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吴世恭就记得陕西农民造反军队中有位牛人——闯王李自成了。
既然打得过李自成，那么洪承畴肯定也是位很有能力的军事统帅了。所以吴世恭就把洪承畴的名字给牢牢地记住了。
不过吴世恭也有些纳闷，现在的邸报中，怎么闯王的名字叫做高迎祥呢？而李自成却变成了闯将了呢？反正这个问题也难以搞明白，也就暂且搁置吧。
另一点推测就是：洪承畴的立功，已经引起了崇祯皇帝和朝廷的各位大臣的猜忌和防备。因此，他们并不给洪承畴以授权，让他可以带兵进入山西剿灭农民造反军队的主力。
郑凌当然也提供了相当多的证据，而且这些证据也都是来自于邸报中流露出的蛛丝马迹的。吴世恭一看以后确实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确实如郑凌所推测的一样，洪承畴这只老虎现在却被明朝朝廷捆在了陕西境内，不能够跑出来啦！
吴世恭是不知道，这其实有些冤枉了崇祯皇帝，而做出这些安排的正是新任首辅温体仁。温体仁现在正处在春风得意的时期。他与崇祯皇帝也处在蜜月期。
我们已经知道，温体仁是位一心为“国事”的人。不贪财、不结党营私，在道德上堪称楷模，因此，任何政敌都难以抓住温体仁的小辫子。
当然，温体仁的“国事”，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巩固自己的首辅地位；第二位的就是迎合崇祯皇帝；到了第三位，才是真正的国家大事。
并且温体仁还是位权欲相当强烈之人。虽然洪承畴的威胁还比较远，但是温体仁依然要未雨绸缪。万一洪承畴出兵山西把农民造反军队全剿灭了呢？那一定会酬功升任兵部尚书的。甚至可能超拔入内阁。
而有了军功在手，洪承畴就很可能威胁到温体仁首辅的位置。还不如现在让洪承畴老老实实地待在陕西，让其他的官员分润一些功劳吧。
不过吴世恭肯定不会知道这些高层的隐秘事，他的官职也太小。庙堂上也没有吴世恭插嘴的地方，现在明白了郑凌的这个推测以后，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无非是让吴世恭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罢了。
但是，郑凌的另一个大胆推测就对汝宁军是至关重要了。
通过邸报所知，现在在山西的农民造反军队的情况并不是太妙。
崇祯五年十二月初七日，临洮总兵曹文诏奉命和部将马科、曹变蛟等人一道，带领“逐一挑选、屡经战阵”的马步兵丁三千五百人由甘肃庆阳开拔，经潼关渡河，前往“山西蒲州、河津贼聚等处。转至平阳、潞安一带各贼四犯地方”
明廷对剿匪首席刽子手曹文诏部入晋会剿，寄予了很大希望。崇祯皇帝亲自批准给曹文诏先加升一级，授权“节制秦，晋诸将。”而马科、曹变蛟等也分别升官以资鼓励。明朝朝廷希冀把陕西的战果扩大到山西，一场围歼山西起义军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而为了对付鏖集山西的明军。农民造反军队采取了避实就虚的策略。崇祯六年正月，他们东跨太行山进入畿辅地区。出现在顺德（今河北省邢台地区）、真定（今正定）两府境内。这使明政府深感不安。
为了堵御农民造反军队进入畿南平原地带。保护京师的安全，明廷急忙抽调通州兵二千，昌平兵二千，会同保定总兵梁甫部八千人，配合大名兵备道卢象升和山西官军夹剿。
在同明军作战中，农民造反军队充分发挥了流动作战的优越性。他们在晋、冀、豫三省接境地区不断转移，避开官军的重兵，相机出击。这就使官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里所说的河南地区是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地区。而吴世恭的汝宁军认为农民造反军队进入的河南，为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因此。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
这一打游击战，明朝朝廷内的矛盾也激化了。兵部指责“河南不塞太行之险，揖贼使入，不得无罪。”而河南的士绅们（这些士绅背后站着的都是河南地方官员）向朝廷请求，由三边总督洪承畴兼管山西、河南军务。
虽然兵部同意了这个方案，认为可以统一事权，防止各省互相推诿，便于全面部署对农民造反军队的围剿。而且兵部还建议洪承畴移驻三省交界的潼关，监制山西、河南二巡抚和曹文诏、邓玘、张应昌三总兵。
可是，在首辅温体仁的劝说下，这时崇祯皇帝还是不愿意让臣下掌握较大的权力，没有同意这个方案。
