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卷与小水花吃完晚饭，便去读书馆找资料。
鲁迅先生曾考证过，孙悟空的原型是大禹治水时的无支祁，从古至今，在淮河一带一直流传着关于无支祁的传说，描绘他“形若猿猴”、“力逾九象”，是淮水的水神。吴承恩作为江苏淮安人，对于无支祁的故事应该是相当熟悉，在创造孙悟空这个形象时，无疑借鉴了无支祁的传说。特别在吴承恩版的《西游记》中，孙悟空是破石而出，这又与大禹治水有着隐约联系。《西游记》塑造了四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唐僧－诚心向佛、顽固执着，孙悟空－正义大胆、本领高超是妖怪们的克星，猪八戒－贪财，但又不缺乏善心，沙僧－心地善良、安于天命。这四个人物形象各有特点，性格各不相同，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唐僧取经是历史上一件真实的事。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鼎盛的时期，对外交流非常频繁，所以把时代定在唐朝很合理。除了唐代，其他基本上没什么朝代好写了。汉代，佛教刚刚进入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是分裂的；元朝基本上属于游牧民族统治，佛教没有得到怎么的发展；宋朝，边境危机四伏。只有唐朝，能表现出大唐盛世之景。
大约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仅25岁的青年和尚玄奘离开京城长安，只身到天竺（印度）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他这次西天取经，前后十九年，行程几万里，是一次传奇式的万里长征，轰动一时。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吴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伟大大文学巨著。
刘卷知道自己找到的资料不一定有用，可是不找要是真的碰到什么事情，在游戏里再找，那时已经晚了。刘卷知道有备无患，自己的生命不重要，可是小水花一定要救，那怕自己死去，也要挽救小水花的生命。
不知道为什么，刘卷有时感觉自己变了不少，不再是那个争强好胜的男孩子了，自己学会了冷静的思考。
电脑上说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就兴盛起来。兴盛的一个表现是翻译佛经。南北朝时人们在佛经的翻译中就已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只能根据当时对梵文的理解，运用梵文的知识来翻译经典，而梵文本身是雅语，所以翻译的难度很大。因此有人就想到印度去看看，到底佛教是怎么回事，真正的佛典是怎么样的。
于是南北朝就已经有人开始了去西天取经的行动。因为语言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翻译的佛经到隋唐时期就难以阅读了，更别说梵文的佛经了。这就使隋唐时期一些从事佛经翻译的人很困惑。其实这个问题到现在也还是如此，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正文共5119字个字，但是大家能讲得很清楚吗？都讲不太清楚。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也就是中国对佛经的翻译、理解的历史。因为不懂，就产生了歧义，有了歧义，就产生了争论，有了争论就产生了派别，所以到隋唐时期佛教里产生了很多派别。
宗教，宗是宗，教是教。佛教中有很多的宗，就是因为对经典理解上的歧义而慢慢发展起来的。歧义这么多，怎么办？一些有大志的僧侣就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去印度看看真正的佛教的情况，看看佛经还有多少，看看中土所没有的经书又是怎么讲的。唐初的玄奘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他要到印度去取经完全是因为想探索佛教、佛教经典里的本原的情况。取经的原因就是为了把佛经里讲的问题搞清楚，看更多的经书。
刚才说了，去西天求法的人从南北朝时就已经有了。根据史料记载，最早到西域求法的是三国时代的一位高僧。三国以后，两晋南北朝，也就是从3世纪到8世纪这段时间里，有很多人到西方去求经。这里边最著名的是东晋中叶的一个僧人叫法显，他的佛学修养非常深，而且梵文的基础也很好。法显西行求法，经过大漠雪山，到了北天竺，然后到中天竺。天竺就是现在的印度。法显在印度三年，看了很多的经书，之后带了很多经书回国。去的时候走的陆路，回国走的是水路。从印度到了狮子国，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然后坐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浪，经过辗转漂流，到了苏门答腊，再坐船漂到了现在的中国广州，之后又在海上漂流了很久，才靠岸，上岸一看，已经到了现在的山东青岛了。他一算时间，从斯里兰卡开始，在海上走了三年。不管他带回来的东西多少，他的这种精神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从此，到西天取经成为了对佛教无限忠诚的一个具有象征性的行为。
据学者统计，从公元3世纪到4世纪，一共有7个和尚从陆路去取经，到了5世纪，有61个人到西天取经，6世纪有14个人，7世纪有56个人，8世纪有32个人。从3世纪到8世纪不断的有高僧离开中土，不顾个人安危长途跋涉到西域去求经。史书上记载的这170个人，其中平安返回的只有43人，大多数人都牺牲了。佛教徒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坚定的，显示了佛教的感召力，僧侣的追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唐代初年，出现了玄奘西天取经的壮举。玄奘取经是了不起的事情，虽然他并不是第一位去天竺取经的僧人，但他的成就特别大，影响特别大，具有的文化意义特别深远。玄奘取经，一是为了解决佛经中的疑惑，再一个是当时东土的经文太少，他要看更多的经文。所以，玄奘取经也是对公元3世纪以来不断往西天求法这个传统的继承。他决定去西天取经，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这也是真理的追求。宗教不管是否能称得上真理，但是对于教徒信徒来说，他们所追求的就是真理。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从3世纪西天取经的事情中就能看出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
唐代时佛经更加难读，玄奘的一个徒弟慧立在一本书里说，众人对于佛经是“先贤之所不觉，今者之所共疑”，也就是说，南北朝时的先贤没有解决的问题，到现在更成了今天学者共有的广泛的疑难，佛教的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玄奘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了去西天取经的历程，所以意义非常重大。
他深入学习各宗的经论，学得越深，了解越广，怀疑和困惑就越多。到长安后，他就决心到天竺求法。恰好此时长安有个从天竺来的僧人，向他介绍了印度佛教的情况，特别提到了那烂陀寺，这是个了不起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是个寺庙，但实际上是佛学最高学府。经过这个印度僧侣的介绍，玄奘更下定决心要去印度，要去那烂陀寺。玄奘求经显示了他的意志，他完全是有目的有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