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末,东征战场,鸭绿水。
远征军行进速度缓慢,一则高句丽人坚壁清野,大肆破坏道路,二则今年雨季来势较猛,雨水连绵,河流暴涨,路面更是泥泞不堪,其三则是考虑到粮草供应十分艰难,将士们不得不带足了整整一个月的口粮,同时因为千里跃进,超远距离作战,为保障速度,不得不大量减少车辆,但必要的作战装备又不能减少,相反还要增加,于是卫士们的负重远远超标,严重超出了体力的承载限度。
道路坏了,桥梁断了,有选锋军在前面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但卫士们的负重超标,就只能自己解决了,体力好的就咬牙坚持,体力不好的就麻烦了,上官责骂是小事,拖累了团队的行军速度是大事,那是要砍头的。迫不得已之下,卫士们只好偷偷减负,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所带的口粮和衣服等暂时用不上的东西埋进土里,这样十天半月下来也就减负得差不多了。
此事严重违反军纪,但此事更严重背离了客观事实,下达命令的统帅们太官僚了,而基层军官既要面对怨声载道的士兵,又要面对不讲情面的上官和冷酷无情的军纪,稍有应付不好,不是丢官就是掉脑袋,被逼无奈,也只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对士兵的“减负”睁只眼闭只眼,视若不见。
只是,当远征军所有卫士都在“减负”,所有基层军官对此均视若不见,必会造成严重后果。事情暴露后,虽然法不责众,但造成的后果已事实存在,已经对远程攻打平壤造成了影响,为此,统帅们首要考虑的不是自己将要为此承担多大责任,而是麾下三十万远征将士的生命。
左翊卫大将军宇述明确提议,紧急禀奏圣主和枢,详细述说远程攻击平壤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以及由这些困难所产生的事实存在的、足以危及到远征军安全的巨大危险。
实际上目前粮食还能支撑,虽然卫士们埋掉了自己后半程的口粮,但辎重营的粮食足够支撑远征军半个月的用度,只是如此一来,远征军攻打平壤的时间连半个月都没有了。从军事常识来说,这一仗不能打了,条件不具备。当然了,若后方能把粮草武器及时送到平壤城下,并且源源不断的送过来,这一仗依旧可以打,但问题是,圣主是否敢保证？枢是否敢为此负责？
尚书右丞刘士龙明确反对。从政治上来说,今年结束东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从当前战局来说,远程攻击平壤,水陆夹击,是唯一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攻击手段。而从军事角度来说,水师已经出发了,马上就要抵达平壤了,这时候陆路突然撤军,等于让高句丽人集全部力量攻打水师,这岂不陷水师于危境？再说了,能否一举攻克平壤,粮草并不是决定性条件,只是必备条件之一,所以刘士龙认为,不能以粮草为理由,停下攻击平壤的脚步。
刘士龙坚持杀到平壤,坚持水陆夹击平壤。你连平壤都没到,你怎么知道自己就不能创造奇迹,一举攻克平壤？退一步说,就算未能攻陷平壤,大军撤回了,那也总比半途而废好,最起码对上对下都有所交代。另外更重要的是,远征军此举,可以向高句丽人表明自己不打下平壤、不灭亡高句丽誓不罢休的决心,这必然会打击高句丽人的士气,让高句丽人害怕,或许便能迫使高句丽王举国投降,或者迫使平壤内讧不攻自破。
前线最高统帅右翊卫大将军于仲认可宇述的建议,他本来就不支持实施段振遗策,从稳妥安全的角度出发,远征军理应止步于鸭绿水,先把高句丽的半壁江山拿下来,然后利用一个冬天的时间巩固胜果,囤积粮草,为明年攻陷平壤、灭亡高句丽打下坚实基础。
但他不仅仅是军方大佬,还是政治大佬,他考虑问题的角度不能只限制于军事,还必须从政治层面权衡得失,为此他不但要认真对待刘士龙的意见,还要反复思量宇述的提议。显然,宇述的提议居心叵测,包藏祸心。宇述是圣主的绝对亲信,是圣主在军方的代言人,是枢核心层成员之一,如此人物竟单纯从军事上考虑问题,这明显就不对,说句不好听的话,宇述摆明了就是给于仲挖坑。
此次远程攻打平壤,前线总指挥是于仲,理由很简单,从军事立场考虑,于仲是军方第一大佬,不但德高望重,功勋赫赫,更有丰富的临战指挥经验,是最合适的人选,但如果从政治立场考虑,宇述位高权重,凌驾于于仲之上,是理所当然的总指挥人选。
但圣主为什么要让宇述屈居于仲之下？宇述又为何能忍受这样的委屈,甘心辅佐于仲？官僚贵族们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件事最弊屈的不是宇述,而是于仲,于仲就是一“替罪羊”。仗打赢了,功劳是大家的,见者有份;打输了,第一责任者当然是于仲。
对圣主来说,于仲可以舍弃,但宇述绝对不能舍弃。宇述不仅是圣主的心月复,是圣主的支持者,更是圣主和枢的脸面,如果宇述出任前线最高统帅,打了败仗,宇述固然要接受惩罚,圣主和枢也是颜面尽失,权威丢尽。所以从圣主和枢的立场来说,宇述肯定要去前线,圣主和枢唯有通过宇述,才能如臂指使地遥控远征军,让远征军按照圣主和枢的意图去实现攻击目的,但总指挥绝对不能是宇述,必须是其他人,于是于仲非常不幸地坐上了这个“烫手”位置。
