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苏联的历史上，我最敬佩，或者说是最仰慕的人只有四个半：列宁同志，他是红sè帝国……不，准确的说，他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模式的缔造者；斯大林同志，一个杀伐果决、令整个世界都为之颤粟的强势人物；赫鲁晓夫同志算半个，权谋大家，隐忍之术无人能及；苏斯洛夫同志，后斯大林时代的理论大师，同时也是cāo弄权术的大师级人物。而最后那一个人就是朱可夫同志，红sè帝国国防力量的坚实后盾，一个只用了25年时间便从小兵晋升为元帅的传奇。
说真的，我已经做好了同一切曾经在历史上耳熟能详的人物真实会面的准备，但我却从未想过，其中的某一个人竟然会与我如此贴近——这个贴近并不是指的面对面，而是牵扯上了关系。
我的jīng神有些恍惚，不过奇怪的是，我首先想到的竟然不是如何同朱可夫进一步攀上交情，而是想的我那个名义上的父亲如果现在还活着，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传奇人物并不是随时都能出现的，我那位父亲不太可能成为元帅一级的人物，但至少做个师长什么的应该不成问题吧？再仔细想一想，那也是没准的事，说不定他没死在战场上，却死在了刑场上呢。
历史嘛，历史最大的乐趣就在于充满了不确定xìng，任何一件事在结果没有出现之前，谁都无法预测它将以什么样的形式收尾。
因为短暂的走神，我没听到朱可夫同rì丹诺夫又说些什么，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正好看到朱可夫用困惑的眼神看着我。
“怎么，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吗？弗拉斯·达维多维奇同志。”问我的人不是朱可夫，也不是rì丹诺夫，而是始终闭口不语的什维尔尼克。
“啊，对不起，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同志，我没有听出您的问题。”我尴尬的看了看波斯克列贝舍夫，小声说道。
“不是我的问题，是格奥尔吉同志问你的问题，”什维尔尼克的语气似乎有些不满，也难怪，在领导面前走神可不是个好习惯。
“不用紧张，弗拉夏，我是问你现在在哪个单位工作。”朱可夫笑了笑，用宽慰的语气说道，听他对我的称呼，似乎将我当成了晚辈。
“啊，内务部人民委员部，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同志，”我没有立刻贴上去，而是仍旧用同志间的称呼回答道，“内务人民委员部机要室。”
朱可夫如今已经是将军了，如果按照前世的历史进程，他明年就将晋升为大将，鉴于我和他之间在职位上的巨大差距，他可以对我表现的亲切一些，我却不能顺杆爬，毫不犹豫的黏上去。
“内务人民委员部？”我看到朱可夫的浓眉瞬间便攒了起来，很显然，他对这个部门的观感不是很好，“内务人民委员部机要室？”
“是的，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同志。”我点点头，补充道。
“呵呵，格奥尔吉，你刚从中国回来，对莫斯科的事情了解的不够多，这位弗拉斯·达维多维奇同志，目前可不是个小人物，他对理论的把握非常jīng准。”rì丹诺夫看了我一眼，笑道，“还记得那篇论述社会主义jīng神文明建设的文章吗？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可以说，这套理论体系最初就是由他提出来的。”
“哦？”朱可夫紧皱的眉头丝毫没有舒展的意思，反倒攒的更紧了，我清楚的看到他同rì丹诺夫交换了一个眼sè，却不知道他们之间在沟通些什么。
即便是在前世的所知中，我都不清楚朱可夫与“列宁格勒派”领军人物rì丹诺夫有什么密切关系，他本身既不是在列宁格勒出生的，也不是在列宁格勒的干部系统内成长起来的。从这一点说，他与什维尔尼克是截然不同的，后者在列宁格勒出生，在列宁格勒干部体内成长，身上早已打上了列宁格勒派的烙印，想摆月兑都没那么容易。
不过再仔细考虑一下，朱可夫成为列宁格勒派的一员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这主要是由列宁格勒派与莫斯科机关派的政争源头与本质决定的。
在贝利亚面前，我将rì丹诺夫定xìng为企图分裂布尔什维克、另立第二zhōngyāng的野心分子，而实际上，列宁格勒派的目的并不是这个。列宁格勒与莫斯科之争在苏联国内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它起源自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时期，延续到今天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有人将它界定为列宁格勒与莫斯科的东西首都之争，但其背后隐藏的，却是向西方靠拢、向世界靠拢的思维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这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争端。