崇祯皇帝把起义军活跃于三省归咎于官军作战不力，所以派太监陈大奎、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等为内中军，分别出任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四镇的监军。
崇祯皇帝也当了皇帝六、七年了，也在文官的面前吃过太多的苦头了，所以现在他也只能够自打耳光，任用太监派到军中充当自己的耳目，以此来防止文武官员的欺蒙。
但是，宦官们擅长的只是巧言令色骗取皇帝的信任，借以招权纳贿。在军事上他们完全是外行。所谓“监纪功过”，不过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发财的机会罢了。
而地方上的文武官员，为了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点好话，从贪污所得中分给一些油水，也就串通一气，互为表里了。
农民造反军队在畿南地区同明军作战互有胜负。由于当时造反的农民的力量还敌不过官军，华北大平原上又无险可据，在朝廷逐渐加强这一带防守力量以后，起义军就转入太行山区。
而明潞王分封在卫辉府（府治在河南汲县），他眼看农民军在豫北的力量越来越大，封地岌岌可危，乃上疏告急。因此，崇祯皇帝特命倪宠、王朴任总兵，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为监军，统京营兵六千往豫北征讨义军。官军倚仗优势兵力，逐渐把起义军主力压缩在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地区。明政府以为北有重兵，南扼大河，可以把起义军消灭在这里。
而在这时候，崇祯六年五月，起义军的一位重要首领紫金梁（王自用），在河南济源病死了。王自用在王嘉胤死了以后，曾被在山西的各支起义军推为盟主。后由于明庭施展离间计，使紫金梁和其他首领人物之间有了隔阂。不过尽管如此，王自用在当时仍然是一位有影响的领袖人物。
而这时候，明庭调来的官军云集于晋、冀、豫三省的交界地区。由于当时主要的战场已经移到了豫北，因此河南省的官军称为主兵，共有八千三百余名；山西、河北和京营客兵达一万九千六百人，加上曹文诏等所统陕西兵，参加围剿的官军总数当在三万以上。而农民造反军队活动的余地也越来越小，粮食给养都极感困难，面临着被官军围歼的危险。
因此，在明庭下发的邸报中是一片乐观情绪。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到了这个时候，整个明庭还是没有对纵横几省的农民造反大军重视起来。明朝朝廷的军费开支还是大部分投入到了辽东。当然，孔有德的登莱叛变也占用了明朝朝廷的大量军费。
可是汝宁军可不同，因为他们的首领——吴世恭已经做出了“天下大乱“的预测。因此，汝宁军的一切行动都是向最坏的结果而准备的。
而郑凌的推测正是基于此点。他在推测中说：如果陕匪要摆月兑这种不利的局面，那一定要渡过黄河进入中原河南月复地。
可是在重兵防御之下，渡河是件很困难的事，也搜集不到这么多的渡船，所以要渡河，就一定要等到黄河封冻。因此，陕匪最可能进入河南月复地的时间，也是最危险的时间，就是今年的冬天。为此，汝宁军要尽快做好一切对敌的准备。
当然如果今年冬天陕匪不能够渡过黄河，那么陕匪将会蒙受重大的损失，在未来的几年内，陕匪也将不再可能进入河南月复地，威胁到汝宁军。
在看了郑凌的这个推测以后，吴世恭与邓启帆和薛永利等主要幕僚商讨了一番，发觉这个推测有着相当大的可能性。而吴世恭也首次能够把握住农民造反大军的动态了。而这对于汝宁军的备战更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宁愿白用功，也不愿意抱有侥幸。吴世恭立刻开始加紧汝宁军的备战工作。而杨狗蛋的所有工坊也开始了倒班生产，抓紧每一点时间来增加汝宁军的实力。
吴世恭立刻把郑凌提拔为山川司的副司长。而且郑凌负责的这个情报汇总和分析部门，也直接归于了汝宁军的内书房来管理。
而在现代的情报搜集中，通过敌国的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的搜集，也是情报的一大来源。而现在有了郑凌的这个部门，汝宁军的情报工作终于开始打开了局面。不过，这也与郑凌自身的努力用心分不开的。这机会总是落到有准备的人的身上啊！
但是令吴世恭没想到的是，吴世恭在这里争分夺秒的，一件很大的意外事件却发生了。他将不得不离开汝宁，要赶回京城去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