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０年是义和团运动百年祭奠。本文就聂士成与义和团运动略作论述。
一、聂士成与义和团
史学界历来把聂士成屠杀义和团作为其一生中洗刷不掉的污点。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聂士成是有两次大规模的镇压义和团的行动，不过和他以前镇压农民起义的行为有较大的区别，是无奈中的平定与抗争，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xìng。
众所周知，义和团的反帝活动带有盲目的排外xìng，他们为了反对外来的压迫，全面排斥所有外来事物——jīng神的、物质的、进步的、反动的，等等，为鸦片战争以来饱受物质欺凌与jīng神压力的中国寻救解月兑。但是其方式是落后的，其取向是逆历史cháo流的。民族感情不能代表正确的历史发展方向，正所谓合情而不合理。
１９００年５月（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前后，义和团进入直隶，大肆展开破坏铁路等近代化设施的活动。从５月２７rì到２９rì的三天内，先后拆毁了芦保铁路上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之间的数百里铁路，焚毁车站及附属机构，并将沿路电线杆砍倒、电线割断，使这一地段的铁路运输、电讯顿时中断。而此时的毁路断电并不与阻止八国联军进犯有直接的联系，而更多的是他们仇外心理的渲泄。较多接受西方近代化文明并以保境安民为己任的聂士成由此在四面楚歌中开始了与义和团对立的艰难过程。
早在５月中旬，清zhèngfǔ就命令驻扎在芦台的直隶提督聂士成派营“协助防缉”①，并连连电令其对义和团进行“认真弹压”，对铁路“专派队伍妥为保护，毋任再有疏虞”②。聂士成秉承旨意，同时也出于自己的责任所在，立即作出部署：命令邢长chūn、杨慕时分别驻扎保定与高碑店“保护铁路”。这样聂军与义和团之间产生了直接冲突。当义和团焚烧铁路更甚时，荣禄于６月６rì电催聂士成火速北上，“按段迎护铁路”③。聂士成当即率队前往杨村、落垡等地。此时，落垡附近正有大批团民拆铁路、烧枕木。聂士成并没有当即镇压，而是先派部下前往晓谕疏解，团民并不理会，聂士成仍不厌其烦，再三派人前往宣导：“铁轨为朝廷之物，不与洋人相干，若辈烧毁是与国家为难也。洋人如有侵犯，本军门自能堵击。尔等速行解散，各安生业，勿滋事端，致蹈叛逆之罪。”④众团民听后，佯作退状，当分两路退近聂军时，突然杀声四起，向聂军“四面包袭”⑤而来。聂士成见状当即“饬军校作团阵排枪外向，俟子弹能及而后击之”⑥。此次团民被杀多达四五百人。落垡一战，聂士成成为义和团之的，团民发誓要报落垡之仇。清zhèngfǔ此时对义和团剿抚不定，态度游移。落垡之战后，又电令聂士成“勿浪战邀功”⑦，禁止再击团民，甚至将其革职查办。处于夹缝中的聂士成左右为难，既不敢违背朝廷旨意，又不容于义和团民，但他保国安民之心始终未变。当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炮声响起时，聂士成又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反侵略的战场。此时聂士成和义和团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冲突。如果说前一次镇压义和团是奉旨而行，那么这一次聂士成的行动则带有正义的sè彩。
６月，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守卫天津的清军主要是聂军。此时义和团也大批进入天津，名为共守津城，但与聂军之仇并没有因大敌当前而稍有泯灭，而是愈演愈烈。义和团在城中见聂军即杀，并再三向直隶总督裕禄等施加压力，要求查办聂士成。据记载：一rì，聂士成在街上遇见团民，团民立即手持大刀直奔其马首，聂士成见状无言以对，只得以大局为重，避入路旁衙门内，团民并不罢休，杀其下属士兵数十人以泄愤⑧。其实，义和团此时在津的表现并不如历来所认为的那样英勇。“方五月下旬，聂军之急攻租界也，团匪始犹出阵，继以数受创，乃不敢往，常作壁上观，反四处焚掠。所当敌者，惟官兵而已”⑨。又有记载“六月初一rì（６月２７rì）洋兵由租界迳西扑城南海光寺机器局……我兵奔而御之，拳匪惧洋兵之阻其归路也，间道而出，适在我军之前。拳匪叱官军让路，其时胜负存亡间不容发。官兵始犹慰之，语拳匪勿回，与我军协力堵击。拳匪以为速其亡也，又与官兵哄，yù夺路而归。洋人已尾至矣，拳匪奔，官军不复能成队，乃随之奔。而南局又失矣”10。类似的记载还有。在这种情况下，聂士成愤慨异常，认为“倡灭洋以酿祸开衅者，团匪也，乃临事见不妙而以大敌诿官军；官军再四血战，断头胪、折肢体者十之二三，而彼犹内窃忠义之名以误朝廷，外肆盗贼之行以害闾里。”11在义和团的再三挑衅下，聂士成愤而下令：尽力攻之。义和团也不示弱，竟乘聂士成与联军血战不下，无力后顾之时，把他的家人全部挟持而去，其中还包括他八十多岁重病在身的老母，以为人质。当聂士成退下阵，闻此信，急急带亲兵前去追赶。这时团民中有人大声讹传“聂军反矣”。练军与团民一起开枪阻击，聂士成只好败回12。前面是八国联军无休止地增援与进攻，后面是家人被掠、团民猛追穷打，而朝廷不明内里，以他“通洋人”对其加以弹劾。内外交困，忍辱负重的聂士成再也难以支撑，觉得只有以身殉国方可一舒己志。终于，战死八里台。