这两种思维方式的争端在帝俄时期表现的尤为突出，双方甚至到了公开诅咒对方的程度，比如说被誉为“俄国式社会主义理论之父”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就曾经怨毒的说：“圣彼得堡永远会促使任何一个正派人去诅咒这个巴比伦。”
而在进入苏联时代之后，这种争论的声音的确是小了，但背地里滚动的暗流却是愈发的激荡，它在整个苏联不算很漫长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消停过。这种争论不是左与右的争论，也不是修正与正统的争论，而是蔓延到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甚至是各项大政方针政策的争论。
知道这种争论导致的最直接后果是什么吗？我认为它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整个苏联，每时每刻都需要一个斯大林式的强权人物存在。有这样的人物存在，列宁格勒派也好，莫斯科机关派也好，还能被那个铁血的大拳砸实在一起，而一旦这个强权人物没了，比如说出现了戈尔巴乔夫那样的软蛋，这个红sè帝国也就走到尽头了。
“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朱可夫通过眼神的交谈从得到了什么启示，他没有再继续追问我工作上的事情，而是转口问道。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干部新村，”我简单的回答道。
尽管我不知道朱可夫与rì丹诺夫的眼神交流中包含着什么样的信息，但我却可以肯定，rì丹诺夫一定知道我，而且对我的现状也了解的很清楚。我相信关于我的问题，rì丹诺夫稍后肯定会再同朱可夫进行交流的。
“嗯，我可能还会在莫斯科停留一段时间，有机会的话，咱们可以多交流一下。”朱可夫点点头，说道。
我默然点头，没再说什么。他最后这句话敷衍的成份很高，相信他从rì丹诺夫那里得到的信息，应该是谨慎方面的，否则的话，以他刚才说话时的热情度，至少要确定一下下次见面的时间。
我知道战友的情谊是很可贵的，但却从没指望着父亲的余荫可以为我带来某种便利。朱可夫是那种可以把旧时的战友情谊看的很重的人吗？我可没那么乐观，这家伙不仅是个真正地军事家，还是个很地道的政客。
果然，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朱可夫他们这些人就把我扔到了一边，再没有人过来理会我了。
我也乐得清闲，或许是因为被贝利亚抓住把柄的缘故，我现在对拼命往上爬的事情有点懈怠了。
坐在旁边听了一会，我才明白朱可夫已经接到了国防委员会的调令，在白俄罗斯军区担任副司令员的职务，为了考察一下军区部队的战斗力，他在白俄罗斯军区内搞了一个演习，过几天，包括rì丹诺夫在内的一些人，将同他一起去明斯克观摩这场演习。
听着这些人的谈话，我的脑子里不禁想起了前世的一些信息。如今已经到了四月底，如果历史的演进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的话，那么再过不到十天时间，莫斯科将会接到乔巴山从乌兰巴托发来的求援信，诺门罕战役随之爆发。
在我刚才来到礼堂之前，在场的人们正在谈论的话题，恰好也是有关远东方面的，准确的说，是关于中国抗rì战争的事情。就在几天前，中国国民zhèngfǔ新任驻苏大使杨杰到任，随后，他便向苏联外交部方面提交了从chóngqìng方面带来的国务信函。这份信函的内容，对于在座的很多人来说都不是秘密，其中主要谈论的，就是chóngqìng需要更多的军事援助。
尽管《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已经在两年前签订，而且莫斯科对中国方面的军事援助已经进行了两次，但这并不是说苏联国内没有反对援中抗rì举措的声音，相反，这种声音还很强烈。其中的主要原因有很多，比如说：中苏双方在蒙古问题上的矛盾，在对待盛世才问题上的分歧，苏联目前国内建设资金紧张的问题等等等等。而在近一阶段，持反对意见的人又有了新的理由，那就是rì军在中国战场上南下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而chóngqìng又有了同rì军媾和的倾向，仅仅是这两个理由，便已经构成了充分的反对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