。”
迪克讲述这个故事时啼笑皆非，他竟然把如此简单的问题搞得错得如此离谱。当然了，这就是医生不应该给自己的家人治病的原因，因为爱让他们看不到病情的真实情况。令人遗憾的是，这并没有阻止家人向他们寻求建议，甚至有时还会要求免费的家庭看护。事实证明，专业的组织也没有办法禁止医生治疗自己的家人。这种危险是双重的：不是倾向于将病情轻描淡写（我爱你，不能接受你生病的事实），就是倾向于小病大治（我不能承受失去你的痛苦，最小的病也要治）。我所遇到的每个医生都经历过其中一种的反应，他们知道自己无法对家人做出正确的诊断，他们也知道这并非自己医术不精的体现。
我们的特性非常依赖于我们所爱的人，家庭生活的核心作用是保护我们对彼此的幻想，这就是组建家庭的意义所在。在电视剧中，因为对家人的爱而变得盲目的典型人物一定是卡梅拉?瑟普拉诺（CarmelaSoprano），她的丈夫是残忍、**的恶棍，而她则徘徊在知情和不知情之间。她将如何获知真相呢？这会摧毁她所爱的一切：她的家庭、她的住宅、她的孩子，以及她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好人的感觉。对她的孩子麦东（Meadow）和小安东尼（AnthonyJr）而言，面对这个事实更为容易，他们不能选择父亲，也不觉得他们的身份完全依赖于他。但是，卡梅拉选择了托尼（Tony），所以，对于她来说，面对她已经宽恕的一切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不仅是天主教徒的罪恶，她还要对难以想象的“可怕行为”负责。她非常希望托尼能成为一个好父亲，让她的家庭成为一个典型的美国幸福之家，她的身心能量的大部分都用来维护让她的生活值得一过这个幻想之上。她对托尼的犯罪行为视而不见，因为她不得不这样做。
卡梅拉的困境是极端的，但也是与每个人都有关的，这正是这部电视剧受欢迎的原因。许多夫妇发现自己陷入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担心糟糕的事情会发生，因而宁愿假装不知道。就像卡梅拉一样，人们更容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且一举一动就像是一切正常。在这方面，虚构的文学作品与现实并不一致。与卡梅拉极力表现得富有魅力而又生活阔绰大相径庭的是，据大家所说，普瑞罗斯?希普曼（PrimroseShipman）显然拒不承认她的丈夫哈罗德（Harold）是英国犯罪史上最残忍的连环杀手。尽管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他罪行累累，她依然坚决主张她的丈夫是清白的。在她的丈夫被定罪之后的调查中，她回答“我不知道”的次数已然过百。但是，没有人认为她是虚伪的。主持调查的珍妮特?史密斯（JanetSmith）女士对普瑞罗斯的描述是“诚实而直截了当”。在希普曼的3个病人死亡时她到了现场，或者说在他们死亡之后她马上就出现了，并且站在其中一个病人艾琳?查普曼（IreneChapman）的身边，而她的丈夫去看另外一个病人。然而，所有的迹象表明，她没有看到事情的来龙去脉。
尽管邻居们对她的忠诚感到吃惊，并且很是反感，而其他的观察者并不这样认为。唯一与哈罗德?希普曼会谈过的精神病医生理查德?贝德库克（RichardBadcock）描述了他对于控制的可怕**，并发现妻子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理想掩体。普瑞罗斯?希普曼毕竟要完全依赖她的丈夫。当她在17岁怀上哈罗德?希普曼的孩子时，父母就与她断绝了联系，在她草草举行的婚礼上，她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母亲甚至没有出席。她识字很少，只能靠当保育员和经营一家三明治店赚取微薄的收入，但是，因为她有4个孩子需要照顾，这使得她在情感上和经济上都要依赖于丈夫。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有亲密的朋友，或是其他能够给她带来角色和地位感的社会关系，虽然她的婚姻是屈辱的，但她是有婚姻的，这些社会关系本应由她的婚姻来提供。在她的人生中，显然没有这样的时刻，让她有力量或者具备自立的能力去看清在她眼前发生的一切。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就不必应对拒绝相信的普瑞罗斯?希普曼生存下去所要面临的苦恼。我们更有可能揭露的秘密是婚外情。众所周知，虽然存在外遇的夫妇有多大的比例难以确定（理由显而易见），估计占到婚姻的比例介于30％～60％之间。在离婚期间，有24％的离婚要引证外遇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