马克思说过：东方民族那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xìng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13。义和团正是这种破坏力量的真实写照。在此我们姑且不论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切原因，但这种破坏力迟滞了中国近代化的脚步。作为晚清军界中较早觉醒并较多接受西方文明的聂士成，对这种破坏力量的抗击，是有其思想根源的。作为一名正直的军人，聂士成素以忠君守道为职志，但又以务实态度面对目前发生的一切，他以理智对盲目，以劝导为先，谕之以理，在这一切无效后，而施以军事行动。鲜为人提的第二次冲突，更是是非难辩，抛开感情而论，正义的天秤仍是倾向聂士成的。
二、聂士成抗击八国联军
聂士成对待外来侵略者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就是坚决抗击。他在中法战争、中rì甲午战争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受到世人的赞颂。义和团运动中他参加抗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由于义和团运动情况复杂，朝廷和战态度变化不定，以致他的抗击外来侵略的军事行动受到朝廷态度的很大牵制，而在整个运动中表现出了前后不同的变化，使原本清晰明朗的事实蒙上一层诡秘的面纱。
义和团运动中聂士成对侵略者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首先看一看清zhèngfǔ对外宣战前他的表现。
１９００年５月间，义和团大队进入京津，声势浩大。各国公使大为恐慌，不断筹划并派兵入京。聂士成在奉旨弹压义和团的同时，对时局的认识也十分清醒。５月３１rì，他对裕禄提出：“目下情形，外侮尤亟”，请求“严饬炮台各将领，认真准备。再，我国兵轮雷艇，似宜饬令择要聚守，以备不虞。”15在当时清zhèngfǔ官员中，能认识到义和团不是当前大敌，忧患主要来自外侮，要认真备战以御其侮的并不多。对于荣禄“按段迎护铁路、保护洋人”的命令，聂士成表示难以执行，“民情惊疑，恐滋至变，敝军似难随护”。同时他还上书荣禄，提出了：“请知照各国钦使，令洋人在京者暂缓出京，在津者暂缓进京，在大沽口外者暂缓登岸”16的建议。但荣禄等并未采纳。当西摩尔率令联军进犯běijīng，途经杨村时，聂士成yù派兵阻击，裕禄发急电阻拦。聂士成义愤填膺，大发雷霆：“身既为直隶提督……直隶有敌不能阻，安用此一军为耶？”17当天（６月１０rì），聂士成再发给荣禄、裕禄一电：“伏患外人纷来，海防吃紧，敝军久住杨村，毫无裨益，当饬队回芦，以备不虞。”18表示他的愤懑。此议也被驳回。但聂士成仍不放松jǐng惕，“卒在此一路往来牵制西兵，使不得骤入。西人以兵少，又颇惮聂军大营在后，乃径议折回”19。在朝廷宣战之前，聂士成明确表示：对侵略者不随护，不准进京，不准登陆，随时阻击。这和荣禄、裕禄之流为侵略者大开绿灯的做法恰成对比。
再看聂士成在天津保卫战中的表现。天津之役从６月１７rì开始，至７月１４rì结束，前后歼敌约两千人，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抗击侵略者持续时间最久、战斗最激烈、歼敌最多的战役。而这次战役的清军主力就是聂士成所统新军。在６月２８rì前，除一些义和团外，清军只有聂士成的芦台军１０营、淮军练军３营，共约６０００人，实施围攻租界，阻止大沽敌军支援租界，阻截围攻西摩尔军等任务。战线拉得很长，兵力相当分散，从北仓武库到海光寺、紫竹林、老龙头，直至军粮城。聂士成挥军奋战于各处，并亲自上阵与敌厮杀。６月２０rì晨，西摩尔联军沿北运河向天津进犯，聂士成在武库小庙亲自指挥，拦阻痛击。此时运河两岸，聂军步、马、炮兵种齐备，奋力截击。联军受创极重，部分被击溃，重炮全失。直至２５rì凌晨，租界内援兵赶到，才把残兵接入租界。