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票 第一章 电影票

作者 : 孙一凡3703

()1999年7月13rì,上海,雨!

今天从天擦亮就飘起了细雨。

早上六点,天应该大亮时,却在漫天的yīn云一卷之下,整个天地间都沉浸在yīn晦无边之中。早起的人们就发现,四周细雨飘飞,被伴随的一阵阵狂风,吹成了无数歪歪的细线。

今天又是星期二,刘来又准备去看电影了。上海影城每星期二早场都是半价,所以刘来选择这天去看电影。尽管今天天气不是很好,可以用风雨交加来形容,但依然阻止不了刘来观影的热情和脚步。

刘来是个电影迷,好片子他都喜欢看。并且一定要到电影院看,他喜欢那的视觉和音箱效果,以及无比在家比拟的气氛。

现在的电影票太贵,动不动就要五六十块,甚至上百元,所以刘来选择在星期二的早场去看半价电影。

刘来是个节俭的人。并且他的收入也不高,他从上海大学毕业后,就被推荐分配到了上海图书馆工作,做了一名最基层的图书管理员。

这时代,大学生毕业已经没有什么正式的毕业分配制度了。但又属于教育、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的过渡期,所以学校还是会在国家就业方针、政策为指导下,为了提高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需求,每年毕业前,会和一些企事业单位、用人单位、人才市场联系,将一些招聘会办到学校来,着重对本学毕业生进行推荐。

刘来在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和托关系的情形下,能够通过层层筛选、面试,最终能得到这份每月也就只有一两千块的工作,很是不易。

当然在刘来好多家中有点背景的同学眼中,这根本不能算是份工作。那是时候的毕业生,要么去zhèngfǔ的机关单位,更多的流行进外企,中外合资等企业。那里的收入,比刘来这种上不上,下不下的工资待遇,不是高一点两点。

可是刘来还是干的很踏实,很是珍惜。刘来为人老实,家境更是不怎么样。不但家里大部分亲戚都是普通老百姓,父母更是在拼搏一生,才进入中年阶段时,就先后早亡,留下了刘来一人。

刘来的父母年轻时,都是响应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从大上海去了云南西双版纳边陲插队的知青。

当时刘来的父母都属于太年轻,也不知道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以及云南这个地方具体是怎么回事。反正当时全国上上下下都在流行这个,刘来的父母也就这么在居委会、学校、知青办走马灯似的动员和忽悠下,又因为家里人口着实不少,为缓解家里的经济状况,就报名去了云南。

最初刘来的父亲,那时还有点男人的热血想法,就是想参军。有这种想法的男人,或者确切点说是男孩,当时很多,也很普遍。但因为刘父家庭出身不好,家庭成分是地主。那时候这家庭成分,可是很重要的,左右了他们那一代好多人的一生。

刘来的父亲在想参军没指望的困境下,留在城市里也没人管安排工作。家里人口又多,在那个年代不光是经济压力大,连吃饭都成问题。不插队也没别的地方可去的刘父,所以也只能去了云南。

一拨拨的知青,男男女女,一到云南的西双版纳,就傻眼了,周围全是绵延起伏的山脉,和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和橡胶林,除了由茅草屋和竹楼围成的农场,走上百十里地,翻好几个山头,也看不见半个人影。

刘来的父母那时还都小,但那一辈人,能吃苦。就这样,他们就在那边陲之地扎下了根。根本不懂真正的恋爱和婚姻是什么的两小无猜,却因为打小邻居间的感情,极其到了这么一个要啥没啥,两眼一抹黑的困难之地,就在那吃苦耐劳的八年中。两人因为打小的感情基础,在那里相知相守的产生了爱情。随后就是结婚,并生下了刘来。

在刘来两岁那年,这些上山下乡的知青,终于被邓爷爷给解放了。70十年代末,八年前大批上山下乡,落户农村、边陲城、镇、农场的知青终于被落实政策,可以返乡了。

在这场牵扯甚多的知青返乡中,无数娶了,或是嫁了云南当地人,或是夫妻来自两地的知青夫妻,面临的两难的抉择……

这场声势浩大的返乡政策,足足影响了两代人的命运。国家这个政策是好的,像刘来一家,就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回到原籍,落实户口,还安排了工作。但对于有些人,有些家庭,却成了妻离子散的一个起点……

刘来的父母虽然已经在云南结婚生子,生活了八年之久。但家人都在上海,思乡之情也早已是难以抑制。好在两人都是来自同一个城市的人,落实政策时,没什么困难和过多选择的举家回到了故乡——上海。

