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担心果非多余。レ思路客レ清廷早在将总理衙门和丁rì昌关于海防的条陈交各位督抚详议的同时，就以左宗棠“留心洋务”，咨请他参加讨论。于是，围绕着“海防”还是“塞防”的问题，清廷中出现了两大阵营，各个政治势力重新组合。
海防派以李鸿章为中坚，除了沈葆桢、林义哲、丁rì昌、李瀚章、王凯泰等支持者外，还有山西巡抚鲍源深、河南巡抚钱鼎铭，内廷中醇亲王奕擐及刑部尚书崇实、刑部左侍郎黄珏、御史余上华等也加入到这一阵营之中，一时声势颇壮。
而以左宗棠为中坚的“塞防派”，则有湖南巡抚王文韶、漕运总督文彬、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等的有力支持。这一派具代表xìng的理论是“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其实，从根本上说还是主张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优先解决西北塞防问题，以收“西北无虞，东南自固”之功。
左宗棠针对李鸿章关于停撤西北塞防的主张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虑，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则大有所妨。”
李鸿章针锋相对，指出：“xīnjiāng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阿古柏占据xīnjiāng已经七八年了，现在除哈密、巴里坤一角仍在清军手中，xīnjiāng大部分地区先后被阿古柏势力侵占，但关陇地区并未受到sāo扰，而且以阿古柏的那点军力，能占据全疆已是了大不起了，根本无力进犯关陇，是以李鸿章这么说其实没什么错。但在后世的愤青们看来，这妥妥的是卖国贼的言行），海疆不防，则月复心之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辨者。”主张停塞防之饷，“均做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运饷，有不穷困颠蹶者？”
话虽如此。李鸿章事实上也无意放弃xīnjiāng，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一，停兵。建议朝廷停撤西北地区已经出塞及准备出塞的部队，令其“严守现有各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停撤多余出来的饷银，则移作海防之用。二，经营。李鸿章的经营xīnjiāng的方略则是：“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李鸿章认为。如此则既可以挫败英、俄兼并之心，中国也不必劳师远征，实为“经久之道”。
李鸿章建议将xīnjiāng经营成“如云贵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的观点。放置在1875年的中国，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在这个时代，传统的“天下观”还远未被近代的“世界观”所取代。李鸿章语境里的“越南”、“朝鲜”，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而是中国传统“天下观”里面的藩属，其将“越南”、“朝鲜”与中国本土的“云贵之苗瑶土司”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换言之，李鸿章从来都没有说过要放弃xīnjiāng，他所提出的建议，建立在1875年清廷的“天下观”基础之上。这种“天下观”在后世看来貌似荒诞，但在当时，却是清廷所竭力恪守的正统意识形态。
晚清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艰难转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晚清国人传统政治理念向近代政治理念转型的过程。李鸿章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所持意见，正是这一转型过程中的产物。后世之国人体会不到当rì观念转型期的混沌与茫然，而简单地痛斥李鸿章为“卖国贼”，痛快固然痛快，却也可悲亦复可叹。
比较起来，左宗棠的意见则不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左宗棠因为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而在后世饱受赞誉，但事实上，李鸿章等所谓的“海防论者”也并不认为塞防不重要，其分歧不过是现有财力条件下，塞防与海防，谁该优先办理而已。与李鸿章认为海防危机更甚，应集中财力优先办理不同，在左宗棠看来，海防费用可以省去购船与雇船之费，因为福州船政局已经可以自己制造船舰，不必再动用西征的饷银；再者，即便不西征，画地而守，也不可能省出饷银供海防使用。而左宗棠为了强调xīnjiāng的重要xìng，不惜拿京师为题目，恫吓起朝廷来：
“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jǐng……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rì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左宗棠的“重xīnjiāng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的神论一出，果然起到了他想要的效果。象大学士文祥这样的重臣，都不免为左宗棠的神论所影响。
如果说为了保京师而重视xīnjiāng的话，那么离京师更近的大海，是不是也应该重视呢？
左宗棠——一个曾经是海防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事实上却成了海防建设的最大反对者、阻碍者！
“此次海防筹议，他左季高若是不上折子反对，反倒是奇怪了。”李鸿章苦笑了一声，说道。
“其实，收复xīnjiāng，在他左季高来讲，并非极为难之事。”薛福成道，“可他却偏偏说得有如天塌下来一般，殊不可解。”
“xīnjiāng回逆，不过匪类而已，远不似昔年张格尔叛乱之势大难制，陆路虽遥远，大军出征，不数月即可平定。他左季高又要粮饷，又借洋债，要行‘缓进急战’之方略，如此旷rì持久，需得多少银钱，方能填了这无底之洞？”李鸿章叹道，“如此一来，海防需银便无从着落，真是愁煞人也！”
正当此时，另一股政治逆流经过多rì的酝酿和等待，终于耐不住xìng子涌流而来。
如果说“海防论”和“塞防论”只是夹带“湘”与“淮”、左与李两派历史恩怨的、不同的国防观点之争，那么，新荡起来的这股子逆流，则完全是以“清议”自居的封建统治阶级顽固派对“自强”运动的挑战。
首先跳出来的是礼亲王世铎。
这位礼亲王，是个为人贪鄙、昏庸、顽固保守的政客。他在同治年间授内阁大臣、宗人府右宗正、宗令，rì后把持军机处多年，直到宣统三年才退出政治舞台。关于他的昏聩，清末人陈赣一有过这样的记载：
清礼亲王世铎，年迈昏庸，不识时务。其子侄辈，有自欧洲游历归国者。世铎见面，问之曰：“洋鬼子国亦下雪否？”诸子侄皆掩口胡卢，对曰：“中外同一天地，风霜雨雪一也。”世铎默然。
一个连外国是否下雪都不知道的王爷，在中国政坛却常常游刃有余，充满政治智慧。你看世铎向慈禧太后递的这道折子，不是足以显示其“滑头”的水平吗？折子中，世铎先是试探慈禧太后的口风，虚言了几句“洋枪炮、水炮台、水雷还是要买的呀”，然后，话音一转，提出问题：“那铁甲船不是很大很重吗，买了它停在哪儿呢？再说每艘要几百万银子，也太贵了。要不还是别急，就让李鸿章、沈葆桢先去考察考察，回来研究研究再说。”
礼亲王的折子是一个信号，它告诉那些多rì恨恨不语的嘴巴：该说的我可带头说了，就看你们的了。
涨红着一张卫道的面孔也跳了出来，高叫：“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中国需要的绝不是花银子建什么劳什子海军，而是应该像老祖宗定的那样，“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但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师洋人机巧”。
：“造兵轮撤艇船（指旧式水师舰船），名为设防，实为撤防。丁rì昌如此谋国，不知是何居心？”甚至咒骂丁rì昌为卖身洋人的“丁鬼奴”。
如果反对派的奏折内容仅止于此，李鸿章完全可以坦然相对。他自出道儿以来，就从没有怕过让人背后骂娘。可是很快，他发现他的对手并不简单，他们的言论绕过了建不建海军、怎么建海军的具体问题，而直接指向了要害——你李鸿章建海军，是“以夷变夏”，背叛祖宗！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别看你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忠臣像儿，说不定你还要“挟洋务以自重，恃洋器而自雄”，想拥兵自重，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白脸儿曹cāo！
“上纲上线”，抓你的“政治倾向”，戴帽子、打棍子，给你“定xìng”，总之，必yù置你于死地而后快。
制机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学洋学，学洋学即不能不以洋学之jīng否为人才之用舍……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