是役西摩尔联军伤亡三百多人。同时清军开始围攻紫竹林租界，并在东局子、海光寺、陈家沟一带奋勇抗击，至此聂军已血战１２天。外人评论说：“华兵虽众，皆不足虑，所可畏者，聂军门所部耳；聂军有进无退，每为各军之先，虽受枪炮，前者毙，后者又进，其勇猛处诚有非他军所可比拟者。”20聂士成平rì待兵如子。战斗中，他常“单骑驰赴各营，亲授机宜，抚慰将弁，激励士卒，往往泣下”21，士卒们大受鼓舞。６月２８rì，马玉昆率军抵津参战，和聂军划分攻守范围，马军负责老龙头、陈家沟、紫竹林一带；聂军负责南门、海光寺、八里台一带。此时聂军实力已大大削弱，但聂士成仍然意志坚定，每战必身先士卒。７月５rì，聂士成指挥部下在海光寺南路修筑炮台，用重炮三面猛攻租界，rì、英、法军亦用重炮还击，都压不住聂军炮火。敌军不得已进入跑马场内躲避。聂士成又选敢死队百人，乘船渡河突袭跑马场，迫使小营门敌军后撤22。７月７rì，联军援军１３０００人进入租界，在小营门架炮向河北与城内轰击，聂士成又一次亲率士兵夜袭小营门。行前他对裕禄说：“士成在一rì，天津有一rì，天津如失守，士成不见大帅。”23最终攻占了小营门。７月９rì，租界内的侵略军分数路出击津西南，围攻聂军。聂军奋勇还击，伤亡惨重。聂士成身中多处枪伤，仍奋臂驱马向前，“麾下将校执辔乞军门回，军门手刃之。将校知不可谏，乃随军门奋力冲敌”24。此时“联军自后以炮猛击，聂军几无一生者，惟见尸身仆于血泊中”25。聂士成亦“身中数炮，月复裂肠出而死”26。聂士成的牺牲使清军失去了一员战将，也使保卫天津的清军力量大受削弱，“自聂死后凡五rì而津城陷”27。聂士成以他的生命实现了他“吾目未瞑，必尽吾职，不许外兵履土”28的誓言，他无愧为近代史上一位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者。三、聂士成与清zhèngfǔ
庚子年间，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错杂，社会风云变幻。清zhèngfǔ为维护其统治和利益，不停地变化自己的政策，朝令夕改。作为一名军人，聂士成视“有匪必剿，有敌必御”为信条，以守土安民为己任，很少去猜度最高统治者的心理，也较少附和政治的需求。义和团运动期间，聂士成与清zhèngfǔ的关系就显得十分的微妙。
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清zhèngfǔ对义和团的政策是剿抚兼施，而这时给聂士成的旨意基本是以剿为主。早在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１４rì（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rì），裕禄就致电聂士成：“可否于贵部内派马队二营，饬往河间、深、冀一带，会同毓渠，如云所带之队，办理此匪，俾地方早就安谧。”29至１９００年四五月间，从皇帝、军机处、总理衙门大臣到直隶总督、湖广总督、铁路督办等的电报不断，都饬令、请命和要求聂士成“认真弹压”30，“毋任再有疏虞”。可见此时的清廷，把剿灭涿州、芦保铁路沿线义和团的重任托于聂士成。聂士成也秉承清廷的旨意，立即进行部署，镇压义和团。前已论及，此不赘述。
义和团运动进入高cháo后，清zhèngfǔ对义和团的政策由剿变为全面招抚。这主要是西太后以及载漪、刚毅等后党分子企图利用义和团、计划废帝立储等政治需要的原因。６月上旬，西太后派赵舒翘、刚毅等到涿州一带探听情况。由于聂士成统领下的武卫军前军是晚清军界中近代化程度最高的部队之一，以及屡次违旨抗敌，再加上此刻正为保护铁路与义和团结仇，这一切既不为团民所容，更遭刚毅等守旧官僚的嫉恨，外国舆论对他也不好，一时间诬蔑与诽谤之词直通京师。如山东道监察御史许佑身在６月１０rì上折，谓聂士成“残伤民命、启衅邀功……办理不善，咎无可辞”31；６月１４rì刚毅又上奏：“义和团因聂（士成）军之装束，近似洋人，便呼二毛子。持刀相向，势不两立”，“聂军出其不意，轰毙拳民一二百名。自此结仇甚深。该军进剿，殊形猛浪。……臣等回京面奏，请撤聂军。”32类似无理并与事实不符的奏折又何止一二份！
