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13rì，上海，雨！
今天从天擦亮就飘起了细雨。
早上六点，天应该大亮时，却在漫天的yīn云一卷之下，整个天地间都沉浸在yīn晦无边之中。早起的人们就发现，四周细雨飘飞，被伴随的一阵阵狂风，吹成了无数歪歪的细线。
今天又是星期二，刘来又准备去看电影了。上海影城每星期二早场都是半价，所以刘来选择这天去看电影。尽管今天天气不是很好，可以用风雨交加来形容，但依然阻止不了刘来观影的热情和脚步。
刘来是个电影迷，好片子他都喜欢看。并且一定要到电影院看，他喜欢那的视觉和音箱效果，以及无比在家比拟的气氛。
现在的电影票太贵，动不动就要五六十块，甚至上百元，所以刘来选择在星期二的早场去看半价电影。
刘来是个节俭的人。并且他的收入也不高，他从上海大学毕业后，就被推荐分配到了上海图书馆工作，做了一名最基层的图书管理员。
这时代，大学生毕业已经没有什么正式的毕业分配制度了。但又属于教育、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的过渡期，所以学校还是会在国家就业方针、政策为指导下，为了提高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需求，每年毕业前，会和一些企事业单位、用人单位、人才市场联系，将一些招聘会办到学校来，着重对本学毕业生进行推荐。
刘来在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和托关系的情形下，能够通过层层筛选、面试，最终能得到这份每月也就只有一两千块的工作，很是不易。
当然在刘来好多家中有点背景的同学眼中，这根本不能算是份工作。那是时候的毕业生，要么去zhèngfǔ的机关单位，更多的流行进外企，中外合资等企业。那里的收入，比刘来这种上不上，下不下的工资待遇，不是高一点两点。
可是刘来还是干的很踏实，很是珍惜。刘来为人老实，家境更是不怎么样。不但家里大部分亲戚都是普通老百姓，父母更是在拼搏一生，才进入中年阶段时，就先后早亡，留下了刘来一人。
刘来的父母年轻时，都是响应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从大上海去了云南西双版纳边陲插队的知青。
当时刘来的父母都属于太年轻，也不知道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以及云南这个地方具体是怎么回事。反正当时全国上上下下都在流行这个，刘来的父母也就这么在居委会、学校、知青办走马灯似的动员和忽悠下，又因为家里人口着实不少，为缓解家里的经济状况，就报名去了云南。
最初刘来的父亲，那时还有点男人的热血想法，就是想参军。有这种想法的男人，或者确切点说是男孩，当时很多，也很普遍。但因为刘父家庭出身不好，家庭成分是地主。那时候这家庭成分，可是很重要的，左右了他们那一代好多人的一生。
刘来的父亲在想参军没指望的困境下，留在城市里也没人管安排工作。家里人口又多，在那个年代不光是经济压力大，连吃饭都成问题。不插队也没别的地方可去的刘父，所以也只能去了云南。
一拨拨的知青，男男女女，一到云南的西双版纳，就傻眼了，周围全是绵延起伏的山脉，和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和橡胶林，除了由茅草屋和竹楼围成的农场，走上百十里地，翻好几个山头，也看不见半个人影。
刘来的父母那时还都小，但那一辈人，能吃苦。就这样，他们就在那边陲之地扎下了根。根本不懂真正的恋爱和婚姻是什么的两小无猜，却因为打小邻居间的感情，极其到了这么一个要啥没啥，两眼一抹黑的困难之地，就在那吃苦耐劳的八年中。两人因为打小的感情基础，在那里相知相守的产生了爱情。随后就是结婚，并生下了刘来。
在刘来两岁那年，这些上山下乡的知青，终于被邓爷爷给解放了。70十年代末，八年前大批上山下乡，落户农村、边陲城、镇、农场的知青终于被落实政策，可以返乡了。
在这场牵扯甚多的知青返乡中，无数娶了，或是嫁了云南当地人，或是夫妻来自两地的知青夫妻，面临的两难的抉择……
这场声势浩大的返乡政策，足足影响了两代人的命运。国家这个政策是好的，像刘来一家，就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回到原籍，落实户口，还安排了工作。但对于有些人，有些家庭，却成了妻离子散的一个起点……
