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卫国没兴奋多久，猛然发现冀中根据地想要办银行和商社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商社还好说，毕竟**内部倒卖物资已经不是新闻了，像鸦片、军火、粮食，还有药品，没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卖的。
银行就不同了，尤其是拥有发钞权的银行，几乎是一个独立政权的象征。更过分的是郑卫国要发行的还不是法币，这让奉行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常凯申委员长情何以堪？
不过地方独立发行钞票并非没有先例，江西的苏区就不说了，像东北、山西、云南都曾发行过自己的货币。特别是山西，阎老西儿在曾三发“省钞”，其中最后一次就是1938年5月间开始的，一直到1940年因百姓激烈反对才作罢。
在1935年的法币政策实施之前，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四行以外，全国有发行权的银行和银行机构共三十家，发行总额达三亿元。至于地方银行发行的钞票和各种工厂、商店、钱庄或其它非金融机构所发行的私票，更是混乱已极。
实施法币政策之后，国民政府加强了金融管制，虽然发钞银行还有四家之多，但这四家（即上面的提到的中、中、交、农）无一不有国家背景和江浙财团的身影，实际掌舵人就是传说中的“四大家族”。
郑卫国和冀中根据地现在的地位非常尴尬，论独立性不如阎老西儿。所以老西儿敢肆无忌惮地办银行，发省钞。常凯申不仅不敢发火，还得小心笼络，生怕这老汉一怒之下投了日本或者八路。事实上，郑卫国跟河南的商震、绥远的傅作义有些类似，只有军事实力，缺乏政治和经济等软实力支撑。
论亲厚又跟真正的中央军没法比，或许之前委员长还存着“招安”的心思，但随着郑卫国在东北军内的影响和地位不断提高，这个想法恐怕早就抛到爪洼国去了。当然。就算再亲厚。常凯申也不会把金融权交到郑卫国手上的。
可不办银行也不行，因为华北日军已经开始发行伪币了，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联银券”。由于日军大肆印刷，联银券发行后不久便急剧贬值。北平有民谣“孔子对天坛。五百当一圆”进行讽刺。（注：联银券上面印着孔子和天坛的画像）
伪币虽然没有任何信用可言。但依靠日伪当局的强力推行必将在华北大肆流通。如果各根据地不采取切实办法加以应对，那整个华北的金融都将被日伪军控制。所以，不仅要办银行。发钞权也得拿到手。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取得武汉方面的谅解，郑卫国担心因为这件事情影响跟军委会的关系。要知道现在很多方面第四十一集团军都离不开军委会的支持，比如说跟德国的军火交易。
周参谋长显得有些乐观，劝解道：“总司令您不用多想，这件事情委员长肯定会支持的。不过按您说的直接发行冀中币可不行，我们必须表现地灵活一点儿。”
郑卫国对官场上的事情不太懂，奇道：“怎么灵活？是请中央财政部的人下来指导，还是直接花钱贿赂？十万元以内都可以考虑。”
周参谋长呵呵一笑，说：“都不用，您直接向军委会请示就行了，但这个新币种不能叫冀中币，更不能叫人民币，还是得叫法币。”
郑卫国一愣，说：“发行法币？这不是跟中、中、交、农四大银行的地位一样了吗？委员长怎么可能答应？”
周参谋长解释说：“跟四大银行当然不能比，我们只要保证这种货币仅在华北流通就行了。换句话说，还是一种地方币种，不具备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的资质。只要不影响大后方的金融，我想委员长是不会为难咱们的。”
郑卫国还是没弄明白，疑惑道：“那不还是冀中币吗？”
周参谋长笑道：“不一样！您换个名字，委员长就会认为您是在主动维护中央权威，心里一高兴事情就好办了。您要是不给这个台阶，委员长可能也会答应，但心里落个疙瘩，说不定哪天就会翻脸。”
郑卫国总算有点明白了。说白了，还是实力的问题。随着东北军向郑卫国靠拢，他已经不是普通的集团军总司令或者战区副总司令了。委员长心里就算再不满，也不会轻易跟他翻脸。当然，如果想要长期合作的话，还是需要一点儿政治智慧的，比如说给委员长一个台阶。
想通了之后，郑卫国就把事情交给周参谋长去办。依他对国民政府和军队的了解，这点儿事情应当不在话下。
周参谋长点点头，说：“好，总司令请放心，银行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不过八路那边还得由您出面解释。毕竟筹积准备金和物资调度的事情还需要他们配合。”
郑卫国说：“嗯，我知道了，你放心去办吧！”
这等大事确实要得到延安方面的支持，否则免不了有后遗症。好在延安方面是绝对不会拒绝的，因为晋察冀边区已经抢先把银行办起来了。不得不说，在金融方面，gc党比国民党要专业得多。