及至清zhèngfǔ与八国正式开战，聂士成血战沙场，而背后的污言秽语并未停止。开始传出聂士成出卖西沽炮台得银８０万两的谣言33，继而又传“聂军助洋剿民”34，朝廷也认为：“各国开衅，京津各军尚皆可用，惟聂士成一军，平rì第讲洋cāo，临敌为洋教习所制，以致未战先溃，委械受夷，兵弁中尚有入洋教者，甚至倒戈相向，甘心从逆。”35对于聂士成及其军队在天津之战中所为，裕禄目击始终，深知其劳苦功高，然而裕禄畏惧权臣，为势所迫，只图自保，不敢代白。更有甚者，当聂士成血战八里台时，军机处直寄上谕：“旬rì以来该提督并无战绩……聂士成著即革职留任，仍著严督所部各营，迅将紫竹林洋人剿办，并速恢复大沽炮台，以赎前愆。如再因循致误戎机，定将该提督按照军法从事，决不宽待。”36此时聂士成内外被敌，上不见谅于朝廷，下不见谅于团民，前有八国联军无休止的进攻，后无一援军，不禁仰天长叹：“抚髀痛曰：‘我唯有尽力报国已耳’。”37遂抱必死之心，以杜谗言，终于战死在八里台。他的死也没换来朝廷的谅解，７月１２rì上谕：“昨降旨将该提督革职留任，以观后效，朝廷曲予矜全，望其力图振作，借赎前愆。讵意竞于本月十三rì督战阵亡，多年讲求洋cāo，原期杀敌致果，乃竟不堪一试，言之实堪痛恨。”38因而聂士成的身后事极为凄凉，老母无人过问，弱子遗落他乡。正如人们评说：作为一名爱国者，聂士成死得其所；而作为一个封建官僚他又死不瞑目。
随着形势的变化清zhèngfǔ改变了对聂士成的评价：由贬而褒。清廷由战而乞和，对义和团由抚而再剿。原先的权贵如载漪、刚毅之流先后倒台，荣禄、李鸿章、袁世凯等又重新为朝廷启用，也重新评价了聂士成的是非功过。１９０２年３月１９rì（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十rì）上谕：“已故直隶提督聂士成，秉xìng忠贞，沈毅果敢……前岁拳匪事起，仓猝用兵，备多力分，众寡不敌，卒以身殉，洵属大义凛然。……聂士成著追赠太子少保，加恩予谥。”39可见，清zhèngfǔ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所在而对臣下予以褒贬与否。而聂士成作为一名封建官僚，忠君报国这一信念在复杂多变的运动中始终如一，未曾动摇过。
义和团运动过去一个世纪了，百年之后重新反思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不无诸多启示。正像陈旭麓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所说：“从爱国主义出发走向近代化和从爱国主义出发回到中世纪，确乎并不同义。”“从爱国主义回到中世纪表现了旧式小生产者在民族自强和近代化变革的重合交织面前所产生的迷惘。”40这种迷惘决定了义和团运动所体现出的爱国主义是不全面的，它只能更加掩盖小生产的愚昧xìng。从这一角度去审视聂士成的爱国者形象，似乎更具合理xìng。他镇压义和团民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当时已出现的微弱的近代化成果；他遭权臣嫉恨迫害，是因为他所统令的军队更注重向西方学习，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而当西方人用枪炮威胁国家安全时，他又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国土“不许外兵履土”。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的内涵，不仅要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保国守土，而且要纳入新的内容，即是否符合中国近代化的需求，是否与近代化历程相一致。
①②③⑤1516192930《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１０９、１３２、１６９、１７５、１３５、１６９、１８７、６０、１３２页。
④⑥⑧1024《拳匪纪略》，台湾文海出版社，第１０１、１０２、９８、９５、９９。
⑨11121820212627《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第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２、１５１、１５１、１８、１５２、１５２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６７页。17333437《义和团史料》（上），第４８６、１３５、４８８、４８８页。
22《义和团》第４册，第３６１页。
23杨慕时辑“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见刘翰凤《武卫军》。
25《义和团》（一），第１５０页。
28见《晚清祸乱稗史》。
3132353638《义和团运动档案史料》，第１１５、１３７～１３８、３２７、２６５、１１５页。
39《义和团运动档案史料续编》，第１３６２页。
40《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９７页。
作者单位：安徽滁州师专政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