刘来的父母在回上海后,都被安排在一家加工油漆桶的工厂工作。

刘来的父母从边疆农场返城,通过一双手,一生辛勤和不懈的努力,不但有了自己的住房,和安定的生活。

进入八、九十年代,刘来的母亲在经历下岗大cháo后,刘来家又赶上了动迁。刘来家花了差不多一生积蓄,买下房子的产权后。装修完新房的刘父,一病不起。很快经医院检查,刘父已经是肝癌晚期。刘父为了家庭,为了妻、子,放弃了所有治疗,回到家中拖了五个月不到,就撒手人寰了,享年不过四十九岁。

刘来的母亲,在伤心之余,也被照顾重新安排在了一家招待所当服务员。刘母为了供养刘来读书和维持整个家庭,拼命的工作,并包办cāo持着整个家庭的家务。

在刘来终于大学三年级时,刘母终因cāo劳过度和积劳成病,病倒了。刘母在一九九七年年底,因尿毒症,肾积水、肾功能衰竭等疾病的折磨和并发之下,去世了。

这一年刘来二十二岁!

还算好的是,刘来的妈妈去世时,他已经成年了。刘来也很懂事,在最后一年亲戚朋友的照顾下,顺利毕业,并有了这份工作。之后的两年里,特一直很珍惜目前来自不易的安定生活。每月除了必要的开销,自己还能存下点“老婆本”。他那点钱,除去必要的开销和老婆本,其实就所剩无几了。

刘来倒是没什么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也就喜欢看书,看电影。书不用买,他在图书馆工作,闲暇时可以随便看。看电影就不能了。不过电影刘来只看看星期二的早场,半价,而且一般一个月才来一次。

刘来是个上海这个时尚之都中的典型好男人,当然也是个平凡无奇的市井小民。你看看他,平凡的工作,低微的收入,一心只想过好自己那点看似安逸的rì子。一米七四的不高个头,不算英俊,只能算是过得去长相,倒是还算白净。他几乎一层不变的平淡生活,又有点抠门的xìng格,所以25岁的刘来,到现在也还没女朋友,也就不足无奇了。

冒着大雨的刘来,早早地来到了电影院门口,刘来赶的是八点的第一场。所以售票处都还没营业,由不绣钢铁条组成的卷帘门只开了一小半,透过玻璃门和里面还算通明的灯光,看见里面的工作人员在忙碌的准备着。

闲来无事的刘来站在售票大厅的突出门檐下避雨,同时正向里张望,像小孩似的盼工作人员快点来开门。

突然,身后有人出声道:“朋友,要买电影票啊?”

刘来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只见一个长的jīngjīng瘦,很是黑的家伙,背着个单肩包,一脸尖嘴猴腮样,正抖动着手中的一叠卡片,挤进售票厅的门檐下。

他又说了一边刚才的话,人已笑嘻嘻的,露着满口的黄牙和难闻的口气,挤进门檐里,和刘来并排站在一起。

老来电影院的刘来,猜到这家伙可能是“黄牛(上海人对贩买一些票证职业的特殊称呼)”。平rì里,因为刘来都是看早场,所以都没碰上过这票靠贩票为生的“黄牛”党人。

但作为土生土长上海人的刘来,对于“黄牛”还算并不陌生。“黄牛党”的称谓,是上海人用于描述一堆人在那里抢购物资或票券,有如“黄牛群之sāo然”的现象。

这种“票贩子”在běijīng行话叫“拼缝儿的”,而上海人称之为“黄牛党”,还有更形象的比喻把这类人称之为“票虫儿”。

黄牛活跃于排队购买门票的人龙附近,在中国,黄牛亦会乘chūn运,炒卖火车票。

不过,在中国改革开放前,还被定xìng为“投机倒把罪”的这些黄牛党,一度有些被灭绝了。但在改革开放后,又如雨后chūn笋般冒了出来。

刘来对这些黄牛党的家伙没什么好感。刘来听周围的朋友、同事说,有人上当受骗这些黄牛的不在少数,所以也就没理会跟他主动搭讪的这个黄牛。

那“黄牛”看刘来没理他,依然厚着脸皮继续对刘来游说道:“朋友要买电影的话,我给你便宜点。”

刘来挺烦这种“黄牛”,这种人不光贩票,有时是和出售这些凭证的员工勾结,赚取丰厚的利润。还有些就是用一些假票骗人,买些假票、假证什么的,从中谋取利益,所以刘来不愿和这种黄牛打交道,更别谈交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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