早在1938年3月20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就在山西五台县石嘴镇的“普济寺”开幕营业了，同时还发行了一元和五元的晋察冀边区银行钞票。有趣的是，这种钞票跟陕甘宁发行的边区票一样，都是“粮本位”的。
当然，即将成立的冀中银行跟晋察冀边区银行是有区别的。比如说股本，冀中银行是由民间集资的形式来完成的，有商业银行的性质。边区银行纯粹是一家“政府银行”，相当于边区的央行。
对于冀中这种“新举措”。延安方面并非没有疑虑，主要是担心资本家的“弹衣炮弹”会腐蚀干部，影响党风廉政建设。同时，也担心地主阶级的加入会使得四十一集团军“变质”，从而倒向国民党一边。
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太祖亲自拍板，同意由冀中率先试行。因为这个方法的好处也非常明显，简而言之——让别人用别人的钱给自己挣钱，天下间还有比这个更划算的买卖么？
得到延安方面的回复之后，杨教授和程政委就带着军政班子里面的鼓动高手四下游说。劝说根据地内那些有名望的大地主、大财主、资本家（冀中有一些轻工业）入股冀中银行。虽然国府的批文还没拿到。
gc党的办事效率确实惊人，也就一天的功夫就动员了十几名有钱的财东，总共筹集了元的20万现大洋的股本银子。要知道就算是北四行之一的大陆银行，最初资本也不过200万大洋。由此可见。冀中民间是真的富裕。而且抗日热情也足够高。否则没人愿意从地下把“子孙钱”挖出来。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冀中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差点儿影响了银行的开业和准备已久的“天津计划”。还是河北民军的事情，只不过矛盾彻底公开化了。
前文曾介绍过。河北民军先遣军司令张存实的真实身份是地下党，但总指挥张荫梧并不知情，还傻呼呼把他派来“调停”。调停什么呢？名义上是调停博野民军司令张仲翰与下属两个团长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想重新获得博野甚至周边六县的控制权。
冀中早被郑胡子视为囊中之物，更何况博野县紧挨着蠡县，岂容他人染指？于是郑卫国就暗中指示先遣军司令张存实发动军变，伺机夺取这支部队的指挥权。
张存实历史上曾经担任过冀中情报机关的负责人，有多厉害就不用说了。他先花了几天的时间将博野民军各派系的情况模得清清楚楚，然后召集各团团以上军官开会。
当时博野民军有三个团，一团团长由副司令张子元兼任，驻扎在城东；二团张文祥任团长，驻扎在大程委镇；三团李侠飞任团长，驻扎在北杨村“四存中学”。
博野民军司令张仲翰之前已经介绍过了，是地下党，自然是支持郑卫国这边的。那位张子元副司令曾是吉鸿昌的部下，政治态度可想而知。而二团团长张文祥和三团团长李侠飞都是张荫梧的铁杆。
张、李二人见张存实是张荫梧派来的，丝毫没有戒心，接到命令后二话不说就来赴宴了，连警卫员都没带几个。酒席间有没有摔杯不知道，反正两人都被当场抓了起来。二团和三团顿时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轻而易举地就被解除了武装。
随后，张存实又对部队进行清理，凡是被认为是张荫梧的人都被抓了起来。当然，看在同胞的份上并没有大开杀戒。愿意继续抗日的，可以留下来，而且职务待遇不变，只是需要换一支队伍。想去找张荫梧的，也不拦着，甚至还可以酌情发放路费。
整顿完成之后，张存实就以冀中民军司令的身份在博野公开宣布将接受第四十一集团军的统一指挥，从此月兑离河北民军。郑卫国当然欣然表示接受，早已准备好的步兵35旅迅速进入博野县，对原博野民军进行打散整编。从此，博野民军就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而35旅也凭空多了两千人马，实力大增。
张荫梧此时还在山西陵县猫着，闻讯之后差点儿没气死，当即命令河北民军副总指挥王长江率领三个团兵进博野，企图夺回冀中民军的领导权。同时接到命令的还有民军副总指挥乔明礼，乔部当时就在冀中，已经发展到六个支队，共计七、八千人马。
大战，似乎不可避免！
郑卫国听说这个消息之后也很震惊，对周参谋长说：“这个张荫梧是不是疯了？难道他以为手下那三瓜两枣打得过我们四十一集团军？”
根据情报显示，王长江带来的是河北民军第一、第六、第七，一共三个团的兵力。其中第一团、第七团是所谓的核心团，装备较好。但是再好也不可能跟正规军相比，就算是三个团加起来也未必打得过97军一个团。
乔明礼部人马虽多，但大部分都是溃兵、土匪、地主武装和反正的伪军，这些部队不加以改造，很难发挥出战斗力。事实上，乔明礼坐拥八千人马也只能打打游击，哪怕是碰到日军一个加强中队都束手无策。
周参谋长笑道：“怎么可能！张荫梧再狂妄也不至于如此。依我看，他多半是想借助舆论的力量迫使我们让出博野县，并不是真的要跟咱们交手。”
郑卫国眉头一皱，心想这倒是有点儿麻烦。毕竟河北民军也是军政部明令认可的抗日武装，自相残杀总是不好。(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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