于仲心知肚明,不论他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位置都是他的,但他是什么人？他岂肯做“替罪羊”？岂肯为他人做嫁衣？大军上了征途,他就牢牢抓住了指挥权,根本就不卖宇述的帐。我说怎么打就怎么打,你不要啰嗦,更不要于涉,打输了我认了,打赢了功劳少不了你的,总之一句话,前线我说了算。
宇述岂肯放权？事关重大,他不敢放权,任由于仲为所欲为,因为他知道圣主的秘密,圣主要求他不惜代价向平壤推进,以牵制高句丽人的主力,掩护来护儿的水师先打平壤。但这个秘密于仲不知道,于仲还以为来护儿在海面上等着他,与他一起联手夹击平壤,所以不出意外的话,于仲会稳扎稳打,徐徐推进,利用己方的优势,利用敌人的阻击,想方设法在平壤城外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样既有利于后期的攻城大战,亦有利于己方从容撤军。如此一来远征军的推进速度就慢了,对高句丽人的牵制力就弱了,就不利于来护儿攻打平壤。
事实也的确如此,于仲求稳,他嘱咐各军统帅务必求稳,切莫冒进,切莫让卫士们筋疲力尽,宁慢莫快,而高级军官和基层军官之所以纵容默许士兵们私自“减负”,也正是因为于仲从这一命令所传递出来的“消极怠战”的讯息。至于于仲是不是有心利用粮草不足做章,是不是早就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是不是以无功而返为目标来制定行军计划和攻击部署,那就不得而知了。
无奈之下,宇述唱白脸,处处与于仲对着于,而刘士龙唱红脸,屡屡与宇述对着于。于仲做决策的时候,不能不与宇述和刘士龙商量,但宇述与他对着于,而刘士龙又与宇述对着于,两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而于仲对这两个人敬而远之,一个都不相信,结果可想而知,鸡同鸭讲,三个人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
到了鸭绿水,于仲更谨慎了,迟迟不渡河。宇述气不过,于脆给他挖坑,你既然不渡河,那于脆就以粮草不足为由,上奏圣主和枢,不走了,这仗不打了,今年的东征到此为止吧。
这样的奏章于仲当然不会写,写了也白写,圣主和枢即便现在“放他一马”,但这笔帐肯定记上了,秋后一起算。
三个人正在为是否渡河、何时渡河争执不下的时候,高句丽的使者来了。来者身份高贵,高句丽王下第一人,宰执乙支德。
乙支德开门见山,说自己是来投降的,为避免高句丽亡于战火,为拯救无辜生灵于水火,愿为内应,只待远征军杀到平壤城下,就为远征军打开城门,献上高句丽王的人头。
奇迹出现了。
刘士龙非常高兴,当即与乙支德具体洽谈,并火速奏报圣主和枢。
刘士龙是坚持以外交手段解决远东危机的枢重要成员之一。从土的远东利益来说,土的确需要高句丽来约束远东诸虏,稳定远东局势,但前提是,高句丽可以比远东诸虏强大,但不能凌驾于远东诸虏之上,称霸远东。只要高句丽不称霸,不对土的远东利益构成威胁,那么高句丽就是土最好的远东附庸。从这一目标出发,东征的确以外交手段为佳,毕竟灭了高句丽之后,远东局势也就乱了,虽然诸虏混战也有利于土,但对边疆安全的潜在危险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若能以武力迫使高句丽放弃称霸,世世代代臣服于土,还是最符合土的利益。
这时候宇述又唱白脸了。临行前圣主给了于仲和宇述密令,若有机会,就捕杀乙支德。高句丽人失去了乙支德,就如恶狼失去了爪牙,再无反抗之力。宇述劝告于仲,不要对高句丽人抱有幻想,也不要违背圣主的密令,马上抓捕乙支德。
于仲犹豫了。之前圣主和枢一直都想以外交手段来解决远东危机,但被高句丽人耍了,于是恼羞成怒,决心以武力摧毁高句丽,这才有了远征军千里跃进直杀平壤,但如此一来战局就变了,高句丽人危在旦夕了,于是乙支德来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平壤内部分裂了？如果平壤内部分裂了,这个机会就不能错过,否则将来圣主和枢怪罪下来,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当然了,乙支德也有可能是诈降,以诈降来阻止远征军的攻击,但这个判断自己不能下,而应该由圣主和枢来做出,这样不论对错,责任都不是自己的。
另外于仲的确不想去攻打平壤,远征军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实施段振遗策,除非发生奇迹,否则胜算极低,一旦兵败,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于仲也存了拖延的心思,正好乙支德来投降,那不论真假都可以拖延一段时间,正符合于仲的心意。
宇述岂肯让于仲如愿？你不抓,我抓。