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赵佶时，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太学（包括辟雍）共三千八百人，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依蔡京之请，下诏罢科举，人材皆由学校选拔，人才之选全由太学的“三舍法”贡士，罢诸州府发解（解试）及礼部贡院试（省试），直接参加殿试。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科举考试只有殿试，遂无“省元”而有“上舍魁首”，殿试首名仍称状元。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又恢复礼部贡院试（省试）。
“三舍法”：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官员子弟可以免考试即时入学，而平民子弟需经考试合格入学。初入学为外舍；经过考试，成绩合格者由外舍升入内舍；内舍生成绩合格者升入上舍。上舍生成绩优良者可以直接授官或参加省、殿试。“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太学达到极盛时期。
进入南宋以后，科举基本上因袭了北宋的制度，但是由于受战争环境的影响和政治氛围的不同，也做出了一些改革，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南宋建炎及绍兴初年，因战乱而未举行“省试”，改行“类省试”，故无“省元”而只有“状元”。北宋时第二、三名俗称榜眼，南宋时俗称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当为开科之年。可是，这时正属“靖康之变”之际，钦宗自身难保，对科举已无遑顾及。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南宋建立，在金兵的追击下，宋室南迁，国事维艰，驻跸之地无定，科举取士依旧不能按时举行。高宗为了维系士心，同时也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勉强在扬州立足以后，遂于当年十二月初一rì下诏诸路，开科取士，诏书谓：“诸道进士赴京省试，今chūn兵革，已展一年。国家急于取士，已降指挥，来年正月锁院。缘巡幸非久居，盗贼未息灭，道路梗阻，士人赴试非便，可将省试合取分数下诸路，令提刑司差官（于）转运司所在州类试。三省措置省试合放人额，纽计正解、免解，转运司正解并衮同，合以一十四人取一名，余分不及一十四人亦取一名。不终场者不计。内河东路合赴试人，令附京西路转运司所在试。国子监、开封府合就试人，于开封府。诸路合就试人，于转运司置司州军类试。内国子监合赴试人，如在外路州军，愿就本路试者听。其国子监、开封府人令留守司，诸路令提刑司，依贡举法选差试官六员，两路者各差三员。内开封府令留守司差御史台官一员，诸路令提刑司临时实封移牒转运使副或判官一员监试，不得干预考校。如有合避亲之人，专委官依公考校，所避之官不得干预。合避非本路提刑者，依本路监司法，前期牒邻路；合避试官者，封弥官暗记送别位。应逐场试卷，不得止送一位考校。仍令监试官专切觉察。”
根据这道诏书，南宋诸路于建炎二年chūn天由提刑司负责举行类省试。各地类省试合格的正奏名进士，于8月23rì在扬州参加殿试。是举共取进士李易以下451名。尚有103名正奏名进士“以兵兴道梗”，“赴殿试不及”，并赐同进士出身。此外，又取特奏名进士张鸿举以下若干名。
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又值省试之年，以同样原因，于二月下诏，举行第二次类省试。类省试毕，本要举行殿试，因为在时间上与明堂大礼相冲突，才延至翌年三月在临安府举行。是举共取正奏名进士张九成以下379名和特奏名进士若干名。类省试行之才二举，就暴露出了许多弊病，士人多诉其不公，主要是提刑司在选差试官时选非其人，加之缺乏监督，试官营私舞弊的情况十分严重。绍兴三年十月，随着抗金形势的稍有好转，加之“盗贼屏息，道路已通”，遂应臣僚奏请，“诏今后省试并赴行在”，罢诸路类省试。
绍兴四年，正属开科之年，6月12rì，诏依礼部侍郎兼侍讲陈与义奏请，“川、陕道远，恐举人不能如期”，“复令类试”，并“诏川、陕合赴省试举人，令宣抚司于置司州置试院，选差有出身、清强、见任转运使副或提点刑狱官充监试，于逐路见任京朝官内，选有出身、曾任馆学或有文学官充考试官。务在依公，jīng加考校，杜绝请托不公之弊”，这样便使四川、陕西的类省试依然得以保留。自绍兴七年后，川、陕类省试改由制置司主持，在其所在州置试院类试。绍兴九年，朝廷考虑到“陕西举人久蹈北境，理宜优异，非四川比”，因此，同样是类省试，对川、陕举人采取“别号取放”之法，以行照顾。二十七年五月，有臣僚提出：类省试弊端甚多，“议罢之，悉令赴南省”。事下国子监讨论，兵部侍郎兼祭酒杨椿奏曰：“蜀士多贫，而使之经三峡，冒重湖，狼狈万里，可乎？yù去此弊，一监试得人足矣。”遂请选差清强有才行的官员一人，以行监试之职，“仍令监司、守倅宾客子弟力可行者赴省，余不在遣中”。从此成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