刘来的父母虽然已经在云南结婚生子，生活了八年之久。但家人都在上海，思乡之情也早已是难以抑制。好在两人都是来自同一个城市的人，落实政策时，没什么困难和过多选择的举家回到了故乡——上海。
刘来的父母在回上海后，都被安排在一家加工油漆桶的工厂工作。
刘来的父母从边疆农场返城，通过一双手，一生辛勤和不懈的努力，不但有了自己的住房，和安定的生活。
进入八、九十年代，刘来的母亲在经历下岗大cháo后，刘来家又赶上了动迁。刘来家花了差不多一生积蓄，买下房子的产权后。装修完新房的刘父，一病不起。很快经医院检查，刘父已经是肝癌晚期。刘父为了家庭，为了妻、子，放弃了所有治疗，回到家中拖了五个月不到，就撒手人寰了，享年不过四十九岁。
刘来的母亲，在伤心之余，也被照顾重新安排在了一家招待所当服务员。刘母为了供养刘来读书和维持整个家庭，拼命的工作，并包办cāo持着整个家庭的家务。
在刘来终于大学三年级时，刘母终因cāo劳过度和积劳成病，病倒了。刘母在一九九七年年底，因尿毒症，肾积水、肾功能衰竭等疾病的折磨和并发之下，去世了。
这一年刘来二十二岁！
还算好的是，刘来的妈妈去世时，他已经成年了。刘来也很懂事，在最后一年亲戚朋友的照顾下，顺利毕业，并有了这份工作。之后的两年里，特一直很珍惜目前来自不易的安定生活。每月除了必要的开销，自己还能存下点“老婆本”。他那点钱，除去必要的开销和老婆本，其实就所剩无几了。
刘来倒是没什么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也就喜欢看书，看电影。书不用买，他在图书馆工作，闲暇时可以随便看。看电影就不能了。不过电影刘来只看看星期二的早场，半价，而且一般一个月才来一次。
刘来是个上海这个时尚之都中的典型好男人，当然也是个平凡无奇的市井小民。你看看他，平凡的工作，低微的收入，一心只想过好自己那点看似安逸的rì子。一米七四的不高个头，不算英俊，只能算是过得去长相，倒是还算白净。他几乎一层不变的平淡生活，又有点抠门的xìng格，所以25岁的刘来，到现在也还没女朋友，也就不足无奇了。
冒着大雨的刘来，早早地来到了电影院门口，刘来赶的是八点的第一场。所以售票处都还没营业，由不绣钢铁条组成的卷帘门只开了一小半，透过玻璃门和里面还算通明的灯光，看见里面的工作人员在忙碌的准备着。
闲来无事的刘来站在售票大厅的突出门檐下避雨，同时正向里张望，像小孩似的盼工作人员快点来开门。
突然，身后有人出声道:“朋友，要买电影票啊?”
刘来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只见一个长的jīngjīng瘦，很是黑的家伙，背着个单肩包，一脸尖嘴猴腮样，正抖动着手中的一叠卡片，挤进售票厅的门檐下。
他又说了一边刚才的话，人已笑嘻嘻的，露着满口的黄牙和难闻的口气，挤进门檐里，和刘来并排站在一起。
老来电影院的刘来，猜到这家伙可能是“黄牛(上海人对贩买一些票证职业的特殊称呼)”。平rì里，因为刘来都是看早场，所以都没碰上过这票靠贩票为生的“黄牛”党人。
但作为土生土长上海人的刘来，对于“黄牛”还算并不陌生。“黄牛党”的称谓，是上海人用于描述一堆人在那里抢购物资或票券，有如“黄牛群之sāo然”的现象。
这种“票贩子”在běijīng行话叫“拼缝儿的”，而上海人称之为“黄牛党”，还有更形象的比喻把这类人称之为“票虫儿”。
黄牛活跃于排队购买门票的人龙附近，在中国，黄牛亦会乘chūn运，炒卖火车票。
不过，在中国改革开放前，还被定xìng为“投机倒把罪”的这些黄牛党，一度有些被灭绝了。但在改革开放后，又如雨后chūn笋般冒了出来。
刘来对这些黄牛党的家伙没什么好感。刘来听周围的朋友、同事说，有人上当受骗这些黄牛的不在少数，所以也就没理会跟他主动搭讪的这个黄牛。
那“黄牛”看刘来没理他，依然厚着脸皮继续对刘来游说道：“朋友要买电影的话，我给你便宜点。”
刘来挺烦这种“黄牛”，这种人不光贩票，有时是和出售这些凭证的员工勾结，赚取丰厚的利润。还有些就是用一些假票骗人，买些假票、假证什么的，从中谋取利益，所以刘来不愿和这种黄牛打交道，更别谈交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